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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诸葛亮也注重发展蜀汉的经济，不断振兴蜀国，力求发展。在其执政的初期，他学习汉室，注重休养生息，注重农桑等的种植，加强水利设施的建设与维护，保持成都平原、四川盆地等区域正常的农业生产。在北伐时，注重汉中等地的农业生产，以此为前哨的粮食供应基地，还在渭水平原实施屯田，以保证作战之需。在少数民族地区，他推行适合山地的农业技术，保证山区的农业生产，同时也进行畜牧业等山区养殖业的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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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蜀汉中后期的动荡与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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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治蜀时期，为壮大蜀汉实力，扩展疆域，而进行南征与北伐。在征战之初，诸葛亮率军取得了诸多的胜仗，南征取南中之地，北伐定汉中等地，使蜀汉疆域得到了扩张。234年，诸葛亮出兵攻魏，率10万余军出斜谷，进至郿，在渭水南岸下营。魏军主帅司马懿督20万魏兵渡过渭水，背水为垒，堵截蜀军。司马懿坚壁拒守，两军相持百余日。诸葛亮积劳成疾，病逝于五丈原（今陕西宝鸡眉县）。蜀汉军队最终退出渭水流域，回到汉中。诸葛亮的多次北伐，是在蜀汉实力远不如曹魏情况下发动的，因此他不可能实现“北定中原，兴复汉室”的目的。随着诸葛亮的离世，蜀汉政权逐步出现衰微的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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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蜀汉政权的中后期，蒋琬成为继诸葛亮之后的辅政大臣，费祎则是其副手。蒋、费在施政的过程中，继续推行诸葛亮时期制定的相关政策，对内保国安民，施行休养生息，对外则保持与吴国之间的友好关系，对魏采取防御与敌对的态度。在汉魏之间实力悬殊的情况下，蒋琬很少对魏进攻，以免不必要的消耗。蒋琬死后，费祎执政，也延续之前的施政方式，基本能保持蜀汉的安定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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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汉后主刘禅是一个昏庸之帝，其身边的宦官及奸臣如黄皓、陈袛等人互为表里，把持朝政议事。费祎死后，姜维执政。姜维劝后主对黄皓等宦官进行清灭以实现蜀汉的复兴，但后主不允，朝中任由宦官当道。在这种局面下，姜维只好请辞，到沓中种麦。262年，魏将邓艾率兵攻打姜维，姜维兵败，不敢返蜀，仍旧留住沓中。次年，魏军兵分三路攻蜀。一路由邓艾率3万余众从狄道攻沓中，直攻姜维；一路由诸葛绪统3万人据守祁山，以切断姜维的退路；一路则由钟会领10万余兵从斜道、骆道、子午谷攻打汉中。在魏进攻蜀之前，姜维曾上书后主，说魏蓄谋进攻蜀，需做好应战的准备。后主不听姜维之言，当魏军进攻后，又在慌乱中急派廖化率兵赴沓中增援姜维，张翼、董厥急守阳安关口解围。由于魏军抢占先机，在蜀汉增援军队还未到达之前，已经攻破汉中、关口，邓艾进逼姜维。姜维在退守中，与廖化等合兵守剑阁，抵抗钟会的进攻。在钟会久攻不下剑阁时，邓艾率军绕开剑阁，从阴平道向蜀汉发起进攻。由于蜀汉守备策略的失误，此道并未派兵把守，魏军如入无人之境，很快攻下江油，向成都城逼近。成都守备空虚，魏军很快攻陷成都城，刘禅投降，蜀汉国亡。至此，存在了42年的蜀汉政权消失，巴蜀之地成为曹魏控制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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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简史 [:1706652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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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简史 第三节 经济的逐步恢复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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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简史 [:1706652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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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农业技术的改进与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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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水利建设与农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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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古代传统农业发展过程中，统治者极为重视农田水利建设。秦并巴蜀后，为解决成都平原地区的洪水之患和农业灌溉问题，派蜀守李冰对水患进行治理。李冰充分了解成都平原水患和农业灌溉中存在的各种隐患与危机，结合当地的地理结构，在蜀国开明王朝治水基础之上，兴建了都江堰渠水利工程。都江堰渠首主要包括鱼嘴、飞沙堰和宝瓶口三大主体工程。都江堰疏通郫江和检江，并同内江相连接，形成了集农业灌溉、运输、防洪等于一体的水利工程系统，一方面让老百姓充分享受到都江堰渠修建后给地区农业发展带来的利益，另一方面也极大促进了成都平原地区的农业发展，为经济的进步和交通的发展提供了极大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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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都江堰的建成，让后世的成都平原免遭水患之祸，人民安居乐业。