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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冰除了修建都江堰和导成都二江以外，他还对成都平原北部的洛水和绵水进行了疏导治理，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洛水和绵水周边地区的稻田得到了灌溉，极大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这使人们生活更加地富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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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江堰水利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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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景帝时期，蜀守文翁主导对湔江进行疏导，实现了对一千七百顷繁田的全面灌溉。汉代还在武阳引水灌溉彭山、蒲江一带的农田。东汉时期，当时的治蜀官员还在今双流、绵竹等地开凿新渠，引水灌溉农田，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东汉时期，当时中央王朝还在蜀郡和广汉郡设置有“都水”类官吏，专门对水利相关事务进行系统的管理，充分保证了巴蜀地区水利设施的开发与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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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在取得巴蜀之后，为了改变巴蜀地区农业生产的落后局面，向巴蜀地区迁入大批的移民。这些移民将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引入巴蜀地区，如革新牛耕技术、推广铁制农具等。据相关的考古发现，巴蜀地区最早出现的铁制农用具，如铁镰、铁三脚架等与农业生产密切相关且极为实用的农器具，其时期是在秦灭巴蜀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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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汉代以后，铁农具在巴蜀地区的使用已经十分普遍。在近年来巴蜀地区的汉代墓葬考古发掘中发现了大量的铁锄、铁镰、铁斧、铁削等农业生产用具。这些铁农具的出现以至普及，逐渐取代了先秦时期巴蜀地区的木器、石器、青铜器等农具，加快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为巴蜀地区农业的精耕细作和荒地的开垦起到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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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农业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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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三国时期的农业生产过程中，农业生产的多样性也逐渐形成。在这一时期，水稻种植已经十分普遍，巴蜀大部分平原和丘陵地区均有水稻种植。这一时期稻谷的产量有着大幅的提升，据《华阳国志·蜀志》中记载：“绵竹县（今四川德阳绵竹市和德阳市区）……绵竹与雒各出稻稼，亩收三十斛，有至五十斛。”按照现在的计量换算，大约相当于今亩产水稻为390—580公斤。成都平原在当时已经成为国内水稻单位面积产量最高的地区。粮食作物除水稻外，在川西平原靠近山区的地方还盛产芋类作物，作为当地民众的主食。司马迁描述当时四川：“吾闻汶山之下沃野，下有蹲鸱（大芋），至死不饥。”在四川地区出土的画像砖中也有“种芋”的图像，反映出巴蜀地区在秦汉三国时粮食产量相当丰盛，出产的粮食完全可以满足当地所需。特别是在汉武帝时，华北饥民流徙江南，在江南难以负担的情况下，便向巴蜀之地求粟以赈江南的粮食短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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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三国时期，巴蜀地区的畜牧业也有长足的发展，其中以越嶲郡和蜀郡的冉 都尉辖境内最为发达。这些地区生产的牲畜为旄牛、笮马，所产的牛、马大量向外销售，是巴蜀山区致富的一种主要途径。东汉安帝时，为满足养马的需要，特在越嶲郡设置长利、高望、始昌三苑。汉代四川南部河谷地区气候炎热，出产犀牛，其也作为重要的商品对外销售，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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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蜀地区因为水系发达，水量丰沛，渔猎业一直以来都是重要的农业生产方式之一。进入秦汉以后，渔猎生产依然盛行，如獽、蜑等生活在长江沿岸的少数民族长期以来都以渔猎为生。到东汉桓帝时，仅仅江州就有多达500余家人以捕鱼为生。而在安汉县（今四川南充）、阆中等有鱼池、鱼漕梁和鱼田，它们是专门养鱼的场所。另外，在水稻种植区，农民把养鱼和水稻种植相结合，不仅水稻的产量有所提高，而且也增加了农业产出，获得更大的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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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以上的一些农业生产外，其他经济作物的生产也备受重视。从文献记载可以知道，巴郡的朐忍（今重庆云阳）、鱼复（今重庆奉节），以及犍为郡的南安（今四川乐山市内及夹江一带）都是当时巴蜀地区著名的产橘区，官府在这些地方专门设有橘官和柑橘官社，对柑橘类水果作物加强管理。另外，巴蜀地区是当时全国茶叶种植和生产的重要区域。据文献记载，汉代以来，巴郡的涪陵（今重庆彭水、黔江）等地都出产好茶，蜀中的什邡也出产名茶。一些出土的画像砖上也反映出巴蜀地区茶叶生产和贸易的图景，茶叶已经成为一种在当地极为流行的饮料。除以上的这些经济作物外，巴蜀各郡也出产荔枝、龙眼、姜、桑、麻等农副产品。可以说在秦汉三国时期，随着农业生产的快速发展，巴蜀地区的经济取得了较快的发展，从而造就出天下闻名的“天府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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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手工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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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时期的四川继续以生产蜀锦而闻名，蜀锦也作为贡品进贡朝廷，汉朝在此设置了专门的机构进行管理。