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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10年天府广场出土的另一块东汉石碑《裴君碑》看，李君以后的太守裴君，也是高度重视教育工作的，“孔修畔学，恢兴七[艺]”，意思是大力提倡办学，恢复儒家教育的各类技艺。参与立碑的公职人员中，有大量公立郡、县学校的在编教师。如蜀郡江原县就有守师王腾、守师任唐、守师龙圃等一共32名在职教师，其中有“《诗》师杜□”等3人，应该是在县学教授《诗经》的在编教师。在广都县县学编制中也有两名“《诗》师”，负责教授《诗经》。在临邛县则设置有“《春秋》杨□、《春秋》王延、《春秋》王方”3人，应该是教授《春秋》经的在编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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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君碑》的拓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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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郡守的权力很大，类似古代的诸侯，可以自行任命郡内的所有公务在编人员，因此这些各县的在编教师，和郡守“裴君”之间在当时人观念里面属于君臣关系。《裴君碑》只有江原、广都、成都、临邛四个县的在编教师参与了立碑，纪念郡守的恩德。主要是因为这四县的教师正好这年到期续聘，由新郡守裴君续聘，所以有了君臣关系。其他几个县的在编教师还没有到续聘期，可能是前任聘用的，所以没有参加立碑活动。从这件出土资料可以看出来，东汉的郡学、县学教师是由太守直接聘用的。县学校的师资非常丰富，一个大县城可以有几十名在编教师，他们负责传授《诗经》《春秋》等课程。从这些资料看来，东汉时期巴蜀的公立教育非常发达，政府重视办学，师资力量也非常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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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传世的东汉碑文拓片《学师宋恩等题名》记载蜀郡的在编教师、学校行政人员等情况，教师分为易掾、易师、尚书掾、尚书师、诗掾、春秋掾等，可见蜀郡学校的规模庞大，分别按照五经进行教学分类。教学、行政的在编教师、人员都有明确的分工，显示了教学机构的专业性。从《华阳国志》记载的东汉成都县令冯颢办学，招收了800名学生的规模来看，汉代蜀地官办学校的规模非常大，师生众多。庞大的教学规模，为蜀地文化的繁荣提供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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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私立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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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以来，随着文翁兴学和整个巴蜀文化水平的不断提升，公立教育以外，也开始出现私立教育。如严君平就在郫县平乐山讲授道教学说，培养出了扬雄这样的著名思想家。到了东汉时期，四川的私立教育更为发达，出现了大量有名望的教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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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人张宽，曾经跟随博士学习七经，回到巴蜀自己办私立教育，使得巴蜀的学风堪比齐鲁，而且落后的巴地、汉中的文化也有了提升。广汉新都人杨厚，精通天文推算、图谶的学问，广收门徒，弟子居然多达3000人，从当时全国来说也是第一流的私立教育家。犍为郡武阳县人杜抚，学习《韩诗》的章句，在家乡传授《韩诗》，名气很大，前后共有上千名学生追随过他，其中有一位来自吴越会稽的学生赵晔，跟随他学习长达20年。犍为郡资中人董钧，博古通今，也招收有100多名学生。广汉郡绵竹人董扶在家乡讲学，很多弟子从远方慕名而来；同乡的任安，精通孟氏《易》和其他几门经书，在家乡教学，也有很多学生从远方前来追随，学生盈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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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成都的张楷，精通严氏《春秋》和古文《尚书》，隐居在山中，有上百名学生追随，以至于当地形成了市集；又如什邡人杨宣，精通天文、图纬、阴阳灾异学说，在自己家里教学，有上百名学生追随，其中如河南人李吉，广汉人严象、赵翘等都成了著名人才。广汉郡的折象，精通京房《易传》，也通道家的学问，招收多名学生。