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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府的枸杞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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虢州的地骨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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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府、同、邓、许等州之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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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府、许、卫、怀、汝等州之兔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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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州有温汤。“温汤水，在县（鲁山县）西四十里。状如沸水，可以熟米。侧有石铭曰：‘皇女汤，可已万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也记载了汝州温汤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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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成泽，在州（汝州）西四十里。源出鸣皋山，合于汝水，一名黄陂，周围百里，有灌溉之利，百姓赖之。旧有广成聚，汉置广成苑，东汉时往往校猎习射于此。安帝永初元年诏以广成游猎地假于贫民。灵帝初平元年置河南八关，广成其一也。隋大业置马牧于广成泽。欧阳态曰：“广成泽今为广运河，盖避朱梁讳”云。又有汤泉，在苑中。泉有九源，东南流注广成泽。别有寒泉在其侧，西流入于滍水，虽盛夏肃如冰谷。志云：梁县西南六十里有温汤，可以熟米。一名皇女汤也。后魏主修永熙二年狩于嵩高，遂幸温汤，即梁县之温汤也。炀帝于此置温泉顿。唐仪凤元年幸汝州温汤，后又屡幸焉。武后圣历三年亦幸汝州温汤。又开元十年幸汝州广成汤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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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汝州温汤，宋人王象之《舆地纪胜》在谈到汝州景物时也说：“温汤泉，在州西北。唐武后尝幸此，旁有武后流杯池，并石碑。”《封氏闻见记》卷七温汤：“海内温汤甚多，有新丰骊山汤，蓝田石门汤、岐州凤泉汤，同州北山汤，河南陆浑汤，汝州广成汤，皆知名之汤也。并能愈疾。……《博物志》云：‘水源有石硫磺，其泉则温。’天下山泉，由土石滋润蓄而成泉耳。如硫磺煎铄，久久理当焦竭。汤之处皆不出硫磺，有硫磺之所不闻有汤，事可明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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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州也有温泉，《舆地纪胜·孟州·景物》：“温泉，在州城北，夏凉冬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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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中州地区产马、驴、牛、羊、猪等动物。《旧唐书》卷58《唐俭传》：“后从幸洛阳苑射猛兽，群豕突出林中，太宗引弓四发，殪四豕，有雄彘突及马镫，俭投马博之，太宗拔剑断豕。”汝州湖泽众多，此地多养马。《旧唐书》卷145《吴少阳传》：“汝南多广野大泽，得豢马畜……又屡以牧马来献，诏因善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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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食用或杂用虢州的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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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州颍川郡土贡：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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濮州濮阳郡土贡：丝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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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河南府的酸枣人（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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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州、光州、义阳郡（即申州）的茶。《茶经》云：“山南以陕州上，襄州、荆州次，衡州下，金州、梁州又下。淮南以光州上，义阳郡、舒州次，蕲州、黄州又下。浙江以胡州上，常州次，宣州、杭州、睦州、歙州下，润州、苏州又下。剑南以彭州上，绵州、蜀次，邛州次，雅州、泸州下，眉州、汉州又下。浙东以越州上，明州、婺州次，台州下。黔中生恩州、播州、费州、夷州。江南生鄂州、袁州、吉州。岭南生福州、建州、韶州、象州。”