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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德、贞观之时,宫人骑马者依齐、隋旧制,多著羃□。虽发自戎夷,而全身障蔽,不欲途路窥之。王公之家,亦同此制。永徽之后,皆用帏帽,施裙到颈,渐为浅露。寻下敕禁断,初虽暂息,旋又仍旧。咸亨二年又下敕曰:“百官家口,咸预士流,至于衢路之间,岂可全无障蔽。比来多著帏帽,遂弃羃□,曾不乘车,别坐檐子。递相放效,浸成风俗,过为轻率,深失礼容。前者已令渐改,如闻犹未止息。又命妇朝谒,或将驰驾车,既入禁门,有亏肃敬。此并乖于仪式,理须禁断,自今以后,勿使更然。”则天之后,帏帽大行,羃离渐息。中宗即位,宫禁宽弛,公私妇人,无复羃□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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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元初,从驾宫人骑马者,皆著胡帽,靓妆露面,无复障蔽。士庶之家,又相仿效,帏帽之制,绝不行用。俄又露髻驰骋,或有著丈夫衣服鞾衫,而尊卑内外斯一贯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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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华在其著作《与外孙崔氏二孩书》中也谈到了唐代前期社会风俗的变化情况,并涉及服饰的变化。李华祖先是北朝以来赵郡第一流高门,为李栖筠族子。李栖筠一支于玄宗开元年间自赵郡徙于卫(即汲郡),李华一家也早离开故土,南迁相州。李华在其书信中最后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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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小时南市帽行,见貂帽多帏帽少,当时旧人已叹风俗。中年至西京市帽行,乃无帏帽,貂帽亦无,男子衫袖蒙鼻,妇人领巾覆头。向有帏帽、幕□,必为瓦石所及,此乃妇人为丈夫之象,丈夫为妇人之饰,颠之倒之,莫甚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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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华,开元二十三年(735)进士擢第,天宝二年(734)复举博学鸿词科,天宝十一载(752)迁监察御史,累转侍御史,礼部、吏部二员外郎。其信中所述风俗变化时间当与上引《旧唐书》45《舆服志》所记相符。信中的“南市”,即洛阳南市,帽行是南市众多行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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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德(618—626)、贞观(627—649)年间,唐代妇女帽饰多为羃□。永徽以后及武则天时期,又多戴帏帽。开元(713—741)初,士庶之家,又多仿效宫人佩戴胡帽。羃□乃障面掩身之巾饰,原为吐谷浑男子所戴,北齐至隋唐间,又为妇女所饰,其形制乃为戴在头上,使全身障蔽之物,类于面幕。李密在唐高祖武德年间(618-626)领兵赴黎阳,在桃林县附近立意反叛,“乃简骁勇数十人,著妇人衣,戴羃蓠,藏刀裙下,诈为妻妾,自率之人桃林县舍”。可知中原地区也戴这种帽子了。帏帽,起于隋代,是隋唐间妇女盖头,大致是以纱缝于帽缘四周以防风沙,又防窥视。胡帽,似源自北周时所流行的突骑帽。这种突骑帽在隋唐时期大抵谓之“胡帽”,是一种掩项露面之帽。帽饰由羃蓠向帏帽的替变以及帏帽复被胡帽代替的过程,也就是从“全身障蔽”到“渐为浅露”,再到“靓妆露面”的演变,反映了唐代妇女服饰从封闭到开放的转移,从一个侧面折射出这一时代的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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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臂是隋唐五代特有的一种男子服饰,大约是从西北传入中原的。半臂的形制有些类似今天的坎肩,但比坎肩多了个袖子,其长度在袖子与无袖之间,襟大多开在右边。半臂的穿法主要是在内衣之上外衣之下,这样它起到了一种垫肩的作用,使男子显得肩宽而雄武。如果半臂的质地很好,如像“锦半臂”那样,那么穿半臂的人就常常脱掉一只袖子以夸耀自己的半臂。当然为劳作方便,也有人将一只或二只袖子全脱掉。唐陕县尉崔成甫为了在万众面前出风头,就“自衣缺胯绿衫、锦半臂,偏袒膊,红罗抹额。”