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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的“叙州三路蛮”,是指“马湖蛮”“南广蛮”和“石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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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湖蛮”在今屏山、雷波、马边一带。宋初,首领黄春惜贡马,宋朝在马湖地区设置四个羁縻州实行统治。元初,“马湖蛮”归顺元朝,元朝设置马湖路总管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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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广蛮”在叙州庆符县以西,相当于今四川高县、筠连至云南盐津、镇雄一带。1109年,宋朝在此设滋、纯、祥三州,后废置,于1121年置庆符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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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门部”,在“南广蛮”之西,在今云南昭通、会泽、巧家一带,为“乌蛮”族群。宋朝置羁縻州实行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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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在“叙州三路蛮”地区设置“叙南等处蛮夷宣抚司”,领叙州路、马湖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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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明清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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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四川的民族关系主要变化是改革土司制度,即改土归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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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司制度创设于元朝,它是封建中央王朝对少数民族实行羁縻统治的一种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归附的少数民族首领为土官,拥有过去的权力、地位,有其土地、人民。但在政治关系上,土官被纳入中央集权的号令之下,不仅对中央有朝贡,而且朝廷在少数民族地区设置宣慰司,戍守军兵;土官是否世袭,也必须经由中央王朝认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土司制度对于加强少数民族地区同中央王朝的政治经济联系,以及巩固多民族国家的统一,有着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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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中央政府不但继续推行土司制度,而且使土司制度趋于完善。这个过程从明朝初年就已开始,到明中叶,四川地区已有土司五十七个。这些土司,多设在彝族聚居区、藏族聚居区和羌族聚居区。如在彝族地区的建州(今四川德昌)、威龙(今四川德昌境)、普济(今四川米易境)等地设有长官司;在藏族聚居的今阿坝州地区设有五个安抚司、十六个长官司,康定地区有明正土司;在羌族聚居的岷江上游地区设有五个长官司等。土司制度的普遍推行,迈开了把少数民族地区纳入中央集权的郡县制轨道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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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至清代,土司制度的弊端已暴露得越来越充分。首先是土司制度下,土司实际上仍是一方之长,它的发展日益与中央王朝高度集权的专制主义政治体制发生冲突;其次是土司在其管辖地区为所欲为,严重干扰了封建统一王朝的政治秩序和社会安宁,并引起阶级矛盾尖锐化,使土司制度本身发生动摇。在这种形势下,改变土司制度已经是势有必致。清王朝在四川的改土归流(即变土官为流官,变土司为郡县)始于雍正初期,经过剧烈的大规模的武力征讨和政治攻势,到乾隆时期,在重要地区基本上完成并巩固了改土归流这一重大变革。不过,这一过程直到清末仍在继续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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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巴蜀文化的重要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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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蜀文化以其卓越的成就,为中国文明做出了杰出贡献,其中一些重要成就还走出国门,产生了世界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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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古蜀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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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文明、艺术文明、中外古文明交流互鉴,是古蜀文明的三面旗帜。三星堆文化独步天下的青铜合金及青铜器制作技术,凸显其独创的技术文明,在若干方面处于商代冶金工业的先进行列。而三星堆文化独特的青铜雕像艺术,更是在商代中国范围内绝无仅有,具有极高的历史、科学和艺术价值,堪称旷世珍品。三星堆青铜雕像、金面罩和金杖等文化形式,以及大批海贝和象牙,则是中外古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成果,证实三星堆古蜀文明是中国最早的世界文明窗口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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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巴蜀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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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蜀教育以其四个亮点闻名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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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文翁兴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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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景帝、武帝年间,文翁在蜀兴学,蜀地风气为之大变,史书称誉说:“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焉。”文翁在蜀兴办学校,开全国地方官办学校的风气之先。到汉武帝时,朝廷在全国推广文翁的做法,下令天下各郡国建立官办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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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蜀石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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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蜀时期刊刻的石经,用石数千块,先后刻成《孝经》《论语》《尔雅》《毛诗》《礼记》《仪礼》《周易》《尚书》《周礼》《左传》,立于益州州学(文翁石室故址),史称“孟蜀石经”。石经不但镌刻经文,而且用双行小字镌刻注文,比之汉、魏、唐石经,内容要丰富得多,价值也要大得多。至北宋,又补刻《春秋经传集解》《公羊传》《榖梁传》《古文尚书》《孟子》等“五经”,以及《石经考异》,同样置于石室旧址。这样,石室内的石经共有15部,统称为“蜀石经”。这是我国古代规模最大和唯一有注文的儒家经典石经,对于经学的保存、传播和弘扬,起到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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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宋代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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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四川的书院有了很大发展,盛极一时。四川各个书院中,鹤山书院是最负盛名者之一,由著名理学家蒲江人魏了翁在蒲江城北大鹤山创办,“开门授徒,士争负笈从之,由是蜀人尽知义理之学”,宋理宗钦赐御书“鹤山书院”四个大字,以表其功。宋代巴蜀学者张栻、魏了翁等到湖南讲学,对开创湖湘学派起到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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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高等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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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尊经书院与锦江书院合并为四川省城高等学堂,这是四川高等教育的起点,也是后来四川大学的前身。高等学堂除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典籍外,还学习声光电化格致之学,开始了由书院向新学的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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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英、法、美等国传教士也在四川各地开办教会学校,授以西语、宗教、科技等。宣统二年(1910年),由美国等国传教士创办的华西协合大学在成都华西坝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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