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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德、贞观之时，宫人骑马者依齐、隋旧制，多著羃□。虽发自戎夷，而全身障蔽，不欲途路窥之。王公之家，亦同此制。永徽之后，皆用帏帽，施裙到颈，渐为浅露。寻下敕禁断，初虽暂息，旋又仍旧。咸亨二年又下敕曰：“百官家口，咸预士流，至于衢路之间，岂可全无障蔽。比来多著帏帽，遂弃羃□，曾不乘车，别坐檐子。递相放效，浸成风俗，过为轻率，深失礼容。前者已令渐改，如闻犹未止息。又命妇朝谒，或将驰驾车，既入禁门，有亏肃敬。此并乖于仪式，理须禁断，自今以后，勿使更然。”则天之后，帏帽大行，羃离渐息。中宗即位，宫禁宽弛，公私妇人，无复羃□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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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元初，从驾宫人骑马者，皆著胡帽，靓妆露面，无复障蔽。士庶之家，又相仿效，帏帽之制，绝不行用。俄又露髻驰骋，或有著丈夫衣服鞾衫，而尊卑内外斯一贯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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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华在其著作《与外孙崔氏二孩书》中也谈到了唐代前期社会风俗的变化情况，并涉及服饰的变化。李华祖先是北朝以来赵郡第一流高门，为李栖筠族子。李栖筠一支于玄宗开元年间自赵郡徙于卫（即汲郡），李华一家也早离开故土，南迁相州。李华在其书信中最后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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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小时南市帽行，见貂帽多帏帽少，当时旧人已叹风俗。中年至西京市帽行，乃无帏帽，貂帽亦无，男子衫袖蒙鼻，妇人领巾覆头。向有帏帽、幕□，必为瓦石所及，此乃妇人为丈夫之象，丈夫为妇人之饰，颠之倒之，莫甚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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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华，开元二十三年（735）进士擢第，天宝二年（734）复举博学鸿词科，天宝十一载（752）迁监察御史，累转侍御史，礼部、吏部二员外郎。其信中所述风俗变化时间当与上引《旧唐书》45《舆服志》所记相符。信中的“南市”，即洛阳南市，帽行是南市众多行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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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德（618—626）、贞观（627—649）年间，唐代妇女帽饰多为羃□。永徽以后及武则天时期，又多戴帏帽。开元（713—741）初，士庶之家，又多仿效宫人佩戴胡帽。羃□乃障面掩身之巾饰，原为吐谷浑男子所戴，北齐至隋唐间，又为妇女所饰，其形制乃为戴在头上，使全身障蔽之物，类于面幕。李密在唐高祖武德年间（618-626）领兵赴黎阳，在桃林县附近立意反叛，“乃简骁勇数十人，著妇人衣，戴羃蓠，藏刀裙下，诈为妻妾，自率之人桃林县舍”。可知中原地区也戴这种帽子了。帏帽，起于隋代，是隋唐间妇女盖头，大致是以纱缝于帽缘四周以防风沙，又防窥视。胡帽，似源自北周时所流行的突骑帽。这种突骑帽在隋唐时期大抵谓之“胡帽”，是一种掩项露面之帽。帽饰由羃蓠向帏帽的替变以及帏帽复被胡帽代替的过程，也就是从“全身障蔽”到“渐为浅露”，再到“靓妆露面”的演变，反映了唐代妇女服饰从封闭到开放的转移，从一个侧面折射出这一时代的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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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臂是隋唐五代特有的一种男子服饰，大约是从西北传入中原的。半臂的形制有些类似今天的坎肩，但比坎肩多了个袖子，其长度在袖子与无袖之间，襟大多开在右边。半臂的穿法主要是在内衣之上外衣之下，这样它起到了一种垫肩的作用，使男子显得肩宽而雄武。如果半臂的质地很好，如像“锦半臂”那样，那么穿半臂的人就常常脱掉一只袖子以夸耀自己的半臂。当然为劳作方便，也有人将一只或二只袖子全脱掉。唐陕县尉崔成甫为了在万众面前出风头，就“自衣缺胯绿衫、锦半臂，偏袒膊，红罗抹额。”