新都人段翳，精通《易经》、风角望气等方术的学问，也吸引了大量学生追随，其中有的学生来自遥远的河北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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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私立办学的教育家，很多是在自己的家乡教学，有自己教学的教室、学校，这些教室一般称为“精舍”或者“精庐”，也有一些教师在自己家里教学。精舍的位置，很多专门挑选在各地风景名胜所在，或者是山上。教师和学生朝夕相处，言传身教，不仅仅只是教授经书，也通过课堂互相探讨、著述等形式教学。虽然说东汉巴蜀的公立教育比较发达，一个县在职的公立教师可以多达数十人，但是面对社会上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还是不能满足，再加上公立学校教师的水平参差不齐，所以很多有志青年选择私立学校，尤其是为了向有名望的教师求学，不远千里前往追随。丰富的公立、私立教学资源，为巴蜀培养了大量优秀人才。只是到东汉末年以后，天下大乱，战争频繁，巴蜀的教育才被人为打断，蜀汉时代巴蜀的民间教育几乎完全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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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蜀私立教育的黄金时代是东汉。东汉建国者刘秀本人就推崇图谶，因此东汉一朝的文化有浓烈的今文经学以及灾异神秘主义的色彩。具体到巴蜀本土文化底层，本来就有尚巫鬼的古老底色，因此二者的结合交融，导致四川本土私立教育带有浓厚的神秘主义色彩，大部分教育家擅长天文、图谶、《易经》、纬书、推步、占候、风角望气、阴阳灾异之类，这些学说渗入巴蜀文化每个角落。后来刘备称帝，刘禅投降，也都是号称有图谶、纬书的“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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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简史 [:1706652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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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巴蜀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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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学、子学与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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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和汉初，巴蜀地区仍然以本地土著文化为主，中原文化并不发达，秦朝本身也并无发达的学术文化。直到文翁化蜀以后，蜀地才大力培育人才，学习中原的思想文化，读书风气逐渐兴起，能够与齐鲁文脉之邦相比。在这一氛围下，蜀地逐渐产生了一系列在学术、文化方面颇具全国影响力的文化精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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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人司马相如是汉武帝时期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在汉赋流行的时代，他的文学成就主要表现在辞赋上。《汉书·艺文志》说司马相如著名且流传下来的赋有29篇，但是到现在其中一些已经失传。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有《子虚赋》《天子游猎赋》《大人赋》《长门赋》《美人赋》《哀秦二世赋》等数篇，另外《梨赋》《鱼葅赋》《梓山赋》这3篇只剩下篇名，内容失传。他的辞赋，主要体现的是黄老以及道家的思想。如《上林赋》的基本内容、主导思想都渗透着黄老思想在养生和治国方面的少私寡欲、廉俭守节、清静无为的观点；《子虚赋》的基本内容和主旨也体现了道家在治国方面的观点，即要求君主少私寡欲，清静无为，“无为而治”，符合《老子》给君主建议的“南面之术”。司马相如这两篇赋均是采用“以颂作讽”的手法，对君主的奢侈行为进行讽谏。他在汉武帝时期，劝说皇帝开发西南夷，并亲自前往西南夷各部族，劝说这些部族归顺汉朝，推动了西南边陲的区域被纳入中央政府的管理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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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成都人严君平，也是巴蜀地区著名的黄老思想家。和司马相如不同，他的性格淡泊名利，所以一直是隐士，只是来往于郫县、成都、彭州、邛崃、广汉、绵竹等地给人占卜维生，后来就在郫县平乐山给学生讲授《老子》《易经》《庄子》等道家著作，在山上讲学40多年，培养出了得意弟子，也是著名的四川学者扬雄。严君平根据老子的思想，写出了十几万字的著作《老子注》2卷、《老子指归》14卷和《易经骨髓》。