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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蜀地区因为水系发达，水量丰沛，渔猎业一直以来都是重要的农业生产方式之一。进入秦汉以后，渔猎生产依然盛行，如獽、蜑等生活在长江沿岸的少数民族长期以来都以渔猎为生。到东汉桓帝时，仅仅江州就有多达500余家人以捕鱼为生。而在安汉县（今四川南充）、阆中等有鱼池、鱼漕梁和鱼田，它们是专门养鱼的场所。另外，在水稻种植区，农民把养鱼和水稻种植相结合，不仅水稻的产量有所提高，而且也增加了农业产出，获得更大的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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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以上的一些农业生产外，其他经济作物的生产也备受重视。从文献记载可以知道，巴郡的朐忍（今重庆云阳）、鱼复（今重庆奉节），以及犍为郡的南安（今四川乐山市内及夹江一带）都是当时巴蜀地区著名的产橘区，官府在这些地方专门设有橘官和柑橘官社，对柑橘类水果作物加强管理。另外，巴蜀地区是当时全国茶叶种植和生产的重要区域。据文献记载，汉代以来，巴郡的涪陵（今重庆彭水、黔江）等地都出产好茶，蜀中的什邡也出产名茶。一些出土的画像砖上也反映出巴蜀地区茶叶生产和贸易的图景，茶叶已经成为一种在当地极为流行的饮料。除以上的这些经济作物外，巴蜀各郡也出产荔枝、龙眼、姜、桑、麻等农副产品。可以说在秦汉三国时期，随着农业生产的快速发展，巴蜀地区的经济取得了较快的发展，从而造就出天下闻名的“天府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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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手工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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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时期的四川继续以生产蜀锦而闻名，蜀锦也作为贡品进贡朝廷，汉朝在此设置了专门的机构进行管理。当时垫江、阆中、宕渠、宣汉、汉昌、充国、汉安等地的丝织业也都很发达，四川农户大多种植桑树，养蚕纺织。在2013年发掘的成都天回镇老官山二号汉墓中，在墓葬北底箱出土了四部蜀锦提花织机模型。这些织机模型为竹木制成，结构复杂精巧，保存十分完整，一些部件上还残存有丝线和染料，这也是迄今我国首次发现西汉时期的织机模型。在这些纺织机旁边，还有一些木俑，就是纺织工人的写照，可见西汉四川手工纺织业技术的发达以及产业的繁荣。另外，成都出土的东汉画像砖上，也有女工操作纺织机生产蜀锦的图像。画像砖上展示的女工使用脚踏纺织机，表明东汉四川的蜀锦生产技术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纺织技术。这些资料都可以窥见汉代四川蜀锦生产的面貌。由于四川蜀锦纺织的发达，《后汉书》说四川的纺织业是全天下人穿衣服的重要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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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官山二号汉墓出土纺织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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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生产的蜀锦，远销到全国各地，乃至遥远的西域、中亚、西亚、欧洲。目前考古发现的长沙马王堆汉墓、湖北云梦汉墓等出土的丝织品，考古学者一般认为是四川的蜀锦。在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尼雅遗址中，就出土了很多来自四川的蜀锦。如尼雅八号墓出土蜀锦上纺织有“宜子孙”等文字，有虎豹鸟兽等纹饰；三号墓出土蜀锦制作的裤子，上面有鸟兽、仙人等精美纹饰，此外还有“世毋极锦宜二亲传子”“千秋万岁宜子孙”等文字的蜀锦，还有著名的“五星出东方利中国”以及其他一些精美的蜀锦，显示了汉代蜀锦工艺的发达，早已远销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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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蜀锦以外，四川的漆器手工业也非常发达。四川古代漆器其精湛的工艺如描绘、雕填、戗金、平脱、扣器、镶嵌等独特技术，在中国漆艺界独树一帜，对中国乃至世界漆艺都产生了巨大影响。秦汉官府实行物勒工名制度，即每一个环节的工人在器物上留下自己名字，可以追查质量责任。如贵州清镇汉墓出土的广汉郡漆器上，就标注了素工、休工、上工、画工、清工、造工等不同环节工人的名字，可见当时四川的漆器已经实现了流水化的分工生产，管理制度非常严密，以便保证产品的质量。在长沙马王堆汉墓、江陵凤凰山汉墓、绵阳双包山汉墓、安徽马鞍山朱然墓都曾经出土汉代、三国四川蜀郡、广汉的漆器。1916年，日本考古学者在朝鲜旧乐浪郡古墓葬内发现大批来自四川的漆器。1924年发现有建武二十一年（45年）铭文漆杯、永平十二年（69年）铭文神仙龙虎画像漆盘等。神仙龙虎画像漆盘描绘极为精美细腻，漆盘背面有汉隶铭文“永平十二年蜀郡西工夹纻行三丸治千二百卢氏宜子孙牢”，可知这些精美的漆器是蜀郡生产的。