这“偏袓膊”就是为了将锦半臂显示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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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袖是隋及唐前期妇女常穿的服装，样子与男子所穿的“半臂”相似而有所不同。半袖比半臂的领口更低，且多为对襟，套在窄袖衫外。后期由于衫袖变宽，半袖套不进去，穿的人就少了。半袖也是域外传入的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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帔是搭在肩背上的长帛巾，当时多称为“帔子”，也叫“帔帛”、“披帛”、“领巾”，大约由西域传入内地，在隋唐五代使用的很普遍。从形制上看，有的帔较长，有的又较短，并似有不同的样式。《事物纪原》说：“唐制，士庶女子在室搭帔帛，出适披帔子。”帔的材料有绫、帛丝、罗等，颜色以红、绿、黄为多，其中像“单丝罗红地银泥帔子”，就是红色的比较高级的帔子。不同颜色的帔与衫、裙相搭配，构成了当时妇女虽然很普通但又五彩缤纷的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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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胡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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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中外之间、民族之间交流空前频繁，饮食文化也深受其影响，胡食、胡饼进入饮食市场。人们崇尚西域食风，胡饼、胡食店肆遍地开设。《太平广记》卷451引《广异记》载，东平县尉李黁得官后，从洛阳出发赴任所时，“夜投故城，店中有胡人卖胡饼为业。”胡饼又有胡饼、油胡饼、胡麻饼、肉胡饼几类。铧锣也是一种胡食，是唐代新传入的食品。据考证，它是一种带馅的面点。饆饠又称毕罗。李匡乂在《资暇录》中说：“毕罗者，蕃中毕氏罗氏好食此味。今字从食，非也。”受西北游牧民族“胡食”的影响，北方饮食中羊肉甚多，羊肉的地位高于鸡肉和猪肉。北方肴馔中有很多品类带有浓郁的少数民族味道，例如浑羊殁忽、于阗法全蒸羊、野猪鲊等。这一时期，或许受游牧民族饮食影响，北方吃“乳酪”类食品甚多，例如有马酪、羊酪、杏酪、酪雕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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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中州地区是一个多民族聚集的地方，各民族兄弟之间友好相处，使得经济文化交流达到了一个新的高潮，民族融合凝聚了唐人，民族交往也使唐代中州地区出现了新的生机与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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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中州乡村社会 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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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流域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而中原地区又是古代文明的中心。宋代以前，中国的经济、文化重心都在这里。经济、文化重心的南北转移开始于唐代后期，研究唐代中州乡村社会问题，使我们认识到社会的发展离不开和谐的环境。和谐一方面是指人类自身的和谐，另一方面是指人与自然的和谐。唐代经济、文化重心的南北移位与这两方面的不和谐因素有一定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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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人类自身的不和谐。中国古代，广大农民是社会生产的主力军，但在政治上却处于受奴役的地位。农民的生活处境非常艰难，缺乏扩大再生产的能力，对农业的投入是很有限的，能有一些播种的种子就算不错了，韩国磐在《天宝时期农民生活之一瞥》一文中指出：“（一个具有全劳动力的五口之家）只要交纳租庸调和地税户税，即交纳总收成的五分之一略少一些，其余勉强供食用和衣着的一半；还有将近一半的衣着费用，以及日用工具、农具，以及养生送死等费用还无着落，唯有省吃俭用，勉强维持生活。假使家中发生较大事故如死掉耕牛，或者遇到灾荒，特别是各种额外的封建剥削，那就免不了剔屋卖田，雇妻鬻子，以至家道悉破，逃散四方了……他们还会受到其它的非理科徭，额外勒索，不至冻馁而死，已是万幸，破产流亡的威胁，经常使他们喘不过气来。”