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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关于对民族融合方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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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的《论隋末唐初所谓“山东豪杰”》指出：冀、定、瀛、相、济、青、齐、徐、兖诸州皆隋末唐初间山东豪杰之出产地，其地实为北魏屯兵营户之所在。由此推测此集团之骁勇善战，中多胡人姓氏（翟让之“翟”亦是丁零姓）、胡种形貌（如徐世勣之类），及从事农业，而组织力又强。认为该集团是北魏镇兵的后裔。史念海的《唐代前期关东地区尚武风气的溯源》分析了秦汉时期“关东出相，关西出将”演化为唐代前期关东尚武风气的原因。指出，“永嘉乱离后，关东已经成了羌胡杂居的地区，而且还有其他本来从事游牧生涯的部落”，环境骤变，为自保，坞堡组织须以武力抗衡，且这种尚武之风绵延不绝；而进入关东地区的胡族，其本身就具有善骑射的特点。汉族人本以儒雅著称，但北朝政府机构中，不乏以勇武入仕的汉族官员。历史的变迁，使关东地区的人文环境发生了改变。樊文礼的《唐代的安姓胡人》从安姓胡人的来源、唐代安姓胡人的分布、安姓胡人在唐朝历史上的影响和作用等几个方面进行阐述，指出了安姓胡人在河南的分布情况。付永聚的《论唐代胡汉民族之间的混融互补》一文对唐代民族构成进行研究。认为“唐人”是民族互化的结果，民族互化凝聚成“唐人”。自魏晋南北朝以来，大量胡族包括外国移民人居中原，到唐代，这些胡人逐渐融合到汉民族之中，这种融合包括血统融合（通婚）和非血统融合（赐姓、改姓、伪造家谱等）两种方式。同时，唐代周边胡族中汉族成员的人数在逐渐增加，这些人口多是因躲避战乱、和亲通婚、被强行掠夺、被胡人收为养子等方式流入胡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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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关于对乡村组织与教育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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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祥星的《唐代里正——吐鲁番、敦煌出土文书研究》，利用敦煌、吐鲁番文书资料对唐前期的里正进行考察。张泽咸的《唐代的衣冠户和形势户——兼论唐代徭役的复除问题》，从社会阶级结构的角度，把“里正”划为唐代的“形势户”之列。谷更有的《唐宋乡村基层力量与社会控制》对唐代的里正分阶段论述，指出前期里正是称职的，在乡村很有威望，“里正每一员缺，拟者十人”。任职资格为勋官六品以下和白丁清平强干者两种人。唐中后期的里正，文献记载印象多不好，白居易诗中（《杜陵叟》）的里正则是身为县令的马前卒，为县府横征暴敛充当帮凶。这时充当里正的是“县乡豪吏”，张泽咸先生将其称之为形势户。也指出唐代村正的任职资格是“白丁”，在不能满足此条件的情况下，还可由“十八以上的中男残疾充”。李浩的《论里正在乡村行政中的地位》，认为“里”是唐代乡村社会的中心，“里正”则是唐朝对乡村实行管理的首要执行者，并详细论证了里正的职掌及其运转形式。万军杰的《试析唐代的乡里村学》认为唐代的乡里学校实际上是属于带有官助民办性质的基层教育形式之一，担负着教化和启蒙教育两方面职责。正因为包括乡里村学在内的各类私学的广泛发展，才使唐代教育的普及和文化下移成为可能，并与官学一起促进唐代文化的发展和社会风尚的变迁。齐涛的《魏晋隋唐乡村社会研究》，从乡村社会变迁的角度探讨了魏晋隋唐时期乡村社区，内容涵盖了乡村组织、乡村管理、乡村建设、乡村商业活动诸方面。马新、齐涛的《汉唐村落形态研究》认为“唐代的乡里组织，上承北朝之三长制、南朝之乡里村落制，较前代发生了重要变化，其集中表现是乡长与乡正的消失，里正直接向县衙负责，成为实际上的乡政处理者；前代里正的职掌则交由村正负责，村落的行政与法律地位得到确认，乡里之制演化为乡村之制。”秦晖的《传统十论》，认为唐代以姓命名的村不多，“隋唐始见其萌，宋元渐多，而明、清，尤其是清代才大为流行”。这方面的文章还有韩昇的《魏晋隋唐——坞壁和村》，以及日本学者中村治兵卫的《再论唐代的乡——望乡和耆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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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中州乡村社会 二、本文研究的内容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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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分四个部分对唐代中州乡村社会生活状态进行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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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大族、官吏与中州乡村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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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农经济社会，乡村民众的生存较多地依赖基层官吏的引导，本部分介绍一些良吏对中州乡村社会发展所作出的贡献。基层行政力量有时并不能完全控制乡村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更多时候，民众的生活与地方大姓有着天然的不可分割的关系，本部分也分析了唐代中州乡村大姓对乡村社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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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唐代中州乡村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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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以食为天，乡村社会的发展主要是经济的发展。唐代在均田制时期，农民较多地固定在土地上，经济结构为传统的种植业。但唐中期以后，均田制逐渐瓦解，农民多以佃食或以经营工商业为生。关于租佃经营，已有许多文章进行论述，本部分重点介绍了唐代中州地区的物产资源、工商业发展状况、乡村借贷及交通运输业。中州地区拥有丰富的物产资源，它们是乡村经济赖以发展的重要支柱。唐代中州经济除种植业外，工商业也十分发达。这与国家的政策变化，便利的交通条件，官吏的引导是分不开的。农民可以从事多种工商业活动，如纺织业、酿酒业、餐饮业、售茶、粮食贸易、制酱、制醋、家畜饲养、屠宰、陶瓷业、石刻、印染业、草编、医药业、果品批发与贩运等等。