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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多有人研习道经和道术，并以此步入仕途。唐中宗时，郑普思、叶静能，“或携小道以朱紫，或以内浅术以取银、黄”。《旧唐书》卷187下《忠义·李憕传》：“（开元）二十八年，为河南少尹。时萧炅为尹，依倚权贵，涖事多不法，求请无度，憕必挫之。炅及甄生患之而构于朝廷，天宝初，出为清河太守。”傅奕，“相州邺人也，尤晓天文历数。……（唐）高祖为扶风太守，深礼之。及践拃，召拜太史丞。”薛颐，“滑州人也。大业中，为道士。解天文历律，尤晓杂占。……秦王乃奏授太史丞，累迁太史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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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道教在民间以种类繁多的法术受到欢迎，包括道士本身修炼以“与道合真”的方法，以及济世度人的各种方法，后者凭役神驱鬼、摄魔降妖、符水治病、祈福禳灾的功能在民间社会获得了广泛的崇信。《太平广记》卷75周生引《宣室志》云：“唐太和中，有周生者，庐于洞庭山，时以道术济吴楚，人多敬之。后将抵洛谷之间，途次广陵，舍佛寺中。……”《太平广记》卷75冯渐引《宣室志》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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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东冯渐，名家子，以明经入仕，性与俗背，后弃官隐居伊水上。有道士李君以道术闻，尤善视鬼，朝士皆慕其能。李君后退归汝颍，适遇渐于伊洛间，知渐有奇术，甚重之。大历中，有博陵崔公者，与李君为僚，甚善，李君寓书于崔曰：当今制鬼，无过渐耳。是时朝士咸知渐有神术数，往往道其名。别后长安中人率以渐字题其门者，盖用此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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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士的符箓具有很高的威望，常常作为对付鬼魂及各种妖邪的杀手锏。道士的符有极大的威力，它们可以帮人躲避鬼的纠缠，道符能够对付出没于人间的各种精怪。自然界的草木花石皆能为祟于人，就连殉葬用的明器也能幻化人形蛊惑人性，道符也善于对付它们。《洛阳市北郊唐代墓葬的发掘》指出考古发掘的两座墓为道士墓，墓中志石铭有道士用于驱邪的符咒：“二方志石的铭文是相同的，它们并不刻死者的名号及下葬时间、墓地位置等，而是充满了招神拘鬼、移殃化吉的巫道词句。铭文中的‘大道’应指《道德经》所云之‘万物之母’的道，‘阳覆阴施’亦即《道德经》‘万物负阴而抱阳’的阴阳转化论，‘五精’属老子所云之‘其小无内’的‘太素元精’，铭文末句为‘急急如律令’，这是道教常用的符咒语句。汉代的官府公文习用‘急急如律令’之语，东汉末期道教形成后，道徒和方士加以仿效，在各种符咒的末句，加‘急急如律令’，表示要如同法律命令一样迅速地予以执行。这在洛阳东汉晚期墓出土的‘初平试罐’（解注瓶）的朱书文字中常可见到。如洛阳西郊出土的东旱陶罐上书作‘解注瓶，百解去，如律令’，意思是通过对鬼神祭祀而解除凶灾邪气。文字的右侧还绘有道教符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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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今天看来，这些手法无非是道士利用人们的崇拜心理，使用一种外在的形式，给处于痛苦中的人们一种心理安慰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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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教以追求长生为最终目的，炼制仙丹是道士们的重要任务。《洛阳市北郊唐代墓葬的发掘》一文中还指出：“……属墓志底座的方孔内保存有道教炼师烧炼的‘丹药’。这两座墓中出土的石墓志的形制是相同的，均不同于一般的上为墓志盖下为志石的唐代墓志，而是盖的正面刻铭句，而底座的上部凿有5个方孔。M1038底座方孔中可辩有朱砂、云母、白色水晶和紫色水晶体等。……M1038墓志的底座方孔内所见之朱砂等应即为当时炼师烧炼的丹药。”道士因炼丹的缘故，也懂得冶炼技术。《太平广记》就记载了李仙人点石为金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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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高五娘者，美于色，再嫁李仙人。李仙人即天上谪仙也，自与高氏结好，恒居洛阳，以黄白自业。高氏能传其法。……（李仙人）谓高氏曰：……我去之后，君亦以黄白自给，慎勿传人，不得为人广为点炼。高氏初依其言，后卖银居多，为坊司所告。时河南少尹李济知其事，释而不问，密使人召之，前后为烧十余床银器。