正是因为汉代四川的漆器有精美的工艺、优良的品质，因此才会远销各地，甚至被销往遥远的朝鲜半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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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吴的朱然墓中也出土了大批蜀汉的漆器，多有精美绘画，表现有季札挂剑、伯鱼哭母、贵族宴会等画面。在最新发现的江西海昏侯大墓中，出土了3000多件精美漆器，包括鼎、壶、杯、盘、勺等饮食器皿，奁、盒、几、案、箱等起居用具，还有大型的通体髹漆、色彩斑斓的温明、轺车、乐车和棺椁，造型优美、工艺精湛。考古专家表示，这些漆器中应该有相当部分是来自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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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汉三国时期，四川是全国最重要的漆器生产中心，生产、管理水平非常先进，其产品广受欢迎，不但远销朝鲜半岛，也被作为礼品或出口给东吴，或者是作为贡品由皇亲国戚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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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简史 [:1706652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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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商贸交通与城市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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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巴蜀地区内外交通线的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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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三国时期，随着巴蜀地区工矿业、农业的发展，巴蜀所产的各种产品和原材料转至外地有运、转、销、储等多个环节。为了保障正常贸易流通，加快巴蜀地区经济的发展，就必须形成顺畅的内外交通贸易网络。在中央王朝的统一安排下，巴蜀地区的内外交通取得了发展。交通状况的改善，使巴蜀地区从以前的“四塞”逐步变为“栈道千里，无所不通”，这不仅加强了巴蜀与内地和边区各地的经济文化交流，而且也大大促进了巴蜀工商业的迅速发展，同时各交通节点及其沿线出现了众多功能不同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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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交通网络的结构看，巴蜀地区内部的交通，多是依赖长江水系的水路和穿梭于山间谷地的陆路。这些内部的路网，其线路大多数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开辟。如岷江、嘉陵江、大渡河、乌江等水路，以及从成都西出江原、临邛，南出南安、严道，北出什邡，东出广汉的陆路。另外，当时巴地的江州北至汉中、南至涪陵（今重庆彭水）的陆路，四通八达。秦汉三国时期，中央王朝为了进一步完成对西南地区的控制与开发，巴蜀内部的水陆交通网络得到了进一步的整治和扩建，较秦代以前更为发达。川西平原因为秦代李冰建造都江堰，又整治青衣江和岷江河道，实现了船只在区间内的通航，使得川西平原通往巴蜀各地和巴蜀之外地区水路交通更加便利，不仅对经济的发展影响巨大，同时也为文化的交往与传播带来了更为便捷的路径。但是受川东地区的崇山峻岭、川西高原的高山峡谷、川西南的丘陵山地等地形限制，区域内的交通改善程度并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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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三国时期巴蜀地区的对外交通路网随着区域的持续开发，较先秦时期有了很大的发展。当时巴蜀的对外交通，主要有通往关中、陇西的北方数条道路，通往越嶲、滇、夜郎等地的南方数条道路，以及经云南通往缅甸、印度等南亚各国和中南半岛等东南亚国家的国际贸易线“南方丝绸之路”。较为完备的对外交通线为巴蜀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基础支持，也为巴蜀地区在文化等方面的交流传播创造了极佳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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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蜀通往西南方向即西南夷的数条对外交通线，主要有通过南中地区的旄牛道（也称灵关道或零关道），通往滇黔的五尺道，以及经夜郎通往番禺的牂牁道。这三条道路正好是分为西、中、东三路。巴蜀沟通北方中原、陇西等地的数条道路，是西南地区最重要的交通大动脉，主要由褒斜道、子午道、傥骆道、金牛道、米仓道和阴平道等多条道路所构成。