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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的一些风俗，如割股疗亲、元夜燃灯、寒食扫墓等，也与印度佛教寓言有一定的关联，经统治者的提倡，便在社会上兴盛开来。《新唐书》卷196《王有贞传》：“王有贞，怀州河内人，武后时，仕为麟台少监，有贞少为司经局正字，母病，得人肉唤良已；有贞割股以进，母疾愈，诏旌表其门。”王有贞割股是为了给母亲医病，并且成为被统治者认可的孝子。关于割股疗亲与印度佛教寓言的关系，金宝祥先生在《和印度佛教寓言有关的两件唐代风俗》一文中巳经做了详尽阐述，兹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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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食扫墓，在唐代已成为法定的习俗。《唐会要》卷23《寒食扫拜》对唐代历朝颁布的有关寒食扫拜的社会习俗给予劝导，以张扬孝亲之意，兹摘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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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朔二年四月十五日诏：“如闻父母初亡，临丧嫁娶，积习日久，遂以为常。亦有送葬之时，共为欢饮，递相酬劝，酣醉始归；或寒食上墓，复为欢乐，坐对松檟，曾无戚容，既玷风猷，并宜禁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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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元二十年四月二十四日敕：“寒食上墓，礼经无文，近世相传，浸以成俗，士庶有不合庙享，何以用展孝思？宜许上墓，用拜扫礼，于茔南门外典祭撤馔讫，泣辞食余于他所，不得作乐，仍编入礼典，永为常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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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元二十九年正月十五日敕：“凡庶之中，情礼多阙，寒食上墓，便为燕乐者，见任官与不考，前资殿三年，白身人决一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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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规定寒食扫墓要有庄严肃穆的气氛，不可欢饮作乐，若百姓违反此规定，要受杖打之处罚。唐代寒食扫墓，其渊源亦出于印度佛教寓言中的所谓扫塔，唐代以后，才由扫塔变为扫墓。扫塔的目的在于礼佛，而扫墓的目的在于尽孝。唐代有许多描写寒食的文章，如《柳宗元集·上冢》：“近世礼重拜扫，今阙者四年，每遇寒食，北向长号，以首顿地。想田野道路，士女遍满，皂隶庸匄皆得上父母丘垅，马医夏畦之鬼，无不受子孙追养者。”郭郧《寒食寄李补阙诗》：“兰陵士女满晴川，郊外纷纷拜古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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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夜燃灯是唐代出现的又一新奇风俗。它的形成渊源于古代印度佛教寓言中的所谓“大神变月”的燃灯礼佛，印度的“大神变月”，相当于中国的正月十五夜，是佛教的重要节日之一。古代印度，每逢此夕，相传天雨奇花，寺塔舍利，大放光明，呈现一番神灵变异的瑞象，而四方僧俗，都云集在寺塔的周围，树轮灯，散香花，奏乐礼拜，景象供养。汉代张骞通西域后，此俗也传入中国，到唐代元夜燃灯的习俗逐渐兴起，并成为歌舞升平的象征。《唐会要》卷49《燃灯》记天宝三载十一月敕：“每载依旧正月十四、十五、十六日开坊市燃灯，永为常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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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佛教节日也成为民间重要的节庆活动。这些节日有四月八日佛诞节、七月十五中元节。四月八日，相传为佛释迦牟尼生日，故称“佛诞节”。此日寺庙均有盛大场面的浴佛活动。关于佛生日的说法有两种：一说在二月八日，一说在四月八日。在唐代，两说都同时存在。另外，也有在十二月八日佛成道时浴佛，但意义不同。十二月八日，俗称“腊八”。此日盛行浴佛，各大寺院还广设斋粥，称“腊八粥”施舍。意为“佛以法水洗我心垢”，是诸佛给众僧洗浴澄心。据佛教传说：佛诞生时，有九条龙自口中吐出香水，洗浴佛身。故佛生日给佛浴身就成为佛教徒的重大仪式活动。届时佛院粉刷一新，香花满堂，旗幡招展，梵歌呗唱，四起不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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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众们举行诵经法会，善男信女们则于此日拜佛祭祖，或向寺庙僧众施舍财物，或盛服前往瞻仰观礼。唐代七月十五为中元节，世俗亦称鬼节、盂兰盆节。每逢此日，百僚士庶家家祭祖，户户焚香。佛道寺观，则为死者起荐亡灵，道观设斋醮，寺庙则设盂兰盆。祭祀足下时，以素食、米饭供享，又以竹苇编织成盆，堆积纸钱于盆中焚烧，以给足下神灵在天国中使用。