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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初，中原地区由于饥荒和连年战火摧残，粮食等物资严重短缺，以致出现“人相食”的现象。但巴蜀则因是刘邦后方的基地，在楚汉之争中未受灾祸之苦，因此当汉初中原粮食短缺时，汉高祖下令北方民众前往巴蜀地区谋生，以解决生活之需。巴蜀不仅以其殷富解决了大批饥民的生存问题，而且本身的人口也在经济持续发展的状态中保持稳定增长的势头。根据文献记载，东周时的成都约有户55970，口279850，经过西汉初、中期的发展，到西汉末年，成都人口已经有了大幅度增长。汉平帝元始二年（2年），成都有“户七万六千二百五十六”，按照一户五口人计算，当时成都人口应该为381280人。从东周到西汉末年，经过了四五百年，成都人口增长超过10万，即增长了近三分之一，这在当时是很高的人口增长率。东汉时，虽然没有直接记载成都人口数量的数据，但从《续汉书·郡国志》所载顺帝永和五年（140年）的蜀郡人口来计算，较西汉末增长的比率为47%。照此比例计算，东汉时成都人口约有53万，在138年间的人口增长数高达17万，大大超过了西汉时期的人口增长速度，也远远超过国内其他大城市的人口增长水平，可见汉代成都经济社会繁荣昌盛的状况。三国时期，成都作为蜀汉的都城，也吸引了大量来自各地的人口，这一时期成都的人口数量较汉代略有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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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时期，成都没有建造城池。秦并巴蜀后，于公元前311年筑成都城池。秦筑成都城，分筑大城和少城，大城为郡署所在，少城为县署所在。少城分南北二城，北部居官署，南部居商贾，集市则在少城内外。汉代的成都城市布局，基本与秦时相同。武帝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时，立成都郭、十八门，使成都城更加雄伟壮丽。三国时期的成都城也基本延续着汉代成都城的布局，没有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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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自秦代以来，城市经济发展迅速，商业功能进一步增强，逐步发展成为西南地区和长江流域的商业大都会。秦时，成都“与咸阳同制”，是秦代的一大经济中心。汉代，与长安相比，成都虽非京师，但地位十分重要。两汉之际除京师外，名闻全国的有五大都市：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五都之中，成都人口最多，仅次于京师长安，是当时全国的第二大城市。成都县所辖各乡，在当时也是特大的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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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资料证明，汉代成都建有若干个贸易市场，城内有“成市”（成都大市）、“北市”，城外有“中乡之市”“南乡之市”等。市场非常繁华，云集了大批行商坐贾。出土于成都西郊和新繁的两块同模所制的市井画像砖，刻绘了当时成都市的规模和盛况。市的平面略呈方形，四周围以市墙，三面设有市门。左面市内隶书题记“东市门”三字，北面市内亦隶书题记“北市门”三字。市内正中有重檐市楼一座，为市府之所在。市内四隧，沿隧两侧列肆，又有市廛、市宅等建筑。正如左思《蜀都赋》所说：“市廛所会，万商之渊，列隧百重，罗肆巨千。贿货山积，纤丽呈繁。都人士女，袨服靓妆。买贸 鬻，舛错纵横。”扬雄《蜀都赋》描绘成都市：“东西鳞集，南北并凑，驰逐相逢，周流往来”，“万物更凑，四时迭代”，市上所售，不但有巴蜀商品，还有“江东鲐鲍，陇西牛羊”。这些都表明成都是东西南北货物的商品集散地和贸易中心，成为富冠海内的天下名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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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汉出土的东汉市场画像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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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时期，成都作为蜀汉的都城，更是成为商业尤其蜀锦的贸易中心，城市中的商业活动更为繁荣，特别是溯江而来的江南等地的各种物资大量输入，为成都的经济贸易发展增添了更大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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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成为西南大都会，除了其自身的经济昌盛，社会文化快速发展外，还得益于通过南方丝绸之路实现国际贸易的发展。沿着这条国际商业贸易线，成都生产的各种物资，如蜀布、丝绸等各种产品源源不断地销往南亚、东南亚等地，甚至通过印度与中亚等地的交通贸易线又辗转贩卖到中亚的阿富汗、伊朗等地，再转而销售到地中海的希腊、罗马等地。同时，产于西亚、中亚的商品，如香料、琉璃珠、肉红石髓珠等宝物，也沿着南方丝绸之路输入成都市场。作为南方丝绸之路贸易的起点，成都与南方丝绸之路沿线各国之间的商业贸易可谓盛极一时，这使成都成为这一时期国内的国际贸易商业都会中最具影响力的城市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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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由于成都所具有的良好区位优势、繁荣的市场、密集的城市网络体系、四通八达的交通线路、持续增长的城市工商业、不断繁荣的城市文化以及国际贸易市场的形成，成都发展成为秦汉三国时期驰名中外的西南国际大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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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简史 第四节 融合多元文化的巴蜀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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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巴蜀文化和中原文化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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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巴蜀青铜文化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和中原文化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巴蜀民众都使用中原人听不懂的语言；服装、发型和中原不同，并且有自己独特的文字系统；有尊崇“五”的精神观念，崇拜巫鬼，丧葬中多有船棺葬，具有鲜明的文化特色。