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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擀为汴州刺史时，也有政绩。《旧唐书》卷190中《文苑中·齐擀传》：“（开元）十二年，出为汴州刺史。河南，汴为雄郡，自江、淮达于河、洛，舟车辐奏，人庶浩繁，前后牧守，多不称职，唯倪若水与澣皆以清严为治，吏民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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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元初，为河南经济发展作出贡献的当推姚崇。姚崇，陕州硖石人，曾做过唐中宗、睿宗、玄宗三朝宰相。开元初，山东（函谷关以东）出现蝗灾。开元三年（715），当蝗虫肆虐之时，人们昧于迷信，焚香拜祭，祈祷苍天福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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蝗虫本是一种喜欢干燥的昆虫，它的卵产在土质比较粘硬、土壤含水量在18%左右的土壤中。干旱使蝗虫大量繁殖，迅速生长，酿成灾害。其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在干旱年份，由于水位下降，土壤变得比较坚实，含水量降低，且地面植被稀疏，蝗虫产卵数大为增加，多的时候可达每平方米土中产卵4000～5000个卵块，每个卵块中有50～80粒，即每平方米有20万～40万粒卵。同时，在干旱年份，河、湖水面缩小，低洼地裸露，也为蝗虫提供了更多适合产卵的场所。另一方面，干旱环境生长的植物含水量较低，蝗虫以此为食，生长较快，而且生殖力较高。蝗灾的发生，与干旱有着密切的关系。相反，多雨和阴湿环境对蝗虫的繁衍有许多不利影响。蝗虫取食的植物含水量高会延迟蝗虫生长和降低生殖力，多雨阴湿的环境还会使蝗虫流行疾病，而且雨雪还能直接杀灭蝗虫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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蝗灾多发生在春季或夏秋季节，《旧唐书》卷37《五行志》记载，“开元四年（716）五月，山东螟蝗害稼，分遣御使捕而埋之”。“兴元元年（784）秋，关辅大蝗，田稼食尽，百姓饥，捕螳为食，蒸曝，扬去足翅而食之。明年夏，蝗尤甚，自东海西尽河、陇，群飞蔽天，旬日不息。经行之处，草木牛畜毛，靡有孑遗。关辅已东，谷大贵，饿馑枕道。京师大乱之后，李怀光据河中，诸军进讨，国用磬竭。衣冠之家，多有殍殕者。……有司奏国用才可支七旬。德宗减膳，不御正殿。百司不急之费，皆减之。”唐代蝗灾的防治，主要采用人工捕杀、天敌捕杀等几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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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元初，山东发生蝗灾，“救时宰相”姚崇闻报，急忙采取对策，上奏玄宗，派遣朝廷御史分赴蝗害诸州，督促当地官员驱捕焚埋，“以救秋稼”。姚崇富于吏才，注重实际，态度坚决，说理有力。他以《诗经》与汉光武帝诏灭除蝗之义作为依据，指出灭蝗先王典籍有征，事有所验。蝗食庄稼，稼有田主；灭蝗符合田主利益，人必尽力。再者，蝗虫畏人，人不必畏蝗；坐视束手，无异畏蝗，若设法捕杀，“易为驱逐”。最后，他根据“蝗既解飞，夜必赴火”的趋光特性，提出“夜中设火，火边掘坑，且焚且瘗，除之可尽”的捕蝗之法。玄宗接受了他的建议，“乃遣御史分道杀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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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捕蝗并非一帆风顺，朝臣中不乏反对的议论。在声势喧嚣的飞蝗面前，或惶惧不知所措，或畏天谴。连一向唯诺连声的“伴食宰相”卢怀慎也向姚崇进言：“蝗是天灾，岂可制以人事？外议咸以为非。又杀虫太多，有伤和气。今犹可复，请公思之！”姚崇反驳说：“今蝗虫极盛，驱除可得，若其纵食，所在皆空，山东百姓，岂宜饿杀！”如果“救人杀虫，因缘致祸，崇请独受，义不仰关”，驳得卢怀慎哑口无言。御史督捕，焚埋灭蝗，使蝗虫缓解，秋稼不致全损，“是岁，田收有获，人不甚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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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玄宗和姚崇为了鼓励捕蝗，曾采取以捕代赈的做法：“采得一石者，与一石粟；一斗，粟亦如之，掘坑埋却。”这无疑对捕灭蝗虫起了促进作用；但他们对“大如黍米，厚半寸盖地”的“（蝗）卵”，却忽视了捕灭，为来年蝗虫的再度孳生埋下了祸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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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元四年（716）夏，“山东蝗复大起，姚崇又命捕之”。