当时垫江、阆中、宕渠、宣汉、汉昌、充国、汉安等地的丝织业也都很发达，四川农户大多种植桑树，养蚕纺织。在2013年发掘的成都天回镇老官山二号汉墓中，在墓葬北底箱出土了四部蜀锦提花织机模型。这些织机模型为竹木制成，结构复杂精巧，保存十分完整，一些部件上还残存有丝线和染料，这也是迄今我国首次发现西汉时期的织机模型。在这些纺织机旁边，还有一些木俑，就是纺织工人的写照，可见西汉四川手工纺织业技术的发达以及产业的繁荣。另外，成都出土的东汉画像砖上，也有女工操作纺织机生产蜀锦的图像。画像砖上展示的女工使用脚踏纺织机，表明东汉四川的蜀锦生产技术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纺织技术。这些资料都可以窥见汉代四川蜀锦生产的面貌。由于四川蜀锦纺织的发达，《后汉书》说四川的纺织业是全天下人穿衣服的重要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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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官山二号汉墓出土纺织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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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生产的蜀锦，远销到全国各地，乃至遥远的西域、中亚、西亚、欧洲。目前考古发现的长沙马王堆汉墓、湖北云梦汉墓等出土的丝织品，考古学者一般认为是四川的蜀锦。在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尼雅遗址中，就出土了很多来自四川的蜀锦。如尼雅八号墓出土蜀锦上纺织有“宜子孙”等文字，有虎豹鸟兽等纹饰；三号墓出土蜀锦制作的裤子，上面有鸟兽、仙人等精美纹饰，此外还有“世毋极锦宜二亲传子”“千秋万岁宜子孙”等文字的蜀锦，还有著名的“五星出东方利中国”以及其他一些精美的蜀锦，显示了汉代蜀锦工艺的发达，早已远销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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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蜀锦以外，四川的漆器手工业也非常发达。四川古代漆器其精湛的工艺如描绘、雕填、戗金、平脱、扣器、镶嵌等独特技术，在中国漆艺界独树一帜，对中国乃至世界漆艺都产生了巨大影响。秦汉官府实行物勒工名制度，即每一个环节的工人在器物上留下自己名字，可以追查质量责任。如贵州清镇汉墓出土的广汉郡漆器上，就标注了素工、休工、上工、画工、清工、造工等不同环节工人的名字，可见当时四川的漆器已经实现了流水化的分工生产，管理制度非常严密，以便保证产品的质量。在长沙马王堆汉墓、江陵凤凰山汉墓、绵阳双包山汉墓、安徽马鞍山朱然墓都曾经出土汉代、三国四川蜀郡、广汉的漆器。1916年，日本考古学者在朝鲜旧乐浪郡古墓葬内发现大批来自四川的漆器。1924年发现有建武二十一年（45年）铭文漆杯、永平十二年（69年）铭文神仙龙虎画像漆盘等。神仙龙虎画像漆盘描绘极为精美细腻，漆盘背面有汉隶铭文“永平十二年蜀郡西工夹纻行三丸治千二百卢氏宜子孙牢”，可知这些精美的漆器是蜀郡生产的。正是因为汉代四川的漆器有精美的工艺、优良的品质，因此才会远销各地，甚至被销往遥远的朝鲜半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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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吴的朱然墓中也出土了大批蜀汉的漆器，多有精美绘画，表现有季札挂剑、伯鱼哭母、贵族宴会等画面。在最新发现的江西海昏侯大墓中，出土了3000多件精美漆器，包括鼎、壶、杯、盘、勺等饮食器皿，奁、盒、几、案、箱等起居用具，还有大型的通体髹漆、色彩斑斓的温明、轺车、乐车和棺椁，造型优美、工艺精湛。考古专家表示，这些漆器中应该有相当部分是来自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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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汉三国时期，四川是全国最重要的漆器生产中心，生产、管理水平非常先进，其产品广受欢迎，不但远销朝鲜半岛，也被作为礼品或出口给东吴，或者是作为贡品由皇亲国戚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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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简史 [:1706652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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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商贸交通与城市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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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巴蜀地区内外交通线的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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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三国时期，随着巴蜀地区工矿业、农业的发展，巴蜀所产的各种产品和原材料转至外地有运、转、销、储等多个环节。为了保障正常贸易流通，加快巴蜀地区经济的发展，就必须形成顺畅的内外交通贸易网络。在中央王朝的统一安排下，巴蜀地区的内外交通取得了发展。交通状况的改善，使巴蜀地区从以前的“四塞”逐步变为“栈道千里，无所不通”，这不仅加强了巴蜀与内地和边区各地的经济文化交流，而且也大大促进了巴蜀工商业的迅速发展，同时各交通节点及其沿线出现了众多功能不同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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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交通网络的结构看，巴蜀地区内部的交通，多是依赖长江水系的水路和穿梭于山间谷地的陆路。这些内部的路网，其线路大多数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开辟。如岷江、嘉陵江、大渡河、乌江等水路，以及从成都西出江原、临邛，南出南安、严道，北出什邡，东出广汉的陆路。另外，当时巴地的江州北至汉中、南至涪陵（今重庆彭水）的陆路，四通八达。秦汉三国时期，中央王朝为了进一步完成对西南地区的控制与开发，巴蜀内部的水陆交通网络得到了进一步的整治和扩建，较秦代以前更为发达。川西平原因为秦代李冰建造都江堰，又整治青衣江和岷江河道，实现了船只在区间内的通航，使得川西平原通往巴蜀各地和巴蜀之外地区水路交通更加便利，不仅对经济的发展影响巨大，同时也为文化的交往与传播带来了更为便捷的路径。但是受川东地区的崇山峻岭、川西高原的高山峡谷、川西南的丘陵山地等地形限制，区域内的交通改善程度并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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