茶树适宜于雨林带地方，故偏北之关、陇、晋、冀，均不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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颍州汝阴郡土贡：糟白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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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州土贡：黄鱼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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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州汲郡土贡：胡粉。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记汝阳县有众多湖泊，“南湖，在府城南。周十余顷，长堤亘其前。有西湖，在城西南。城东北又有三角湖，中多菱芡，俗谓之菱角湖。城北十里有十家湖，水产鱼莲，旱种秔稻，居民赖之。”想之唐代亦是如此。该书还记汝阳县有“鹅鸭池，在城北，汝水之曲也。李愬夜袭蔡州，击鹅鸭池以乱军声。一名悬瓠池。栗渚，在城西南。汝水之湾有地数顷，树栗其中，谓之栗洲。旁有溪曰锦绣溪。”西平县周家泊，“县北二十五里。县以北诸水汇流于此，水多则鱼，涸则多苇，民赖其利。”镇平县柳泉，“在县东遮山北。广五丈余，溉田甚溥。又青龙泉，在县之竹园保，引流溉田为民利。菱花池，在县西南。俗名天池，广五丈余，有菱芡蒲鱼之利。”王象之《舆地纪胜》记载孟州有蓄鱼池：“在州城内，旧贡黄鱼鲊出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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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虢、许、汝产盐。《旧唐书》卷48《食货上》记载：元和六年（811），度支卢坦奏：“河中两池颗盐，敕文只许于京畿、凤翔、陕、虢、河中泽潞、河南许汝等十五州界内粜货。比来因循，兼越兴、凤、文、成等六州。臣移牒勘责，得山南西道观察使报，其果、阆两州盐，本土户人及巴南诸郡市籴，又供当军士马，尚有悬欠，若兼数州，自然阙绝。又得兴元府诸耆老状申诉。臣今商量，河中盐请放入六州界粜货。”足证陕、虢、许、汝等州有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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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文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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虢州贡瓦砚。《元和郡县图志》记载：“石墨山，在县西南三里。山石如墨，可以写字。”内乡县有墨山，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墨山，在县西北五十里。山石尽墨，亦名石黑山。”该书记金门山所产竹子可以制作笙管。“金门山在县（宜阳县）西六十里。《九州要记》：‘金门之竹，可为笙管。’一名律管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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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中州乡村社会 二、唐代中州乡村工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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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唐代中州乡村工商业繁荣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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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随着农业经济的发展，封建的商品经济和手工业经济日渐发展起来。国家户籍制度的变化为乡村居民经营手工业和商业提供了便利。唐代国家户籍制度的变化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唐初，国家继续推行北朝、隋唐以来的均田制度，为保证赋役的征收，国家严禁均田农民离开土地。如《唐律疏仪》卷28《捕亡律》规定：“有课役全户亡者……一日笞三十，十日加一等，罪之徒三年。”唐初户籍法对农村居民的人身控制十分严格，不允许村民随便离开原籍及土地。这是唐初到武周前的户籍制度。第二阶段是武周到德宗时期的户籍制度。由于均田制度的破坏，因失去土地而离开原籍的人愈来愈多，武则天时，李娇提出“恩德”、“权衡”、“限制”三者并重的措施。“恩德”是指帮助逃户归还故里，重建家园，所缺赋役，弃而不问。“权衡”是指逃人有绝家去乡、离失本业、心乐所在，不情愿还乡者，听于所在隶名，即为编户。“限制”是指若符到百日，逃亡之民仍不自首者，政府依法科罪，迁往边州。其中的“权衡”措施规定：若已离开原籍，并愿意在某地生活的可以在当地附籍。与前一阶段相比，有了变通，制度更为灵活了。李岍的建议在当时虽未被采纳，但到长安三年（703）的“括浮逃”之举就规定了浮逃户在他乡有田、本地无业的条件下容许留居他乡。正是在户籍制度变通的情况下，才有大量的农民进入流通领域，从事商业活动。唐代“客户坊”最早出现，是在武周时期。《太平广记》卷263《无赖》一《飞骑席人》：“则天之废卢陵也，飞骑十余人于客户坊同饮。”这里的客户坊就是农民做饮食服务生意的地方。冻国栋先生在其所著《唐代人口问题研究》第五章第三节中指出：“客户坊应以客户所居而得名，内既可饮茶，又可止宿，又有‘贩缯为业’者，说明至少有一部分客户于此从事商业经营……是在流通领域内从事商业活动的逃亡民户。”第三阶段是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实行两税法之后。建中元年，杨炎制定两税法，规定“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不居处而行商者，在所郡县税三十之一，度所与居者均。”由于实行了两税法，国家已不强调地著，农民外出经商更为普遍，户籍法对农民自由经商更为便利。虽然这一阶段的户籍有混乱废弛的情况，但说明由于社会的发展，户籍制度出现了适应形势发展的新变化，且为宋代户籍制度的变化奠定了基础。宋代户籍的登记办法就直接采用主户与客户分类的登记办法，当然宋代的客户与唐代的客户相比也有了新的特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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