这“偏袓膊”就是为了将锦半臂显示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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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袖是隋及唐前期妇女常穿的服装,样子与男子所穿的“半臂”相似而有所不同。半袖比半臂的领口更低,且多为对襟,套在窄袖衫外。后期由于衫袖变宽,半袖套不进去,穿的人就少了。半袖也是域外传入的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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帔是搭在肩背上的长帛巾,当时多称为“帔子”,也叫“帔帛”、“披帛”、“领巾”,大约由西域传入内地,在隋唐五代使用的很普遍。从形制上看,有的帔较长,有的又较短,并似有不同的样式。《事物纪原》说:“唐制,士庶女子在室搭帔帛,出适披帔子。”帔的材料有绫、帛丝、罗等,颜色以红、绿、黄为多,其中像“单丝罗红地银泥帔子”,就是红色的比较高级的帔子。不同颜色的帔与衫、裙相搭配,构成了当时妇女虽然很普通但又五彩缤纷的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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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胡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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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中外之间、民族之间交流空前频繁,饮食文化也深受其影响,胡食、胡饼进入饮食市场。人们崇尚西域食风,胡饼、胡食店肆遍地开设。《太平广记》卷451引《广异记》载,东平县尉李黁得官后,从洛阳出发赴任所时,“夜投故城,店中有胡人卖胡饼为业。”胡饼又有胡饼、油胡饼、胡麻饼、肉胡饼几类。铧锣也是一种胡食,是唐代新传入的食品。据考证,它是一种带馅的面点。饆饠又称毕罗。李匡乂在《资暇录》中说:“毕罗者,蕃中毕氏罗氏好食此味。今字从食,非也。”受西北游牧民族“胡食”的影响,北方饮食中羊肉甚多,羊肉的地位高于鸡肉和猪肉。北方肴馔中有很多品类带有浓郁的少数民族味道,例如浑羊殁忽、于阗法全蒸羊、野猪鲊等。这一时期,或许受游牧民族饮食影响,北方吃“乳酪”类食品甚多,例如有马酪、羊酪、杏酪、酪雕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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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中州地区是一个多民族聚集的地方,各民族兄弟之间友好相处,使得经济文化交流达到了一个新的高潮,民族融合凝聚了唐人,民族交往也使唐代中州地区出现了新的生机与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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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中州乡村社会 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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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流域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而中原地区又是古代文明的中心。宋代以前,中国的经济、文化重心都在这里。经济、文化重心的南北转移开始于唐代后期,研究唐代中州乡村社会问题,使我们认识到社会的发展离不开和谐的环境。和谐一方面是指人类自身的和谐,另一方面是指人与自然的和谐。唐代经济、文化重心的南北移位与这两方面的不和谐因素有一定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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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人类自身的不和谐。中国古代,广大农民是社会生产的主力军,但在政治上却处于受奴役的地位。农民的生活处境非常艰难,缺乏扩大再生产的能力,对农业的投入是很有限的,能有一些播种的种子就算不错了,韩国磐在《天宝时期农民生活之一瞥》一文中指出:“(一个具有全劳动力的五口之家)只要交纳租庸调和地税户税,即交纳总收成的五分之一略少一些,其余勉强供食用和衣着的一半;还有将近一半的衣着费用,以及日用工具、农具,以及养生送死等费用还无着落,唯有省吃俭用,勉强维持生活。假使家中发生较大事故如死掉耕牛,或者遇到灾荒,特别是各种额外的封建剥削,那就免不了剔屋卖田,雇妻鬻子,以至家道悉破,逃散四方了……他们还会受到其它的非理科徭,额外勒索,不至冻馁而死,已是万幸,破产流亡的威胁,经常使他们喘不过气来。”