但随着秦汉以来被纳入郡县，尤其是伴随着大量中原移民的迁入，以及文翁等中原士大夫对中原文化的弘扬，巴蜀原来的本土文化逐渐向中原文化靠拢，产生了齐鲁一般兴盛的中原文化氛围，民众中也出现了中原式的姓氏。但传统巴蜀文化并非就此完全消失，而是内化到新时期的巴蜀文化之中，与中原文化碰撞交融，其精神底蕴仍然具有浓郁的巴蜀特色，而这种交融和创新，实际上扩大了巴蜀文化的外延和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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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秦统治巴蜀的100多年时间里，秦的统治者并没有直接抛弃巴蜀文化，而是利用巴蜀文化的巫鬼信仰等为秦的统治服务。例如，秦郡守李冰用巴蜀氐人巫师杨磨领导族人开凿羊摩江；蜀人有崇拜“五”的神秘主义巫鬼文化，开凿都江堰就造了五只石牛来镇压水怪；秦代开凿的五尺道，并不直接使用秦人尊崇的“六”，而是使用蜀人崇尚的“五”，也是为了利用蜀人的信仰和习俗，服务于秦的统治，降低治理成本；秦国为了修造成都城，还利用了蜀人崇拜巫师的特点，聘请蜀地土著巫师，用神龟占卜的方式选择修城地点，因此也有“龟城”之说。这些都是利用了蜀地社会重视巫鬼、崇拜巫师权威的文化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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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灭六国，统一六国文字，推行秦篆。但在巴蜀地区，对于巴蜀长期使用的巴蜀文字，则网开一面。一些巴蜀地区的墓葬中，同时出土有巴蜀文字的铜印和秦朝半两钱、汉字铜印，这些都表明秦统治者虽然在巴蜀推行秦篆，但也没有禁止巴蜀贵族、民间继续使用巴蜀文字。秦统治巴蜀期间，反而是巴蜀符号出现数量最多的时期。甚至一直到东汉，一些巴蜀崖墓中也还有巴蜀文字的出现，如青神县瑞丰场东汉崖墓、宜宾长宁七个洞崖墓中还有古代巴蜀的手指纹、花形纹等文字符号，表明巴蜀文化并未完全断绝，而是融合到了中原的文化系统之中。《三国志》说东汉的张道陵在四川鹤鸣山里面造作道教“符书”，赢得了百姓的信仰。这些符书，很多就是古代的巴蜀文字。百姓对这些文字有神秘感，因此多有信仰，也将其放在崖墓里面，作为镇墓的符号，有巫术的意味。这也表明，东汉时期四川还能见到古代的巴蜀文字，但很多人已经不认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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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巴蜀文化崇拜巫鬼，从宝墩文化的神庙、三星堆祭祀坑到金沙祭祀中心，都呈现出强烈的宗教信仰色彩。在巴蜀文化被逐渐纳入以中原文化为主体的轨道上以后，这些崇尚巫鬼的巴蜀文化精神底蕴，并未随着语言、文字、服装的中原化而完全消亡，而是内化到了新时期巴蜀文化的底层之中，与中原系统相互交融，形成了两汉三国以来巴蜀地区独特的宗教文化氛围。汉代以来蜀地多神祠，如江水祠、方山祠、青石祠、兰祠等，古老的蜀地神龟占卜也依然存在，蜀人采矿、开井、种果桑等也都要延请巫师作法。蜀汉名臣谯周的祖先是巴地賨人的巫师，因此其家族也特别擅长天文、谶纬。此外，巴蜀墓葬中广泛流行的青铜摇钱树，更是独特巴蜀文化的体现，与上古三星堆神树崇拜之间存在着隐秘的联系。巴蜀大地上浓厚的古蜀文化底蕴与中原文化相互碰撞交融，使得其成为道教的发祥地。张道陵在鹤鸣山修道（“鹤鸣”本身也和古蜀的鸟崇拜之间存在关联），利用巴蜀文字符号作为符箓，以古代巴蜀文字的印章作为道士的法器，将巴蜀的传统与新的话语、组织形式相结合，产生了道教，为中国文化输入了新鲜血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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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以后，蜀人开始使用中原姓氏，如东汉石碑《繁长张禅等题名》中，记载蜀地的原住民“夷王”“夷侯”“夷民”等都在用中原的姓，如夷侯有李伯宣、杨伯宰、牟建明、杜臣伟、杜永严、资伟山、屈孟辽、李伯仁、□长生、爰□世之类。这些蜀地原住民包括贵族和平民，都在使用中原式的李、杨、杜、屈、资等姓，显示了中原文化对蜀地的强烈影响。但是又区别于当时中原人根据《公羊传》讥二名的观念，不是只用单字命名，而是双字命名，又显现出巴蜀原住民独特的文化习惯，区别于中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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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巴蜀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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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翁兴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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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初期，巴蜀地区的文化仍然和此前的古蜀文化有较多联系，从中原的角度来看，便是有“蛮夷风”，重视古老的巫鬼祭祀，文化落后。汉景帝时期，朝廷任命文翁担任蜀郡太守。他在任职期间，不但重视水利工程，而且大力提倡学问和教育，为巴蜀地区培养了一大批人才。文翁看到蜀地的民风野蛮落后，于是兴办教育，先在巴蜀选出张叔等十多个聪敏有才干的基层小官吏，亲自督促他们学习深造，又把他们派到京城的太学里面，跟随太学博士学习法律和儒家经典。文翁减少蜀郡的政府开支，用省下来的钱购买蜀刀、蜀布等蜀地特产，送给太学里面的博士教师，以作学费。几年以后，这些巴蜀青年才俊学成归来，文翁让他们担任要职，按顺序考察提拔，其中一些优秀的青年后来成为郡守刺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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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课堂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