史学家常璩曾经盛赞：“于是蜀沃野千里，号为陆海，旱则引水浸润，雨则杜塞水门，故记曰：‘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可见都江堰水利工程给成都平原，乃至整个蜀中地区农业生产和人们生活带来的极大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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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冰除了修建都江堰和导成都二江以外，他还对成都平原北部的洛水和绵水进行了疏导治理，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洛水和绵水周边地区的稻田得到了灌溉，极大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这使人们生活更加地富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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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江堰水利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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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景帝时期，蜀守文翁主导对湔江进行疏导，实现了对一千七百顷繁田的全面灌溉。汉代还在武阳引水灌溉彭山、蒲江一带的农田。东汉时期，当时的治蜀官员还在今双流、绵竹等地开凿新渠，引水灌溉农田，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东汉时期，当时中央王朝还在蜀郡和广汉郡设置有“都水”类官吏，专门对水利相关事务进行系统的管理，充分保证了巴蜀地区水利设施的开发与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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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在取得巴蜀之后，为了改变巴蜀地区农业生产的落后局面，向巴蜀地区迁入大批的移民。这些移民将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引入巴蜀地区，如革新牛耕技术、推广铁制农具等。据相关的考古发现，巴蜀地区最早出现的铁制农用具，如铁镰、铁三脚架等与农业生产密切相关且极为实用的农器具，其时期是在秦灭巴蜀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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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汉代以后，铁农具在巴蜀地区的使用已经十分普遍。在近年来巴蜀地区的汉代墓葬考古发掘中发现了大量的铁锄、铁镰、铁斧、铁削等农业生产用具。这些铁农具的出现以至普及，逐渐取代了先秦时期巴蜀地区的木器、石器、青铜器等农具，加快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为巴蜀地区农业的精耕细作和荒地的开垦起到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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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农业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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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三国时期的农业生产过程中，农业生产的多样性也逐渐形成。在这一时期，水稻种植已经十分普遍，巴蜀大部分平原和丘陵地区均有水稻种植。这一时期稻谷的产量有着大幅的提升，据《华阳国志·蜀志》中记载：“绵竹县（今四川德阳绵竹市和德阳市区）……绵竹与雒各出稻稼，亩收三十斛，有至五十斛。”按照现在的计量换算，大约相当于今亩产水稻为390—580公斤。成都平原在当时已经成为国内水稻单位面积产量最高的地区。粮食作物除水稻外，在川西平原靠近山区的地方还盛产芋类作物，作为当地民众的主食。司马迁描述当时四川：“吾闻汶山之下沃野，下有蹲鸱（大芋），至死不饥。”在四川地区出土的画像砖中也有“种芋”的图像，反映出巴蜀地区在秦汉三国时粮食产量相当丰盛，出产的粮食完全可以满足当地所需。特别是在汉武帝时，华北饥民流徙江南，在江南难以负担的情况下，便向巴蜀之地求粟以赈江南的粮食短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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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三国时期，巴蜀地区的畜牧业也有长足的发展，其中以越嶲郡和蜀郡的冉 都尉辖境内最为发达。这些地区生产的牲畜为旄牛、笮马，所产的牛、马大量向外销售，是巴蜀山区致富的一种主要途径。东汉安帝时，为满足养马的需要，特在越嶲郡设置长利、高望、始昌三苑。汉代四川南部河谷地区气候炎热，出产犀牛，其也作为重要的商品对外销售，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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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蜀地区因为水系发达，水量丰沛，渔猎业一直以来都是重要的农业生产方式之一。进入秦汉以后，渔猎生产依然盛行，如獽、蜑等生活在长江沿岸的少数民族长期以来都以渔猎为生。到东汉桓帝时，仅仅江州就有多达500余家人以捕鱼为生。而在安汉县（今四川南充）、阆中等有鱼池、鱼漕梁和鱼田，它们是专门养鱼的场所。另外，在水稻种植区，农民把养鱼和水稻种植相结合，不仅水稻的产量有所提高，而且也增加了农业产出，获得更大的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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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以上的一些农业生产外，其他经济作物的生产也备受重视。从文献记载可以知道，巴郡的朐忍（今重庆云阳）、鱼复（今重庆奉节），以及犍为郡的南安（今四川乐山市内及夹江一带）都是当时巴蜀地区著名的产橘区，官府在这些地方专门设有橘官和柑橘官社，对柑橘类水果作物加强管理。另外，巴蜀地区是当时全国茶叶种植和生产的重要区域。据文献记载，汉代以来，巴郡的涪陵（今重庆彭水、黔江）等地都出产好茶，蜀中的什邡也出产名茶。一些出土的画像砖上也反映出巴蜀地区茶叶生产和贸易的图景，茶叶已经成为一种在当地极为流行的饮料。除以上的这些经济作物外，巴蜀各郡也出产荔枝、龙眼、姜、桑、麻等农副产品。可以说在秦汉三国时期，随着农业生产的快速发展，巴蜀地区的经济取得了较快的发展，从而造就出天下闻名的“天府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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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手工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