中国古代乡村的社会矛盾，在无法调和的时候，农民往往用暴力的手段来解决。暴力摧毁了旧王朝，建立的新王朝会给农民一定的生产资料，使社会矛盾得以暂时的缓和，但经过一段时间，矛盾又再次出现，循环往复。农民起义，常常使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使经济的发展走过一段辉煌后再跌入低谷，然后再缓慢地发展，如此反复而已。隋朝农民起义的战火主要发生在山东（函谷关以东）地区，经过隋末大动乱，中州经济非常萧条，贞观初年，“自伊、洛以东，暨乎海岱，灌莽巨泽，苍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道路萧条。”战争不仅使社会经济的发展受到阻止，而且也使人口大量消亡。隋开皇九年（589），有户600余万，经过隋末动乱，唐初仅有户200万，贞观初不满300万。黄河流域的人口耗散相当严重。农业劳动力的损耗，是社会经济的一大损失。具有丰富生产经验的劳动人手大批南迁，为南方经济的开发作出了贡献，但反过来，也给北方的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不利因素，这种不利因素在唐初还不十分明显，经过安史之乱以及唐末五代的战乱，人口的大量南迁，使这种南北对比的变化显现了出来。一句话，和谐的社会环境，能留住人才，不和谐的社会环境不利于人才的生存，也进一步使社会生产的发展在竞争中失去了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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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安史之乱给北方社会经济的发展也带来了严重灾难，黄河流域是“人烟断绝，千里萧条”。唐代中后期，藩镇割据，又进一步给黄河流域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了灾难。《太平广记》卷101《僵僧》：“唐元和十三年（818），郑滑节度使司空薛公平、陈许节度使李公光颜并准诏，各就统所部兵自卫，入讨东平。抵濮阳南七里，驻军焉。居人尽散。”《册府元龟》卷64《帝王部·发号令三》载代宗永泰元年（765年）四月诏中说：“自东都至淮洒，缘汴河州县，自经寇难，百姓凋残，地阔人稀。”《旧唐书》卷145《吴元济传》：“时贼阴计已成，群众四出，狂悍而不可遏，屠舞阳，焚叶县，攻掠鲁山、襄城。汝州、许州及阳翟人多逃伏山谷荆棘间，为其杀伤驱剽者千里，关东大恐。”战争一旦发生，一方或者双方常常把决河作为阻挡敌军的手段。《旧唐书》卷121《李怀光传》：“（唐德宗）时马遂、李抱真诸军同讨魏城未拔，朱淘、王武俊皆反，连兵救悦。（建中）三年，诏遣怀光统朔方兵步骑一万五千同讨田悦。怀光勇而无谋，至魏城之日，营垒未设，因与滔等大战于惬山，为滔等所败。复为悦决水以灌之，诸军不利，因与遂等退军于魏县。”唐乾宁三年（896）四月，朱全忠为保滑州城，下令决开河堤，“因为二河，散漫千余里”。藩镇割据及引发的战争给黄河中下游社会经济的发展造成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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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社会，农民的艰难处境，封建统治者之间争权夺利的斗争，是人类社会不和谐的重要表现，这种不和谐，给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了重大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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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人与自然的不和谐。人类社会与自然界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自然界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提供物质基础，而人类的活动又反过来影响自然生态环境的变化。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总结出很多发展经验，但由于缺乏宏观的调控，历代王朝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大都处于无序的状态，致使生态环境遭到破坏，而生态环境的破坏又影响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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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是一个长期缓慢的渐进过程，到唐代，这种变化日渐显现。北方黄河流域曾是人类起源和发展的摇篮之一，由于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致使森林大面积消失，植被破坏，气候及近地表水资源发生变化，风沙、水土流失及旱涝灾害严重。