尤其在均田制破坏以后，国家的户籍制度更有利于乡村居民外出经商，他们大多流入城市，在城市从事商业经营活动，其经商场所被称为“客户坊”。唐代中州地区的工商业是基于丰富的物产资源、便利的交通条件及良好的政策环境、优越的地理位置而发展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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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唐代中州乡村社会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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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农经济抵御各种灾害的能力较弱，为稳定社会秩序，统治者很早就已注意对乡村民众实施救助。早在唐代，中州乡村的社会救济事业就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当然，这种社会救济还处于原始状态，与今天的社会保障不可同日而语，但它却是社会保障的初始阶段。唐代中州乡村社会救助分为老年救助、医疗救助、自然灾害救助等，救助实施的主体为政府，同时也有宗教团体与大族、富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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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唐代中州民众信仰与习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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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中州地区民众信仰是多种多样的，有佛教、道教信仰、自然崇拜、祖灵崇拜等等。本部分描述了唐代中州地区民众的佛教信仰状况、道教与民众的生活，中州民众的山川崇拜、社稷祭祀以及对传说人物、古代帝王、一心为民的地方官员的祭拜。唐代中州乡村文化生活也是丰富多彩的。唐代国家正统的文化教育为儒学，但这些只是举子们为参加科举考试及地方官吏为推行教化而强制实行的，对乡村大多数民众来说，与他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是各种宗教，尤其是佛教、道教。在乡村民众的社会生活里，佛教占据着重要的位置。乡村大多数人有着共同的佛教信仰，每乡每村皆建有佛堂。一个人从出生到死亡，都与佛教有着不解之缘。人们生子要向观音菩萨祈祷，出外经商祈求菩萨保佑，入学考试也要向神灵祈祷，疾病及自然灾害更要把希望寄托于神灵的护佑，逢到重要节日如正月十五，还须看佛寺的燃灯表演、观看戏曲演出，最后在死亡之时，还要请僧人讲经超度亡灵。唐代中州地区的佛教寺院担负着社会教化、经济发展、社会救济、疾病医疗、知识传授、文化娱乐等多种社会功能，是乡村社会的文化中心。现在，我们看到西方国家，宗教肩负着社会教化的任务，但早在中国中古社会，宗教已具备这样的社会功能。当然，宗教以及各种迷信不可避免地会给人们的社会生活带来危害，在弘扬民俗文化的同时，对其糟粕也应予以剔除。与佛教相比，道教的政治教化功能相对较弱。其崇尚自然，追求长生延年，成道成仙，在民众中较有影响，但往往杂以占卜巫术。道教也讲求济世救人，修功德、造像、写经等。唐代中州民众奉行多神崇拜，除佛、道二教外，还对山、水、社稷等神祈祷崇拜；对古今有利于民生的官员、传说人物也给予奠祭。中原地区是多民族聚居之地，自东汉末年以来，匈奴、鲜卑、羯、氐、羌五胡纷纷内迁，并建立自己的政权，加速了民族的融合。到唐代，又汇入了新的民族成分，西北少数民族不断移居中原，东方的高丽也不断移入内地。民族迁徙，使得中州地区的风俗、信仰出现了新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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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研究方法：本文的着眼点在于唐代中州乡村民众的社会与生活状态。由于古人留下的史料多是关于统治制度、政策、上层人物的事迹等，对广大民众的生存生活状态记载较少，仅有的史料也散见于统治者征收赋役、禁止民间淫祠等的诏令、奏章中。这些文献主要是：《新唐书》、《旧唐书》、《唐大诏令集》、《册府元龟》、《文苑英华》、《全唐文》等。有关唐代乡村社会生活的资料，见于唐人的诗歌中，主要是《全唐诗》。还有一些笔记小说也保存了乡村社会资料。类书如《太平广记》中保存有乡村社会生活的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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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志里面也有关于中州情况的记载，如《新唐书·地理志》、《旧唐书·地理志》、《元和郡县图志》、《读史方舆纪要》等。河南考古发现、出土文物、墓志铭等是珍贵的资料，如《唐代墓志汇编》、《金石录》、《金石萃编》、《洛阳考古集成·隋唐五代卷》等。因此，对本课题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存在着挑战和一定的困难。所幸本人多年来一直坚持搜集和整理相关资料，关注本课题的研究动态和研究成果，才促成拙著的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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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在别人研究的基础上利用正史、笔记小说、类书、唐诗的记载，并根据考古、石刻等资料来阐释唐代中州乡村社会状况的。由于本人学疏才浅，加上所能查阅到的资料有限，文中的叙述会有诸多欠妥或不足之处，敬请斧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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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中州乡村社会 第一章 唐代宗族、官吏与中州乡村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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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唐代中州行政地理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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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中州包括河南道的大部分、河北道的一小部分、山南道的一小部分、淮南道的一小部分。总括起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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