李以转闻朝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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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烧炼黄白有利可图，民间也不乏习此道之人。如“有宗小子者，解黄白术”。白衣田佐元，“能变瓦砾为金”，宪宗授其虢县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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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教徒常辟谷养生。《太平广记》卷62紫云观女道士引《纪闻》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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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开元二十四年春二月，驾在东京，以李适之为河南尹。其日大风，有女冠乘风而至玉贞观，集于钟楼。人观者如堵，以闻于尹，尹率略人也，怒其聚众，袒而笞之，至十，而乘风者既不哀祈，亦无伤损，颜色不变。于是，适之大骇，方礼请奏闻。敕召入内殿，访其故，乃蒲州紫云观女道士也，辟谷久轻身，因风遂飞至此。玄宗大加敬畏，锡（賜）金帛，送还蒲州。数年后，又因大风，遂飞去不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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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仙，是道教的最终目标；仙境，是道教徒的理想世界。道教的这种信仰与其清静无为、超然尘世的特征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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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妇女崇道的也很多，就唐皇室而言，入道的有睿宗之女金仙公主、玉真公主，玄宗之女华阳公主，德宗之女文安公主，顺宗之女浔阳公主，宪宗之女永嘉公主、永安公主，穆宗之女义昌公主、安康公主。民间妇女崇道的也不少，《太平广记》女仙部分多处记载了信道女子的故事。如《太平广记》卷64张镐妻引《神仙感遇传》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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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镐，南阳人也，少为业勤苦，隐王房山，未尝释卷，山下有酒家，镐执卷诣之，饮二三盃而归。一日见美妇人在酒家，揖之与语，命以同饮，欣然无拒色，词旨明辨，容状佳丽。既晚告去，镐深念之，通夕不寐。未明，复往伺之，已在酒家矣。复召与饮，微词调之，妇人曰：“君非常人，愿有所托，能终身，即所愿也。”镐许诺，与之归。山居十年，而镐勤于坟典，意渐疏薄，时或忿恚。妇人曰：“君情若此，我不可久住，但得鲤鱼脂一斗合药，即足矣。”镐未测所用，力求以授之。妇以鲤鱼脂投井中，身亦随下，须臾，乘以鲤自井跃出，凌空欲去，谓镐曰：“吾比待子立功立事，同升太清，今既如斯，固子之薄福也，他日守位不终，悔亦何及？”镐拜谢悔过，于是乘鱼升天而去。镐后出山，历官位至宰辅，为河南都统，常心念不终之言，每自纠责，后贬辰州司户，复征用薨。时年方六十。每话于宾友，终身为恨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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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广记》卷67吴清妻引《逸史》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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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元和十二年，虢州湖城小里正吴清，妻杨氏，号监真，居天仙乡车谷村。因头疼，乃不食，自春及夏，每静坐入定，皆数日。……称……见道士云：华山有同行伴五人，煎茶汤相待。汴州姓吕，名德真；同州姓张，名仙真；益州姓马，名辨真；宋州姓王，名信真。又到海东山头树木多处，及吐番界山上，五人皆相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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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的监真、德真、仙真、辨真、信真皆为民间信道妇女的称号。卷70裴玄静引《续仙传》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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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玄静，侯氏县令升之女，鄠县尉李言妻也。幼而聪慧，母教以诗书，皆诵之不忘，及笄，以妇功容自饰，而好道，请于父母，置一静室披戴。父母亦好道，许之。日以香火瞻礼道像。……及年二十，父母欲归于李言，……以素修道，神人不许为君妻，请绝之。