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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人流行甲骨占卜术,在成都金沙、十二桥、青羊宫、方池街、岷山饭店、指挥街、抚琴小区、军区三所、君平街以及其他商周时代的遗址中,历年来出土不少卜用龟甲,甲骨的钻凿形态带有一定随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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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金沙遗址出土的卜用龟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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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国上层统治集团通过在大型礼仪中心举行的巫术仪式实现与神灵的交接,仪式由巫师来实施,蜀王就是群巫之长,为大巫师。三星堆出土的金杖,就是蜀王实施交感巫术直接与神灵沟通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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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青铜神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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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金沙遗址发现60余处与祭祀有关的遗存,是古蜀人的重要祭祀区之一。古蜀人在金沙祭祀区进行的大型祭祀活动,前后延续达500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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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蜀还流行方术,颇有名气的大方术家是苌弘。苌弘,蜀人,春秋末入周,为周大夫。苌弘以星象、术数著称于世。苌弘身怀“设射狸首”之术,以方术服事周灵王,引起诸侯不朝,他又把狐狸头部作为不朝觐周室的诸侯予以射杀,引起诸侯愤恨,被晋人执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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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时期古蜀方仙道风行,最知名的是蜀人王乔和彭祖,他们都出自汉代时的犍为郡武阳县。王乔的仙术属于行气一派,即“方仙道”。彭祖即孔子所说的“老彭”,因寿长,所以称之为“老”。彭祖和王乔的仙术,均以行气吐纳为特点,属于同一仙道派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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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哲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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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蜀是深受道家思想重要影响的一个地区,早在战国时就受道家哲学影响。相传老子为关令尹喜著《道德经》,让关令尹喜行道千日后,去成都青羊肆找他。青羊肆即今成都青羊宫。这段材料透露出战国时道家学说曾有西上入蜀的历史。战国时蜀人臣君子著有《臣君子》二篇,此书被《汉书·艺文志》列入“道家者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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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地还是先秦杂家思想的传播地之一。据史书记载,商鞅被车裂以后,其师尸佼恐遭株连,乃逃入蜀地避难,在蜀中完成其著述《尸子》二十篇。尸佼是著名的杂家人物,《尸子》在《汉书·艺文志》列为“杂家者流”,这部书也是通过蜀人流传下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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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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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人的艺术大体包括口头艺术、乐舞艺术、绘画和雕刻艺术等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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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头艺术主要是神话、传奇和故事等,由蜀人世代口耳相传。文献所载蜀人口头艺术诸方面的内容,多为后世整理并追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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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人对音乐十分爱好,考古中常见陶埙、石磬、青铜编钟、钲、铎、铃等乐器或其图像。古蜀开明王还亲自作歌,曲名有《臾邪歌》《龙归之曲》(一作《陇归之曲》)、《幽魂之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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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蜀的绘画和雕刻艺术相当发达。绘画艺术的成就一方面在漆器上表现得淋漓尽致,另一方面也在雕刻作品上显露无遗。漆绘有朱、红、褐、赭、黑、白等色,色彩鲜艳而丰满。彩绘的龙、凤、鸟、兽、鱼、花草、云彩和几何纹等,有的严肃逼真,有的极度夸张,表现出蜀人的生活情趣和对艺术的强烈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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雕刻艺术主要体现在青铜器的纹饰图案上。古蜀的青铜器纹饰主要有动物纹和几何纹等。动物纹有蟠龙纹、兽面纹、饕餮纹、蚕纹等。纹饰布局,有布满全器的,有只在主要部位加以表现的,多采用对称、单独、二方连续等方式。其制作讲究运用传统的S纹、小钩子等作为图案单位的基本骨架,并广泛运用等距、等分、同心、同形等手法,加强纹饰的节奏感。纹饰做法,有立雕、浮雕、平雕、线刻、镶嵌等,集多种于一器较为普遍。而嵌错金、银丝的出现,则反映了蜀国雕刻工艺的新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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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堆所出大型青铜雕像群是古蜀雕塑工艺的集中表现,在中国古代工艺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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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周时古蜀绘画和雕刻工艺带有浓厚的宗教神秘性特点;春秋战国时则出现了比较纯粹的艺术化倾向,追求洒脱、飘逸的艺术风格和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包含着新的艺术境界。然而多数雕刻作品仍具古风,表现出强烈的传统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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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简史 第二章 秦汉三国时期的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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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316年,秦灭巴、蜀,将巴、蜀纳入秦王国统一的政治、经济和法律体系之中,并对原巴、蜀王国的诸多方面进行大规模的深刻改造。从巴、蜀归秦,中经秦王朝的兴灭,直到西汉王朝中期,经过200余年的长期努力,秦汉中央王朝终于从根本上改变了先秦巴、蜀的性质,扭转了它们的发展方向,使巴、蜀从原先的独立或半独立的王国形态转变为中央王朝统一治理下的地域形态,巴蜀历史从此揭开了新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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