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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初大分封，“封建亲戚以藩屏周”，巴国由周王室封之，是西周同姓诸侯中的大封。巴国受封诸侯，获得了进一步发展的条件，同时又成为周王室控临南国的一个重要战略基地。《左传》昭公九年记载：“及武王克商……巴、濮，楚、邓，吾南土也。”巴国为南土诸侯之首，与周王朝陆续分封在成周之南、汉水之北的“汉阳诸姬”共同构成捍卫周室、镇抚南土的坚强军事防线，成为周王室的南国支柱，是为“天下之显诸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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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周的外服诸侯制中，巴国班列男服，对周王室有职有贡。其职守为镇抚南国、捍卫王室，其贡献是向周王室交纳农产品。春秋时期，巴国在周王朝的地位有所下降，从西周时期诸侯的大封国降为仅“班侔秦、楚”，与“夷狄”同列，但对周王室的职守仍旧是“治田入谷”和“为王捍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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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时代，王纲解纽，诸侯逾制，巴国虽然尊奉周王职贡，但仅是表象。实际情形是，巴国在周王室礼崩乐坏的形势下，政治经济军事力量急剧膨胀，图谋东出汉东，扩张江汉，因而一度与楚结成联盟，扫荡江汉间小国。后来盟约破裂，巴楚反目为仇，数相攻伐，巴慑于楚之锋芒，被迫放弃汉水上游故土，南下长江流域，转入渝东长江干流和四川盆地东部，重建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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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阳国志·巴志》书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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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国在春秋战国之交仓促南下入渝，虽然在渝东地区重新建立起政治军事统治，但却没有力量来重构强大的国家机器及其层级机构。战国时期巴国几次迁都，先后在江州、垫江（今重庆合川）、平都（今重庆丰都）、阆中（今四川阆中）建立过都城，在枳（今重庆涪陵）修建先王陵墓。由于巴国东受楚攻，西临蜀伐，捉襟见肘，政局动荡，极不稳固，几次迁都同当时政治军事局势的急剧变化直接相关，都城逐渐远离战场。到战国中期，巴在接连失去长江三关以后，渝东长江干流之地已无险可守，而川中又面临一个赫赫蜀国，巴王室只得退保阆中，而将渝东重镇枳交由巴王子据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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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国的疆域，按照巴国历史的发展，大致是：商周时代，据有汉中东部；春秋时代，向大巴山东缘发展；春秋末叶，举国南迁长江干流鄂西、渝东之间；春秋战国之际，渐次进入长江、嘉陵江、渠江、乌江之间的渝东地区和四川盆地东部，并兼有与鄂、湘、黔的相邻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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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巴国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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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为姬姓之后，与周王室有着深厚的血缘关系。西周春秋时期巴国君主一直称“巴子”，其国称“巴子国”，到战国时期，巴国君主开始称王。君主实行世袭制度，太子称“巴王子”。春秋时期巴国的职官，文献中仅见“行人”一职，专司对外告命聘享事务。战国时代，巴国设有“上卿”，意味着有卿、相之别；军队方面设有将军，与当时列国相同；文、武分职设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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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涪陵小田溪2号墓出土的青铜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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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资料揭示出战国时代巴国设有比较严密的等级和礼乐制度。重庆涪陵小田溪2号墓出土虎纽 于和钲各1件，钲身两面铸有巴蜀符号，其中一面符号的下部两边分别有一“王”字，表示墓主具有较高的军事和政治地位。 于和钲是军中号令士众进退的乐器， 于的大小表示使用者地位的高低。2号墓的墓制和 于形体均较小，说明墓主的地位不算太高。小田溪1号墓出土14枚一组的编钟，也是小架所用。依当时的等级制度，“其功大者其乐备”，则1号墓墓主的身份与2号墓的墓主相近，均未达到巴王的等级，可能是巴王子或将军的墓。至于其他制度，因文献无征，难以查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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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国统治阶级的核心是巴王及其宗室子弟，其次是卿大夫和将军。统治集团上层主要由宗姬的一脉后代组成，但也吸收了一些异姓酋豪，如著名的巴将军蔓子就来自西蜀地区的鄤地，不过此类情况并不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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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巴国与列国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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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国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曾与商、周王朝和不少毗邻诸侯国发生过各种关系，其中与诸侯国发生和战关系的主要是楚、蜀、秦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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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703年，巴与楚结成政治军事联盟，联师讨伐邓国。两国军队协同作战，大获全胜。此后，两国多次联合出兵，征伐汉水流域诸国。前611年，巴师和秦师一道驰援被庸国围困的楚师，反败为胜，合围灭庸。但巴楚联盟并不稳定。前688年，巴人伐楚，直攻楚国郢都城门。前676年冬，巴人又伐楚，次年春大败楚师。前477年，巴师再次伐楚，楚大军迎战，巴师惨败，巴楚联盟至此完全破裂。面对步步逼凌的楚国攻势，巴国已无力抗衡，不得不弃土南迁，转而进入三峡和四川盆地立国。战国时期，巴、楚“数相攻伐”，虽两国王室之间尚存婚姻关系，楚师也曾驰援巴将军蔓子以救巴乱，但其间婚姻已远非昔日的政治联姻，而楚之援巴，又必须以巴献城池作为代价。巴为拒楚，在长江一线连置弱关（今湖北秭归境）、江关（今重庆奉节境）和阳关（今重庆长寿东南）三道防线，但仍然不能阻挡楚师西上的步伐。到公元前361年，巴国在奉节以东的长江地区尽入楚国版图，东方大门完全向楚敞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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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楚长期交往，相互间都受到深刻影响。战国时楚国郢都内有巴人聚居区，叫作“下里”。下里巴人唱的歌，被称为“下里巴人”之歌。巴人一唱歌，就引起郢都成千上万人的合唱，说明楚文化受到巴文化很大的影响。巴人的文化还深刻影响了楚王族的文化，楚的“万舞”就源自“巴渝舞”，楚之屈宋文学也汲纳了大量巴人的口头文学。而巴地也多楚风，江州以东巴人的风俗文化接近楚人，受到了楚文化的强烈熏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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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蜀长期为近邻，商代巴方活动于陕南，与蜀之北部地区毗邻。商末两国一道参加武王伐纣，周初均受分封，地域仍相毗邻。杜宇王蜀时，以其进步的农耕文化东传巴地，“巴亦化其教而力务农”。虽然战国初巴国入主四川盆地东部，与蜀相敌，但两国的文化交流关系并没有割断，反而愈益紧密。巴、蜀都使用相同的巴蜀文字，两国的物质文化尤其是青铜文化愈益接近。战国时期，巴文化与蜀文化相互影响、渗透以至合流，形成了为后来学者们所盛称的“巴蜀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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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时期，巴与秦国交往很少。战国时期，巴试图借助秦国抵制蜀、楚的夹击，因而与秦交好。但秦国早有吞并巴国的战略意图，巴的企图只能是一厢情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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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巴国的衰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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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316年，蜀王伐苴侯，苴侯奔巴，巴、苴求救于秦。秦决计灭蜀取巴，遣大军伐蜀。冬十月平蜀后，秦移师东进，轻取巴之重镇江州和阆中，俘虏巴王，巴国由是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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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国灭后，巴王子率残部据守江州以东的枳，负隅顽抗，公元前280年前后被楚国所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