李言亦慕道，从而许焉。乃独居静室焚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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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68杨敬真引《续玄怪录》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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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敬真，虢州阌乡县长寿乡天仙村田家女也，年十八，嫁同村王清，其夫家贫力田，杨氏妇道甚谨，夫族目之勤力新妇。性沉静，不好嬉笑，有暇必洒扫静室，闭门闲居，虽邻妇狎之，终不相往来。生三男一女。至于华山云台峰，峰上有磐石，已有四女先在彼焉。一人云姓马，宋州人；一人姓徐，幽州人；一人姓郭，刑州人；一人姓夏，青州人。皆其夜（元和十二年五月十而日夜）成仙，同会于此。旁一小仙曰：“并舍虚幻，得证真仙，今当定名，宜有真字。”于是马曰信真；徐曰湛真；郭曰修真；夏曰守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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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还出现举家信道或世代信道的情况。《太平广记》卷70裴玄静引《续仙传》所记的即是一例，不仅女儿裴玄静信道，其“父母亦好道”。同书卷69韦蒙妻引《仙传拾遗》记：“韦蒙妻许氏，居东京翊善里，自云：许氏世有神仙，皆上为高真，受天地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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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妇女信道也是实现女权的一种方式。在宗法社会里，妇女所受到的压抑最大，虽然唐代妇女比较开放，但也仅限于上层社会的妇女而言，广大处于社会下层的妇女，仍遵循传统的礼教。现实的不平等、礼教的束缚、情感的压抑，使妇女需要找到一种发泄的方式，宗教包括道教在内就为妇女提供了这种便利或精神补偿。还有些妇女信道是受社会环境的影响，或邻人信道，或家庭成员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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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教与儒学、佛教相比，其政治教化功能较弱。历史上，一些道教徒，因不能迎合统治者的心理需求，往往被排斥在仕途之外。但唐代建国伊始，道教就为李唐王朝服务；唐太宗朝，著名的宰相魏征曾出家做过道士；武则天大周革命时，道士马元贞等人为其进行舆论宣传；唐德宗时，山人李泌曾做过宰相。唐宪宗时，山人柳泌为台州刺史。就整体来说，唐代道士参与政治，多是利用图谶进行宣传，或利用道术固崇，这是道教或道人自身的局限性。《资治通鉴》卷232《唐纪四十八》：“贞元五年（789），三月，甲辰，李泌薨。泌有谋略而好谈神仙诡诞，故为世所轻。”《旧唐书》卷54《王世充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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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道士桓法嗣者，自言解图谶，乃上《孔子闭房记》，画作丈夫持一竿以驱羊，释云：“隋，杨姓也。干一者，王字也。王居羊后，明相国代隋为帝也。”又取《庄子人世间》、《德充符》两篇上之，法嗣释曰：“上篇言‘世’，下篇言‘充’，此即相国名矣，明当德被人间，而应符命为天子也。”世充大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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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谶在唐代非常盛行。隋末，杨氏将灭、李氏将兴的谶语广为流传，李密、李渊、李轨均先后以之号令天下。《资治通鉴》卷183场帝大业十二年（616）条略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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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密自雍州（邱）亡命，往来诸帅间，说以取天下之策，始皆不信。久之，稍以为然，相谓曰“斯人公卿子弟，志气若是，今人人皆云杨氏将灭，李氏将兴。吾闻王者不死，斯人再三获济，岂非其人乎！”由是渐敬密……会有李玄英者，自东都逃来，经历诸贼，求访李密，云“斯人当代隋家”。人问其故，玄英言：“比来民间谣歌，有《桃李章》曰：‘桃李子，皇后绕扬州，宛转花园里。勿浪语，谁道许！’‘桃李子’，谓逃亡者李氏之子也；皇与后，皆君也；‘宛转花园里’，谓天子在扬州无还日，将转于沟壑也；‘莫浪语，谁道许’，密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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