中国古代乡村的社会矛盾,在无法调和的时候,农民往往用暴力的手段来解决。暴力摧毁了旧王朝,建立的新王朝会给农民一定的生产资料,使社会矛盾得以暂时的缓和,但经过一段时间,矛盾又再次出现,循环往复。农民起义,常常使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使经济的发展走过一段辉煌后再跌入低谷,然后再缓慢地发展,如此反复而已。隋朝农民起义的战火主要发生在山东(函谷关以东)地区,经过隋末大动乱,中州经济非常萧条,贞观初年,“自伊、洛以东,暨乎海岱,灌莽巨泽,苍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道路萧条。”战争不仅使社会经济的发展受到阻止,而且也使人口大量消亡。隋开皇九年(589),有户600余万,经过隋末动乱,唐初仅有户200万,贞观初不满300万。黄河流域的人口耗散相当严重。农业劳动力的损耗,是社会经济的一大损失。具有丰富生产经验的劳动人手大批南迁,为南方经济的开发作出了贡献,但反过来,也给北方的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不利因素,这种不利因素在唐初还不十分明显,经过安史之乱以及唐末五代的战乱,人口的大量南迁,使这种南北对比的变化显现了出来。一句话,和谐的社会环境,能留住人才,不和谐的社会环境不利于人才的生存,也进一步使社会生产的发展在竞争中失去了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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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安史之乱给北方社会经济的发展也带来了严重灾难,黄河流域是“人烟断绝,千里萧条”。唐代中后期,藩镇割据,又进一步给黄河流域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了灾难。《太平广记》卷101《僵僧》:“唐元和十三年(818),郑滑节度使司空薛公平、陈许节度使李公光颜并准诏,各就统所部兵自卫,入讨东平。抵濮阳南七里,驻军焉。居人尽散。”《册府元龟》卷64《帝王部·发号令三》载代宗永泰元年(765年)四月诏中说:“自东都至淮洒,缘汴河州县,自经寇难,百姓凋残,地阔人稀。”《旧唐书》卷145《吴元济传》:“时贼阴计已成,群众四出,狂悍而不可遏,屠舞阳,焚叶县,攻掠鲁山、襄城。汝州、许州及阳翟人多逃伏山谷荆棘间,为其杀伤驱剽者千里,关东大恐。”战争一旦发生,一方或者双方常常把决河作为阻挡敌军的手段。《旧唐书》卷121《李怀光传》:“(唐德宗)时马遂、李抱真诸军同讨魏城未拔,朱淘、王武俊皆反,连兵救悦。(建中)三年,诏遣怀光统朔方兵步骑一万五千同讨田悦。怀光勇而无谋,至魏城之日,营垒未设,因与滔等大战于惬山,为滔等所败。复为悦决水以灌之,诸军不利,因与遂等退军于魏县。”唐乾宁三年(896)四月,朱全忠为保滑州城,下令决开河堤,“因为二河,散漫千余里”。藩镇割据及引发的战争给黄河中下游社会经济的发展造成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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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社会,农民的艰难处境,封建统治者之间争权夺利的斗争,是人类社会不和谐的重要表现,这种不和谐,给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了重大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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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人与自然的不和谐。人类社会与自然界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自然界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提供物质基础,而人类的活动又反过来影响自然生态环境的变化。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总结出很多发展经验,但由于缺乏宏观的调控,历代王朝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大都处于无序的状态,致使生态环境遭到破坏,而生态环境的破坏又影响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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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是一个长期缓慢的渐进过程,到唐代,这种变化日渐显现。北方黄河流域曾是人类起源和发展的摇篮之一,由于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致使森林大面积消失,植被破坏,气候及近地表水资源发生变化,风沙、水土流失及旱涝灾害严重。