唐代后期以至宋、元、明、清时期，国家财政重心逐渐由黄河流域移向长江流域。长江流域相对于黄河流域开发较晚，但也存在着类似的问题，大面积毁林造田、围湖造田、开山造田，破坏了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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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唐代人类活动对黄河流域水旱灾害的影响主要有以下一些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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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不合理的土地开垦。黄河自古就是一条多泥沙的河流，因此，黄河流域的生态环境对该流域水旱灾害的发生影响极大，黄河上游地区草原植被良好，就可以大大减少中下游的水患。但有唐一代，西北地区是国家的屯垦区，大面积的土地被开垦为农田。据史籍记载，唐朝为防止北方突厥与西方吐蕃的内侵，积极在黄河上游实行戍军屯垦。调露二年（680），黑齿常之为河源军经略大使，“度开营田五千余顷”。元和中，宰相李绛请开营田，任韩重华为振武、京西营田、和籴水运使，“起代北，垦田三百顷……东起振武，西逾云州，极于中受降城，凡六百余里，列栅二十，垦田三千八百余顷”。大和末（835），王起奏请于灵武、邠宁立营田。邠宁节度使毕减亦曾募士开营田。唐代屯垦使黄河上中游地区的大面积土地被辟为农田，虽在当时也增加了粮食收入，解决了军队的粮食供应问题，但从长远的发展看，却破坏了当地的生态平衡，加剧了气候的干旱，草原和荒漠大面积出现。如，5世纪初，毛乌素沙地水草肥美，赫连勃勃以这里水草肥美，在此选址建统万城。鄂尔多斯高原，在6世纪初还是重要的牧马地，有众多河流。但从8世纪以后，毛乌素沙地和鄂尔多斯高原却变为“广长几千里，皆流沙”，生态环境恶化。唐代长庆二年（822），统万城“飞沙高及城堞”，反映了植被与环境的进一步恶化。黄河上中游植被的破坏，增加了黄河的泥沙含量，这些泥沙到中下游淤积下来，使下游河道河床抬高，增加了洪涝灾害发生的频率。唐代为扩大垦田面积，鼓励垦殖。开元、天宝年间，经济最为繁荣，耕地面积大量增加，“高山绝壑，耒耜亦满”。山壑也被辟为农田，对于黄河流域来说，夏季、秋季是多雨的季节，一遇暴雨，便发生山洪；而雨季过后，又往往出现干旱，气候失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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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森林大面积被砍伐。唐代由于宫室的大量营造、炭薪的使用，黄河流域的森林被大量采伐。根据《唐会要》的记载，唐高祖时营建弘义宫，并在终南山造太和宫，于宜州宜君县造仁智宫；唐太宗时修建大明宫、洛阳宫，在坊州宜君县的凤凰谷造玉华宫，作飞仙宫，营襄城宫；唐高宗、武则天时，修干元殿，于东都建明堂，在嵩山之南造奉天宫，于嵩阳县造三阳宫，又于寿安县的万安山造兴泰宫，于东都苑内造八关凉宫，于蓝田县作万全宫，并在渑池县西造紫微宫，在雍州永安县置凉宫；唐玄宗时造交泰殿、长生殿，修勤政楼、明光楼、明仪楼、望春宫，并于骊山置温泉宫；唐德宗时修玄武楼、望仙楼；唐宪宗时做永安殿及宝庆殿；唐敬宗时修汉未央宫；唐文宗时修安福楼、两仪殿、甘露殿、紫云楼；唐武宗时造仙台，修望仙楼；……由于大量宫殿、楼阁的修建，唐天宝年间（742—756），两京附近的树木已被砍伐殆尽，当唐德宗贞元十三年（797）户部侍郎、判度支裴延龄奏：“近于同州检得一谷，材木可数千条，皆长七八丈”时，皇帝听后，说道：“人言天宝中，侧近求觅长五六十尺者尚无，今何近处忽有此木？”反映出唐代黄河流域森林的大面积消失。除了修造宫室砍伐森林之外，唐代取暖做饭使用炭薪，也会使林木面积缩减。唐设有木炭使，负责两京及各官僚机构木炭等的供应。杜甫《卖炭翁》记载了农夫为到京城售木炭“伐薪烧炭南山中”的情况。唐代军队常常伐薪作为后勤供应。《旧唐书》卷142《王廷奏传》：“国家自宪宗诛除群盗，孥藏虚竭。穆宗即位，赏赐过当，及幽镇共起，征发百端财力殚竭。时诸镇兵十五万余，才出其境，便仰给度支，置南北供军院。既深入贼境，辇运艰阻，刍薪不继，诸军多分番樵采。”再者，对山地的开发，也使森林资源减少。森林具有涵养水源、加固土壤的作用。黄河流域尤其是山地林木面积的减少，导致生态平衡的破坏，干旱发生，雨季山洪暴发，使黄河水量大增，出现河溢，给两京及附近居民带来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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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末年，黄河决徙的频率和破坏程度与日俱增。据《中国古代重大自然灾害和异常年表总集》记载，唐代黄河改道两次，决溢14次，黄河流域水灾38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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