自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因佛经中有“目莲救母”，解除其生母在阴间受苦的传说故事，民间遂有于此日广设斋醮，荐拔孤鬼，超荐新亡人，做盂兰盆。据称盂兰盆之意即为解倒悬之苦。唐代七月十五日的盂兰盆会十分热闹，是日，各地诸大寺庙以及道观均装饰一新，梵声道音，绕梁不绝，香花供果堆积几案，又广设盂兰盆招引施主及四方僧俗。一些有钱的富贵人家则不吝施舍，并把做成各式各样的盂兰盆供献给大寺庙。善男信女们量力而行，施舍多少不一。杨炯曾撰《盂蓝（兰）盆赋》称赞此盛况，《旧唐书》卷190上《文苑·杨炯传》载：“如意元年七月望日，宫中出盂蓝盆，分送佛寺，则天御洛南门，与百僚观之。炯献《盂蓝盆赋》，词甚雅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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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乡村佛教寺院不仅是宗教活动的场所，也是民间文化娱乐活动的中心。浴佛节、盂兰盆节、正月十五燃灯节都在这里举行。这一时期盛行一时的俗讲，在宣讲佛经的同时，也起到了娱乐大众的作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校注》卷一：“愚夫冶妇，乐闻其说，听者填咽。”寺院还举行戏曲演出活动。有一则非常著名的故事称，唐宣宗万寿公主的小叔子病危，宣宗派专使前往探望，“使回，上问：‘公主视疾否？’曰：‘无。’‘何在？’曰：‘在慈恩寺看戏场。’上大怒，且叹曰：‘我怪士大夫不与我为亲，良有以也。’”唐代京城的寺院中演出戏曲，作为民间娱乐场所的寺院当亦有戏曲演出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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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从事娱乐活动外，寺院还兼具社会救济的功能，佛教寺院开设悲田养病坊，收容贫病残疾之人，陕州洪昉禅师在陕城龙光寺建的病坊，“常养病者数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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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落在山林之中环境幽静的佛教寺院，往往成为读书人求学的场所，这里云集着众多信仰佛教且又有着儒学知识的士人、官僚。唐人习业山林寺院之风极盛，唐代中州嵩山是文士聚集的场所。《新唐书》196《隐逸传·序》云：“放利之徒假隐自名，以诡禄仕，肩相摩于道，至号嵩、少、终南为仕途捷径。”其中有的以教授为业，《新唐书》卷196《隐逸传·卢鸿传》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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庐嵩山。玄宗开元初，备礼征鸿至东都，谒见不拜。……鸿到山中，广学舍，聚徒至五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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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唐书》卷171《李渤传》：“励志于学……隐于嵩山，以读书业文为事。”《旧唐书》卷160《韩愈传》：“孟郊者，少隐于嵩山，称处士。留守郑余庆辟为宾佐。”《旧唐书》卷192《隐逸·孔述睿传》：“述睿少与兄克符、弟克让皆事亲以孝闻。既孤，俱隐于嵩山。述睿好学不倦……代宗以太常协律郎征之。”嵩山近区诸山，如龙门、陆浑、昌谷及汝、颍上流诸山，亦多有文士习业。《太平广记》卷388齐君房引《纂异记》云：“大和元年，李玫习业在龙门天竺寺。”《旧唐书》卷111《房琯传》：“少好学……与东平吕向于陆浑伊阳山中读书为事，凡十余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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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古的佛教寺院聚集了众多的知识精英，集社会教化、文化娱乐、医疗救济等多项社会功能为一体，是乡村民众重要的活动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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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可否认，也有不法僧人利用民众对佛教狂热信仰的心理从事违法利己活动。《太平广记》卷287《功德山》记载了汴州僧人功德山所行“妖妄”之事。功德山是汴州僧人，他能在“纸上画神寇，放入人家，令作祸祟，幻惑居人，通宵继昼，不能安寝。或致人疾苦，及命功德山赠金作法，则患立除之。”“又画纸作甲兵，夜夜于街坊嘶鸣，腾践城郭，天明即无所见。又多画其犬，焚祝之，夜则鸣吠，相咬啮于街衢，居人不得安眠，命而赠之，即悄无影响。”由于他有这些法术，“远近桑门（沙门）皆归之，至于士庶，无不降附者”。其利用巫术危害社会以此牟利。有时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佛教来达到某种目的。如汴宋节度使刘玄佐为了筹集军资，称汴州相国寺佛像流汗，并亲自持金帛前往布施。“由是将吏商贾，奔走道路，唯恐输货不及。乃令官为簿书，籍其所人。十日乃闭寺门曰：‘佛汗止矣！’