巴蜀地区的国际交通线，以成都为起点，分东、中、西三条线路南行：东路从成都出发沿五尺道可抵达昆明，再经由昆明，渡南盘江，经文山，入越南河江、宣光，抵达河内；中路从成都出发经旄牛道，南下至越嶲，出云南元江，利用红河下航入越南北部，即秦汉三国时期所称的交趾；西路从成都出发，经旄牛道和五尺道入滇，至云南的大理，向西经保山，出瑞丽，或经保山、腾冲，出德宏，到达缅甸，进一步可抵达东印度阿萨姆地区，再经印度与中亚等地沟通，这条道路就是张骞所说的“蜀身毒道”，或称为“蜀滇缅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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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这一时期四川盆地的内外交通，主要是以成都为中心，向周边区域呈放射状四面延伸，连接国内各地和南亚、东南亚等地。正是陆路和水路交通网络的全面构成，使得巴蜀地区的交通越发便利，为巴蜀地区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助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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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成都：中国西南的大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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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先秦时期，成都已经发展成为中国西南内外贸易的枢纽。秦汉三国时期，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成都逐步发展成为闻名中外的西南大都会，成为当时国内最为重要的区域中心城市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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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初，中原地区由于饥荒和连年战火摧残，粮食等物资严重短缺，以致出现“人相食”的现象。但巴蜀则因是刘邦后方的基地，在楚汉之争中未受灾祸之苦，因此当汉初中原粮食短缺时，汉高祖下令北方民众前往巴蜀地区谋生，以解决生活之需。巴蜀不仅以其殷富解决了大批饥民的生存问题，而且本身的人口也在经济持续发展的状态中保持稳定增长的势头。根据文献记载，东周时的成都约有户55970，口279850，经过西汉初、中期的发展，到西汉末年，成都人口已经有了大幅度增长。汉平帝元始二年（2年），成都有“户七万六千二百五十六”，按照一户五口人计算，当时成都人口应该为381280人。从东周到西汉末年，经过了四五百年，成都人口增长超过10万，即增长了近三分之一，这在当时是很高的人口增长率。东汉时，虽然没有直接记载成都人口数量的数据，但从《续汉书·郡国志》所载顺帝永和五年（140年）的蜀郡人口来计算，较西汉末增长的比率为47%。照此比例计算，东汉时成都人口约有53万，在138年间的人口增长数高达17万，大大超过了西汉时期的人口增长速度，也远远超过国内其他大城市的人口增长水平，可见汉代成都经济社会繁荣昌盛的状况。三国时期，成都作为蜀汉的都城，也吸引了大量来自各地的人口，这一时期成都的人口数量较汉代略有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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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时期，成都没有建造城池。秦并巴蜀后，于公元前311年筑成都城池。秦筑成都城，分筑大城和少城，大城为郡署所在，少城为县署所在。少城分南北二城，北部居官署，南部居商贾，集市则在少城内外。汉代的成都城市布局，基本与秦时相同。武帝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时，立成都郭、十八门，使成都城更加雄伟壮丽。三国时期的成都城也基本延续着汉代成都城的布局，没有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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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自秦代以来，城市经济发展迅速，商业功能进一步增强，逐步发展成为西南地区和长江流域的商业大都会。秦时，成都“与咸阳同制”，是秦代的一大经济中心。汉代，与长安相比，成都虽非京师，但地位十分重要。两汉之际除京师外，名闻全国的有五大都市：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五都之中，成都人口最多，仅次于京师长安，是当时全国的第二大城市。成都县所辖各乡，在当时也是特大的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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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资料证明，汉代成都建有若干个贸易市场，城内有“成市”（成都大市）、“北市”，城外有“中乡之市”“南乡之市”等。市场非常繁华，云集了大批行商坐贾。出土于成都西郊和新繁的两块同模所制的市井画像砖，刻绘了当时成都市的规模和盛况。市的平面略呈方形，四周围以市墙，三面设有市门。左面市内隶书题记“东市门”三字，北面市内亦隶书题记“北市门”三字。市内正中有重檐市楼一座，为市府之所在。市内四隧，沿隧两侧列肆，又有市廛、市宅等建筑。正如左思《蜀都赋》所说：“市廛所会，万商之渊，列隧百重，罗肆巨千。贿货山积，纤丽呈繁。都人士女，袨服靓妆。买贸 鬻，舛错纵横。”扬雄《蜀都赋》描绘成都市：“东西鳞集，南北并凑，驰逐相逢，周流往来”，“万物更凑，四时迭代”，市上所售，不但有巴蜀商品，还有“江东鲐鲍，陇西牛羊”。这些都表明成都是东西南北货物的商品集散地和贸易中心，成为富冠海内的天下名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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