唐代后期以至宋、元、明、清时期,国家财政重心逐渐由黄河流域移向长江流域。长江流域相对于黄河流域开发较晚,但也存在着类似的问题,大面积毁林造田、围湖造田、开山造田,破坏了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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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唐代人类活动对黄河流域水旱灾害的影响主要有以下一些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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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不合理的土地开垦。黄河自古就是一条多泥沙的河流,因此,黄河流域的生态环境对该流域水旱灾害的发生影响极大,黄河上游地区草原植被良好,就可以大大减少中下游的水患。但有唐一代,西北地区是国家的屯垦区,大面积的土地被开垦为农田。据史籍记载,唐朝为防止北方突厥与西方吐蕃的内侵,积极在黄河上游实行戍军屯垦。调露二年(680),黑齿常之为河源军经略大使,“度开营田五千余顷”。元和中,宰相李绛请开营田,任韩重华为振武、京西营田、和籴水运使,“起代北,垦田三百顷……东起振武,西逾云州,极于中受降城,凡六百余里,列栅二十,垦田三千八百余顷”。大和末(835),王起奏请于灵武、邠宁立营田。邠宁节度使毕减亦曾募士开营田。唐代屯垦使黄河上中游地区的大面积土地被辟为农田,虽在当时也增加了粮食收入,解决了军队的粮食供应问题,但从长远的发展看,却破坏了当地的生态平衡,加剧了气候的干旱,草原和荒漠大面积出现。如,5世纪初,毛乌素沙地水草肥美,赫连勃勃以这里水草肥美,在此选址建统万城。鄂尔多斯高原,在6世纪初还是重要的牧马地,有众多河流。但从8世纪以后,毛乌素沙地和鄂尔多斯高原却变为“广长几千里,皆流沙”,生态环境恶化。唐代长庆二年(822),统万城“飞沙高及城堞”,反映了植被与环境的进一步恶化。黄河上中游植被的破坏,增加了黄河的泥沙含量,这些泥沙到中下游淤积下来,使下游河道河床抬高,增加了洪涝灾害发生的频率。唐代为扩大垦田面积,鼓励垦殖。开元、天宝年间,经济最为繁荣,耕地面积大量增加,“高山绝壑,耒耜亦满”。山壑也被辟为农田,对于黄河流域来说,夏季、秋季是多雨的季节,一遇暴雨,便发生山洪;而雨季过后,又往往出现干旱,气候失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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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森林大面积被砍伐。唐代由于宫室的大量营造、炭薪的使用,黄河流域的森林被大量采伐。根据《唐会要》的记载,唐高祖时营建弘义宫,并在终南山造太和宫,于宜州宜君县造仁智宫;唐太宗时修建大明宫、洛阳宫,在坊州宜君县的凤凰谷造玉华宫,作飞仙宫,营襄城宫;唐高宗、武则天时,修干元殿,于东都建明堂,在嵩山之南造奉天宫,于嵩阳县造三阳宫,又于寿安县的万安山造兴泰宫,于东都苑内造八关凉宫,于蓝田县作万全宫,并在渑池县西造紫微宫,在雍州永安县置凉宫;唐玄宗时造交泰殿、长生殿,修勤政楼、明光楼、明仪楼、望春宫,并于骊山置温泉宫;唐德宗时修玄武楼、望仙楼;唐宪宗时做永安殿及宝庆殿;唐敬宗时修汉未央宫;唐文宗时修安福楼、两仪殿、甘露殿、紫云楼;唐武宗时造仙台,修望仙楼;……由于大量宫殿、楼阁的修建,唐天宝年间(742—756),两京附近的树木已被砍伐殆尽,当唐德宗贞元十三年(797)户部侍郎、判度支裴延龄奏:“近于同州检得一谷,材木可数千条,皆长七八丈”时,皇帝听后,说道:“人言天宝中,侧近求觅长五六十尺者尚无,今何近处忽有此木?”反映出唐代黄河流域森林的大面积消失。除了修造宫室砍伐森林之外,唐代取暖做饭使用炭薪,也会使林木面积缩减。唐设有木炭使,负责两京及各官僚机构木炭等的供应。杜甫《卖炭翁》记载了农夫为到京城售木炭“伐薪烧炭南山中”的情况。唐代军队常常伐薪作为后勤供应。《旧唐书》卷142《王廷奏传》:“国家自宪宗诛除群盗,孥藏虚竭。穆宗即位,赏赐过当,及幽镇共起,征发百端财力殚竭。时诸镇兵十五万余,才出其境,便仰给度支,置南北供军院。既深入贼境,辇运艰阻,刍薪不继,诸军多分番樵采。”再者,对山地的开发,也使森林资源减少。森林具有涵养水源、加固土壤的作用。黄河流域尤其是山地林木面积的减少,导致生态平衡的破坏,干旱发生,雨季山洪暴发,使黄河水量大增,出现河溢,给两京及附近居民带来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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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末年,黄河决徙的频率和破坏程度与日俱增。据《中国古代重大自然灾害和异常年表总集》记载,唐代黄河改道两次,决溢14次,黄河流域水灾38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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