所人盖巨万计，悉以赡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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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道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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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教源于春秋战国，形成于汉末魏晋，成长于南北朝，但真正的扩张是在隋唐，特别是唐代。唐朝是道教的鼎盛时期。唐朝道教之所以高涨，主要与皇权结合成为皇族宗教有关。史载：当唐高祖李渊武德三年（620）五月据太原起家而称帝时，因绛州人吉善行自言在平阳府浮山县东南羊角山（一名龙角山），见白衣老父曰：“为吾语唐天子，吾为老君，吾尔祖也。”因此便下诏在其地立老子庙。这就是唐高祖尊奉道教的开始。及唐太宗当政以后，便正式册封老子为道教教主“太上老君”，从此唐代宗室宫廷，虽都信仰佛教，亦同时信奉道教不綴。唐高宗改元“弘道”的诏书中说：“凭大道而开元，共普天而更始。更申沛泽，广被紘埏。可改永淳二年为弘道元年。……仍令天下诸州置道士观，上州三所，中州二所，下州一所，每观各度七人。”唐玄宗更是对道教尊崇有加。《资治通鉴》卷214玄宗开元二十九年条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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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正月癸已，上幸骊山温泉。……庚子，上还宫。上梦玄元皇帝告云：“吾有像在京城西南百余里，汝遣人求之，吾当与汝兴庆宫相见。”上遣使求得之于盩厓楼观山间。夏闰四月迎置兴庆宫。五月，命画玄元真容，分置诸州开元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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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寅陈王府参军田同秀上言：“见玄元皇帝”，该书天宝元年条云：“（老子）于丹凤门之空中，告以‘我藏灵符，在尹喜故宅’。”上遣使于函谷关尹喜台旁求的额之。……壬辰，群臣上表，以“函谷宝符，潜应年号，先天不违，请于尊号加“天宝”二字，从之。……”改桃林县曰灵宝。田同秀除朝散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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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宗还将老、列、庄三子之书，正式改名为道教真经：《老子》称为《道德经》，《列子》成称为《清虚经》，《庄子》称为《南华经》。道教之隆，前无其盛。开元十九年（731），令五岳各置老君庙；开元二十一年（733），令士庶家藏《老子》一本，每年贡举人量减《尚书》、《论语》两条策，加《老子》策；开元二十五年（737）制两京诸州各置玄元皇帝庙，画玄元皇帝像，而以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五像陪祀，并崇玄学，置生徒令习《老子》、《庄子》、《文中子》、《庚桑子》；天宝元年（742），追号庄子为南华真人、文子为通玄真人、列子为冲虚真人、庚桑子为洞虚真人，其四子所著书改为真经，崇玄学置博士、助教各一员，学生一百人；天宝二年（743）追赠“玄元皇帝”为“大圣祖玄元皇帝”，两京崇玄学改为崇玄馆，博士为学士；天宝八年（749），册老君为“圣祖大道玄元皇帝”；天宝十三年（754），上老君尊号曰“大圣祖高上大道金阙玄元天皇大帝”；同年颁御注《老子》并义疏天下。在统治者的扶持下，道教得到政治上的优越地位，且在民间的信仰上也是与当时的佛教分庭抗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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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史书记载，唐代中州地区出了不少道教名人或有道教名人在此修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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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仁均：武德元年（618），九月，癸亥，“白马道士傅仁均造《戊寅历》成，奏上，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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桓法嗣：武德二年（619），三月，甲午，“东都道士桓法嗣献《孔子闭房记》于王世充，言相国当代隋为天子。世充大悦，以法嗣为谏议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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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颐：《旧唐书》卷191《薛颐传》载：“薛颐，滑州人也。大业中，为道士。解天文律历，尤晓杂占。炀帝引入内道场，亟令章醮，武德初，追直秦府。颐尝密谓秦王曰：‘德星守秦分，王当有天下，愿王自爱。’秦王乃奏授太史丞，累迁太史令。贞观中，太宗将封禅泰山，有彗星见，颐因言‘考诸玄象，恐未可东封’。会褚遂良亦言其事，于是乃止。颐后上表请为道士，太宗为置紫府观于九嵏山，拜颐中大夫，行紫府观主事。又敕于观中建一清台，候玄象，有灾祥薄食谪见等事，随状闻奏。前后所奏，与京台李淳风多相符。后数岁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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