《老子指归》里面提出了君主要“无为”但众臣要有为，君主掌握一切原则，以刑德相辅来驾驭臣下，君主的行为要符合“道”。该书的道论和思想被后来的扬雄、王弼等人所继承，成为后来魏晋玄学所提出的“贵无”“自然为本”和重视玄学的源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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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君平最著名的弟子扬雄，蜀郡成都人，跟随严君平学习黄老以及玄学著作，将儒学和道家思想融为一体。他在文学方面仰慕司马相如，作赋风格以司马相如的作品为榜样。他早年曾经模仿司马相如风格，创作了《甘泉赋》《羽猎赋》《长杨赋》，取得了文学上的成就，以至于出现了“扬马”的称呼。但到了扬雄晚年，则对赋有了新的评论，认为创作辞赋乃是雕虫小技，不应该是大丈夫的行为。除了文学以外，扬雄最著名的著作是《法言》和《太玄》，以及语言学著作《方言》。《太玄经》也称《扬子太玄经》，简称《太玄》《玄经》，是模仿《易经》所作的著作。该书理论以浑天说为基础，在结构上对应《太初历》，涉及天文历法、地理矿藏、水文水利等方面。他的浑天说后来影响到东汉学者张衡《灵宪》中对天地结构进一步认识。此外，《太玄》将源于老子之道的“玄”作为最高范畴，并构筑宇宙生成图式，探索事物发展规律，认为“玄”的运动产生了天地、阴阳、万物和人间，世界、人间之间具有内在的联系和共同规律，是以玄为中心思想，对汉代道家思想有继承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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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玄经》书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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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雄在文字学方面也有相当的成就，他写的《方言》，是中国语言学史上第一部对方言词汇进行比较研究的专著，独创个人实际调查的语言研究的新方法的经典性著作。他在长安时，向来自全国各地的孝廉和士卒询问各地方言异语，回到家里即加以排比、整理，一共进行了27年，完成了这一巨著。全书共有15卷，在体例上模仿《尔雅》，有自身特点，标注有各地的不同词汇。所记载的方言，东至齐鲁，西至凉州，北起燕赵，南至沅湘，呈现了汉代方言分布的大致区域，描绘出当时方言的地图。它的编纂在中国语言学史上是一种创举，收集材料和编写方法在当时已具有很高的学术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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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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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汉三国以来，巴蜀出现了很多史学家。东汉成都人杨终，字子山，曾经将《太史公书》删减为十几万字，还写过《春秋外传》12卷、《春秋章句》15万字、《哀牢传》。其中《哀牢传》是研究古代西南夷哀牢族群以及南方丝绸之路的重要史料。当时政府组织多人都未能写出《哀牢传》，但杨终以一人之力便写成了，后来唐代李贤注释《后汉书》还专门参考过杨终的《哀牢传》。郫县人何英写有《汉德春秋》15卷。雒城人李尤，曾经参加过《东观汉记》的写作。该书是一部记载东汉历史的纪传体断代史巨著，记录了东汉从光武帝至灵帝100余年的历史，自汉明帝至汉献帝，经历代多人多次撰写补充，是研究东汉史的重要史料。此外，李尤还写有《蜀记》，较为系统地记载了蜀地的历史和古代传说，是研究古蜀文明时期历史的重要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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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蜀文明历史、传说、帝王世系的记载和研究方面，汉代巴蜀史家也多有留意，司马相如、严君平、扬雄、阳城衡、郑廑、尹贡、谯周、任熙八人都先后写过《蜀本纪》，还有来敏的《本蜀论》，都记载和保存了大量关于古代蜀王的史料。当然，由于年代久远，古蜀时期的历史传说往往又是口耳相传，混杂了大量神话故事，而且语言文字和中原汉语不同，因此这些汉代蜀人史书中对蚕丛、鱼凫、杜宇之类的记载，往往模糊变形，多有怪诞神异的想象。此外，蜀地史家也喜欢作耆旧传，如蜀郡临邛人郑廑就写有《巴蜀耆旧传》，成都人赵谦写有《巴蜀耆旧传》，广汉郡王商写有《巴蜀耆旧传》，汉中郡南郑人祝龟写有《汉中耆旧传》。三国蜀人陈寿在郑伯邑、赵彦信、陈申伯、祝元灵、王文表所著的《巴蜀耆旧传》基础上扩编、整理而成《益部耆旧传》10卷，陈术和陈寿是该书的主要编纂者。这些史传记载的“耆旧”，多是被视为先贤的地方人物。东汉时期的人物传以“耆旧传”为命名主流，“耆旧”的“先贤”一词多作为这类精英地方人物的统称，记载巴蜀各地具有杰出事迹的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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