督捕御史到达汴州，督促捕蝗，“获蝗一十四万石，投汴渠流下者不可胜纪”。在这次灭蝗斗争中，唐玄宗的态度比上年积极而坚决。下诏申明：“向若信其拘忌，不有指麾，则山东田苗，扫地俱尽。使人（捕煌使）等到彼催督，其中犹有推托，异此当委官员责实。若有勤劳用命，保护田苗，须有褒贬，以明得失，前后使人等审定功过，各具所由州县长官等姓名闻。此虫若不尽除，今年还更生子，委使人分州县会计，勿使遗类。”接着玄宗采取了较为有力的灭蝗救灾措施。开元四年七月六日下制，凡河南、河北遭遇蝗害诸州，“十分损三以上者，差科杂役，量事矜放”。玄宗还采取了善后措施，于开元五年（717）二月下诏重申：“顷岁河南、河北诸州蝗虫为患，虽当遣除瘗，恐今仍生育”的潜患，特遣“试御史崔希乔往河南道，观察百姓间利害”，从而巩固了灭蝗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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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杰为河南尹时，其政绩也为人称颂。《旧唐书》卷100《李杰传》：“李杰，本名务光，相州滏阳人。后魏相州刺史宝之后也。其先自陇西徙焉。”开元初年，为河南尹，他注意听取民声，处理诉讼，“虽衢路当食，无废处断”，受到民众爱戴。起先，黄河与汴水之间有一梁公堰，年久堰破，江、淮漕运不通。李杰奏请调发汴、郑丁夫进行疏浚，省功速成，“公私深以为利，刊石水滨，以纪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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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开元年间，为河南作出贡献的还有元德秀。他生于694年，卒于754年，字紫芝，祖籍陆浑（今嵩县），后定居鲁山商余山，唐开元年间进士，735年出任鲁山县令。元德秀为政清廉，一生不置家产，官俸除供养母亲及幼侄外，全都用来救济贫困及孤寡之人。他为民请命，直言敢谏。开元二十三年，唐玄宗出游东都洛阳，在五凤楼前搭设舞台，令三百里内州县官吏带艺人献歌献舞。许多州县官吏为取悦皇帝，大兴豪华奢靡之风，所献歌舞，尽皆歌颂升平。而元德秀却让随从艺人演唱他自编的《于蒍》歌舞，反映鲁山地僻土瘠、灾荒连年、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唐玄宗深受感动，大加赞赏，并免除鲁山百姓的赋税徭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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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流域，经过安史之乱，满目疮痍，但当时地方的刺史、节度使也都在招抚流散，劝课农桑。肃、代之间，滑、亳、魏、博等州节都使令狐彰，“内检军戎，外牧黎庶”，“田畴大辟，库藏充积”。《旧唐书》卷124《令狐彰传》记载：其父“（令狐）濞，天宝中任邓州录事参军，以清白闻，本道采访使宋鼎引为判官”。“安禄山叛逆……（令狐）彰乃明示三军，晓以逆顺，众心感附，咸悉力为用……遂以麾下将士数百人随万定入朝。肃宗深嘉之，礼甚优厚……拜御史中丞兼滑州刺史、滑亳魏博等六州节度，仍加银青光禄大夫，镇滑州，委平残寇。及史朝义灭，迁御史大夫，封霍国公，寻加检校工部尚书。未几，检校右仆射，余并如故。彰在职，风化大行。滑州疮痍未复，城邑为墟，彰以身励下，一志农战，内检军戎，外牧黎庶，法令严酷，人不敢犯。数年间，田畴大辟，库藏充积，岁奉王税及修贡献，未尝暂阙。时犬戎犯边，征兵防秋。彰遣属吏部统营伍，自滑至京之西郊，向二千余里，甲士三千人，率自赍粮，所过州县，路次供拟，皆让而不受，经闾里不犯秋毫，识者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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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历初年，相卫节度使薛嵩，颇有治名，“数年间，管内粗理”。《旧唐书》卷124《薛嵩传》记载：“诏遂以嵩为相州刺史，充相、卫、络、邢等州节度观察使，承嗣镇魏州，忠志镇恒州，怀仙镇幽州，各据数州之地。时多事之后，故欲安人，遂以重寄委嵩。嵩感恩奉职，数年间，管内粗理，累迁检校右仆射。”元和中，他的儿子郑、滑节督薛平，疏黄河古道二十里，自是“滑人遂无水患”。《旧唐书》卷124《薛嵩传附薛平传》：“宰相杜黄裳深器之，荐为汝州刺史、兼御史中丞，理有能名。元和七年（812），淮西用兵，自左龙武大将军授兼御史大夫、滑州刺史、郑滑节度观察等使，累有战功。滑州城西距黄河二里，每岁常为水患。平询访得古河道，接卫州黎阳县界。平率魏博节度使田弘正同上闻，开古河南北长十四里，决旧河以分水势，滑人遂无水患。居镇六年，入为左金吾大将军。未几，复为郑滑节度观察使。及平李师道，朝廷以东平十二州析为三道，以淄、青、齐、登、莱五州为平卢军，以平为节度、观察等使，仍押新罗、渤海两蕃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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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唐书》卷134《马燧传》：“迁郑州刺史，燧乃劝课农亩，总其户籍，岁一税之，州人以为便。