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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德秀为鲁山县令时，执法严谨，且宽厚待民。时有一盗徒入狱，恰逢虎害，盗徒愿以格杀猛虎以自赎。胥吏劝阻，元德秀说：“许之矣，不可负约。即有累，吾当坐，不及余人。”盗徒果然杀死了猛虎，背尸而归，为鲁地除了一大害。元德秀诚信化人，为百姓造福，得到全县民众敬仰，并被朝政官员誉为“元鲁山”。李华曾为其撰《鲁山令元德秀墓碑》，颜真卿书写，李阳冰撰额，后人争相模写，号为“四绝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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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吏对地方社会的治理重在以惠养人。《旧唐书》卷185上《良吏·贾敦实传》：“咸亨元年，（敦实）累转洛州长史，甚有惠政。时洛阳令杨德幹杖杀人吏，以立威名，敦实曰：‘政在养人，义须存抚，伤生过多，虽能亦不足贵也。’常抑止德幹，德幹亦为之稍减。……初敦实为洛州刺史，百姓共树碑于大市通衢，及敦实去职，复刻石颂美，立于兄之碑侧，时人号为‘棠棣碑’。敦实后为怀州刺史，永淳初，以年老致仕。”“棠棣”是一个典故，出自《诗经·小雅·常棣》，其诗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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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棣之华，鄂不韡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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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今之人，莫如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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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丧之威，兄弟孔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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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隰裒矣，兄弟求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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脊令在原，兄弟急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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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有良朋，况也永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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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弟阋于墙，外御其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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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有良朋，烝也无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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丧乱既平，既安且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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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有兄弟，不如友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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槟尔笾豆，饮酒之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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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弟既具，和乐且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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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子好合，如鼓瑟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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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弟既翕，和乐且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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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尔室家，乐尔妻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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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究是图，亶其然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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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中的“常棣”亦作“棠棣”，比喻兄弟。洛人树“棠棣碑”来表彰王敦实、王敦颐兄弟作出的贡献。《旧唐书》卷185上《良吏·权怀恩传》：“怀恩初以荫受太子洗马……后历庆、莱、卫、邢四州刺史，洛州长史。怀恩姿状雄毅，束带之后，妻子不敢仰视。所历皆以威名御下，人吏重足而立。俄出为宋州刺史。时汴州刺史杨德幹亦以严肃与怀恩齐名。至是怀恩路由汴州，德幹送之出郊，怀恩见新桥中途立木以禁车过者，谓德幹曰；‘一言处分岂不得，何用此为？’德幹大惭，时议以为不如怀恩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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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扰乱市场秩序的无赖，地方官吏也给予打击，《太平广记》卷263《李宏》：“唐李宏，汴州浚仪人也。凶悖无赖，狠戾不仁，每高鞍壮马，巡坊历店，吓庸调租船纲典，动盈数百贯，强贷商人巨万，竟无一还。商旅警波，行纲侧胆，任正理为汴州刺史，上十余日，遣手力捉来，责情决六十，杖下而死，工商客生，酣饮相欢，远近闻之，莫不称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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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治理应先治吏。唐代对州县官员的治理依长官施政的不同而不同。《旧唐书》卷第165《殷侑传》：“其年（大和九年），濮州录事参军崔元武，於五县人吏率敛及县官料钱，以私马抬估纳官，计绢一百二十匹。大理寺断三犯俱发，以重者论，只以中私马为重，止令削三任官。而刑部覆奏，令决杖配流。狱未决，侑奏曰：‘法官不习法律，三犯不同，即坐其所重。元武所犯，皆枉法取受，准律，枉法十五匹已上绞。’《律疏》云：‘即以赃致罪，频犯者并累科。据元武所犯，令当入处绞刑。’疏奏，元武依刑部奏，决六十，流贺州。乃授侑刑部尚书。”许圉师为相州刺史时，使用特殊的方法整肃吏治，加强社会治安。《旧唐书》卷59《许圉师传》：“龙朔中为左相。……寻转相州刺史，政存宽惠，人吏刊石以颂之。尝有官吏犯赃事露，圉师不令推究，但赐清白诗以激之，犯者愧惧，遂改节为廉士，其宽厚如此。”一些官员往往用计规范官吏。《旧唐书》卷75《苏世长传》载世长武德年间为陕州刺史，“部内多犯法，世长莫能禁，乃责躬引咎，自挞于都街。伍伯嫉其鬼诡，鞭之见血，世长不胜痛，大呼而走，观者咸以为笑，议者方称其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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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州县官吏“但宣风化俗，肃清所部”，如出现盗贼之事，州县长官要按律定罪。虽然我们说封建社会所谓的“盗贼”多是为了生存而起来反抗的农民，但封建法律规定部内出现反抗的人数并以此定罪，也就是要求各级地方官吏务以民生为要，维护基层民众的利益，以促进社会的协调发展。这项工作做好了，基层社会秩序就会出现良好的局面。在乡村社会治安中，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秩序的稳定有着密切的关系。经济的发展会给社会治安带来良好的局面。唐贞观时期，“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行旅自京师至于岭表，自山东至于沧海，皆不赉粮，取给于路。人山东村落，行客经过者，必厚加供待，或时有馈遗。此皆古昔未有也。”《旧唐书》卷9下《玄宗纪》：开元二十八年（740），“其时，频岁丰稔，京师米斛不满二百，天下逸安，虽行万里不持兵刃”。《通鉴》卷212开元十七三年十二月条载：“是岁，天下奏死罪止二十四人。”贞观年间，政治清明，经济得到恢复发展；开元时期，唐代经济出现繁荣局面。两个治世，社会治安状况良好，充分说明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的辩证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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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中州乡村社会 第二章 唐代中州乡村工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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