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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的“叙州三路蛮”，是指“马湖蛮”“南广蛮”和“石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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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湖蛮”在今屏山、雷波、马边一带。宋初，首领黄春惜贡马，宋朝在马湖地区设置四个羁縻州实行统治。元初，“马湖蛮”归顺元朝，元朝设置马湖路总管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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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广蛮”在叙州庆符县以西，相当于今四川高县、筠连至云南盐津、镇雄一带。1109年，宋朝在此设滋、纯、祥三州，后废置，于1121年置庆符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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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门部”，在“南广蛮”之西，在今云南昭通、会泽、巧家一带，为“乌蛮”族群。宋朝置羁縻州实行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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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在“叙州三路蛮”地区设置“叙南等处蛮夷宣抚司”，领叙州路、马湖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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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明清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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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四川的民族关系主要变化是改革土司制度，即改土归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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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司制度创设于元朝，它是封建中央王朝对少数民族实行羁縻统治的一种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归附的少数民族首领为土官，拥有过去的权力、地位，有其土地、人民。但在政治关系上，土官被纳入中央集权的号令之下，不仅对中央有朝贡，而且朝廷在少数民族地区设置宣慰司，戍守军兵；土官是否世袭，也必须经由中央王朝认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土司制度对于加强少数民族地区同中央王朝的政治经济联系，以及巩固多民族国家的统一，有着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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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中央政府不但继续推行土司制度，而且使土司制度趋于完善。这个过程从明朝初年就已开始，到明中叶，四川地区已有土司五十七个。这些土司，多设在彝族聚居区、藏族聚居区和羌族聚居区。如在彝族地区的建州（今四川德昌）、威龙（今四川德昌境）、普济（今四川米易境）等地设有长官司；在藏族聚居的今阿坝州地区设有五个安抚司、十六个长官司，康定地区有明正土司；在羌族聚居的岷江上游地区设有五个长官司等。土司制度的普遍推行，迈开了把少数民族地区纳入中央集权的郡县制轨道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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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至清代，土司制度的弊端已暴露得越来越充分。首先是土司制度下，土司实际上仍是一方之长，它的发展日益与中央王朝高度集权的专制主义政治体制发生冲突；其次是土司在其管辖地区为所欲为，严重干扰了封建统一王朝的政治秩序和社会安宁，并引起阶级矛盾尖锐化，使土司制度本身发生动摇。在这种形势下，改变土司制度已经是势有必致。清王朝在四川的改土归流（即变土官为流官，变土司为郡县）始于雍正初期，经过剧烈的大规模的武力征讨和政治攻势，到乾隆时期，在重要地区基本上完成并巩固了改土归流这一重大变革。不过，这一过程直到清末仍在继续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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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巴蜀文化的重要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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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蜀文化以其卓越的成就，为中国文明做出了杰出贡献，其中一些重要成就还走出国门，产生了世界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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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古蜀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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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文明、艺术文明、中外古文明交流互鉴，是古蜀文明的三面旗帜。三星堆文化独步天下的青铜合金及青铜器制作技术，凸显其独创的技术文明，在若干方面处于商代冶金工业的先进行列。而三星堆文化独特的青铜雕像艺术，更是在商代中国范围内绝无仅有，具有极高的历史、科学和艺术价值，堪称旷世珍品。三星堆青铜雕像、金面罩和金杖等文化形式，以及大批海贝和象牙，则是中外古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成果，证实三星堆古蜀文明是中国最早的世界文明窗口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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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巴蜀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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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蜀教育以其四个亮点闻名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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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文翁兴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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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景帝、武帝年间，文翁在蜀兴学，蜀地风气为之大变，史书称誉说：“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焉。”文翁在蜀兴办学校，开全国地方官办学校的风气之先。到汉武帝时，朝廷在全国推广文翁的做法，下令天下各郡国建立官办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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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蜀石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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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蜀时期刊刻的石经，用石数千块，先后刻成《孝经》《论语》《尔雅》《毛诗》《礼记》《仪礼》《周易》《尚书》《周礼》《左传》，立于益州州学（文翁石室故址），史称“孟蜀石经”。石经不但镌刻经文，而且用双行小字镌刻注文，比之汉、魏、唐石经，内容要丰富得多，价值也要大得多。至北宋，又补刻《春秋经传集解》《公羊传》《榖梁传》《古文尚书》《孟子》等“五经”，以及《石经考异》，同样置于石室旧址。这样，石室内的石经共有15部，统称为“蜀石经”。这是我国古代规模最大和唯一有注文的儒家经典石经，对于经学的保存、传播和弘扬，起到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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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宋代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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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四川的书院有了很大发展，盛极一时。四川各个书院中，鹤山书院是最负盛名者之一，由著名理学家蒲江人魏了翁在蒲江城北大鹤山创办，“开门授徒，士争负笈从之，由是蜀人尽知义理之学”，宋理宗钦赐御书“鹤山书院”四个大字，以表其功。宋代巴蜀学者张栻、魏了翁等到湖南讲学，对开创湖湘学派起到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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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高等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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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尊经书院与锦江书院合并为四川省城高等学堂，这是四川高等教育的起点，也是后来四川大学的前身。高等学堂除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典籍外，还学习声光电化格致之学，开始了由书院向新学的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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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英、法、美等国传教士也在四川各地开办教会学校，授以西语、宗教、科技等。宣统二年（1910年），由美国等国传教士创办的华西协合大学在成都华西坝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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