大历四年（769），改怀州刺史，乘乱兵之后，其夏大旱，人失耕稼；燧乃务修教化，将吏有父母者，燧辄造之施敬，收葬暴骨，去其烦苛。至秋，界中生穞谷，人颇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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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元二年（786年），河淮之间的陈许，在节督使曲环的治理下，“政令宽简，赋役均平”，“流亡复业，兵食皆足”。《旧唐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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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151《孟元阳传》：“孟元阳，起于陈许军中，理戎整肃，勤事，善部署。曲环之为节度，元阳已为大将，环使董作西华屯。元阳盛夏芒□立稻田中，须役者退而后就舍，故其田岁无不稔，军中足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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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耽对滑州也作出了贡献。《唐语林》卷七《补遗》：“滑州城，北枕河堤，常有沦垫之患。贞元中贾丞相耽凿八角井于城隅，以镇河水。咸通初，刺史李撞以其事上闻，立贾公祠，命从事韦岫纪其事。”《全唐文补编》卷58《滑州新井铭》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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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城控白马之津，迩斥卤之溢，里居者井无良焉，宰夫司庖，汲用自远，人则劳已，心曷以宁，乃相土宜，视水脉，因便道，求美泉，得之于城濠之右隅，合为一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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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主要谈了史迹中所载的官吏的治绩。另外，唐代中州乡民也常常为有政绩的官员立碑，据宋代赵明诚《金石录》及《旧唐书》记载，唐代中州官员的政绩碑主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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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相州刺史许圉师德政碑 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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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洛州刺史贾公清德颂 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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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叶县令宋君遗爱碑 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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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洛州长史卢公善政颂 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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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济源令李造遗爱碑 1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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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重修李造遗爱碑记 1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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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扶沟令马光淑颂 1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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