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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罗仓：隋置。据史料记载，大业元年（605）隋炀帝兴建东都洛阳时在皇城内右掖门大街西建子罗城，仓贮盐二十万石，仓西有粳米六十余窖，窖别受八千石。1975年，洛阳市博物馆在配合基建工程时，于右掖门大街西发现两个东西并排的地下粮窖，当为子罗城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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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阳仓：隋筑，开皇三年（583）隋文帝以京师仓縻尚虚，议为水旱之备，于洛阳河阳关置河阳仓。河阳仓因河阳关而得名。《旧唐书·地理志》：“偃师有河阳故关。”《河南府志》：“河南故关，唐时地入偃师，今入孟津。”河阳仓故址应在孟津县老城乡东南的邙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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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崖仓：唐置。唐高宗咸亨三年（673），于洛州柏崖城置仓，容二十万石。开元二十二年（734）八月，侍中裴耀卿奏请置仓，三门及东、西仓，漕舟输其东仓，陆运输西仓以避三门水险，在河西旧址柏崖山下置柏崖仓。柏崖城在故河清县西三里，而河清县地当今孟津县长华乡柿林村一带，所以柏崖仓也应在这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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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阴仓：唐置。开元二十二年（734），侍中裴耀卿奏，因河阴“地当汴河口便于漕运，析汜水、荥泽、武陟三县之地设河阴以顿之，在河之南岸于输场东、渠口北二百五十步立河阴仓”。而河阴县是便漕置仓而设，故名河阴仓。河阴仓是唐代中期的大型粮仓之一，凡三年运米七百万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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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牢仓：亦曰虎牢仓，唐置。开元二十年（732），因裴耀卿改革漕事设置仓于通济渠口，又名河口仓，其名武牢者，因避讳故改谓虎为武，故武牢仓亦虎牢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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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运院：亦曰输场，唐置。开元二十二年（734），裴耀卿为江淮、河南转运使，为整顿漕事于汴河口置输场，这是转运中顿机构。转运院在河阴仓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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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至德以后，国家在江汉、江淮新设置了一些粮仓，其中也包括邓州的仓储。《旧唐书》卷190下《文苑下·唐次传附唐扶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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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字云翔，元和五年进士登第，累佐使府。入朝为监察御史，出为刺史。大和初，入朝为屯田郎中。五年，充山南道宣抚使，至邓州，奏：“内乡县行市、黄涧两场仓督邓琬等，先主掌湖南、江西运到糙米，至淅川县于荒野中囤贮，除支用外，六千九百四十五石，袠烂成灰尘。度支牒征元掌所由，自贞元二十年，邓琬父子兄弟至玄孙，相承禁系二十八年，前后禁死九人。今坑孙及玄孙见在枷禁者。”敕曰：“如闻盐铁、度支两使，此类极多。其邓琬等四人，资产全已卖纳，禁系三代，瘐死狱中，实伤和气。邓琬等并疏放。天下州府监院如有此类，不得禁经三年已上。速便疏理以闻。”物议嘉扶有宣扶之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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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唐文补编》卷70“宣抚邓州诏”也记载了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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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中州地区设置的这些仓储，在乡村经济的发展中起到了不小的作用。地方各州县也设有常平仓。唐政府明令将粮种贷于农民，以维持乡村经济的发展。《资治通鉴》卷212开元十三年（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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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以御史中丞宇文融兼户部侍郎。制以所得客户税钱均充所在常平仓本；又委使司与州县议作劝农社，使贫富相恤，耕耘以时”。《册府元龟》卷105《惠民一》记载，贞观二十一年（647）十月，绛、陕二州旱，诏令赈贷，湖州贷种食。贫下农家，也可贷种子。同书开元二十年（732）二月辛卯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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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闻贫下之人，农桑之际，多阙粮种，咸求倍息，致令贫者日削、富者岁滋自今以后，天下诸州，每置农桑，令诸县审责贫户应粮及种子，据其口粮贷义仓，至秋熟后，炤数征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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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为无息之赈贷。饥荒之时，也可贷种子。同上书天宝十四载（755）正月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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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天下府县百姓，去载有损交不支济者，仰所县审勘责除有仓粮外，仍便据籍地顷亩量与种子。……并委采访使与府郡长官，计会即与处置使及营农使，其种子即须好粟，仍取新地税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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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项贷种子予农民之法，先“令诸县审责贫户应粮及种子”，然后据其“口粮”，由义仓以低息贷给，至秋熟时归还，盖如此绝高利贷。因为未有此法之前，每当农桑耕种之际，贫民不惜“咸求倍息”，向高利贷乞援，结果形成“贫者日削，富者岁滋”之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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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乡村借贷对于维护农民的生活与生产起到了积极作用，正像武德元年（618）九月二十二日诏中说的那样：“朕祗膺灵命，抚字黎民……钟庾之量，异同水火。宜置常平监官，以均平天下之货。市肆腾踊，则减价而出；田啬丰羡，则增价而收。出类长之，去甚去泰。庶使公私具济，家给人足，抑止并兼，宣通拥（壅）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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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私家放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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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家放贷多为贵族、官吏、富民、商人、寺院、道观等。《旧唐书》卷146《杜亚传》：“既病疯，尚建利以固宠。奏请开苑内地为营田，以资军粮，减度支每年所给，从之。（杜）亚不躬亲部署，但委判官张荐、杨晪。初，奏请取荒地营田，其苑内地堪耕食者，先为留司中官及军人等开垦已尽。亚计急，乃取军中杂钱，举息与畿内百姓，每至田收之际，多令军人车牛，散入乡村，收敛百姓所得菽粟将还。军民家略尽，无可输税，人多艰食，由是大致流散。”这是军人从事放贷的事例。唐代道观普遍经营高利贷活动。洛阳北邙山玄元观道士李义范放高利贷，曾贷李生妻一千钱助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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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借贷立有契约，借贷契约的内容大致包括五项：即借贷事由条款、借贷事实条款、还贷约定条款、违约责任条款和立约人、担保人乃至见证人的签字画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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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高利盘剥及放贷之家依势欺人，或因借贷之人违背契约，因借贷引起的纠纷时有发生，影响了乡村正常的社会秩序。《旧唐书》卷146《杜亚传》：“亚计急，乃取军中杂钱举息与畿内百姓，每至田收之际，多令军人车牛散人村乡，收敛百姓所得菽粟将还军。民家略尽，无可输税，人多艰食，由是大致流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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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五代原则上实行契约自治，但为了维护社会稳定，保护借贷双方的利益，政府也对借贷契约进行了控制，包括对借贷主体的控制、对借贷利息的控制和对借贷契约履行的控制。唐玄宗时颁令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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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家长在（在谓三百里内，非隔关者），而子孙弟侄等，不得輒以奴婢六畜田宅及余资财，私自质举急卖田宅。田宅疑衍（无质而举者亦准此），其有质举卖者，皆得本司文牒，然后听之。若不相本问，违而与及买者，物即还主，财没不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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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宪宗元和年间规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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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中外有子弟凶恶，不告家长，私举公私钱，无尊长同署文契者，其举钱主并保人，各决二十，仍均摊货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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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禁在没有家长同意的情况下，子孙弟侄等私自借贷买卖。《唐会要》卷88《杂录》引开元十五年（727）敕云：“应天下诸州县官，附寄部人兴易及部内放债等，并宜禁断。”《唐会要》卷69《县令》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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