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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末农民起义爆发后，四川地区的郡县长官自保守官，静观政局变化。随着李渊攻入长安，四川各地的郡县长官和豪族、绅士，纷纷遣人前往长安，表达归顺之意。自此巴蜀地区顺利归于李渊的控制之下。618年李渊在长安称帝，建立起唐王朝，巴蜀地区归于唐王朝的管辖治理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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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一统天下后，根据治理之需，多次对地方的行政区划进行调整，巴蜀地区的行政建置也发生很大变化。唐高祖时期，四川行政区划只有州、县两级。太宗时将天下分为十道，剑阁以南的地区称为剑南道，嘉陵江以东的地区属于山南道。玄宗时期又分山南道为东、西两道，山南西道的大部分地区在今天的四川境内。肃宗时期又分剑南道为东、西两道，代宗时期又合为一道，但不多时日，766年又将剑南道分为东、西两川，之后并未有所变动。唐代时，唐人又将剑南东川、剑南西川和山南西道称为“剑南三川”，简称为“三川”，有时也被称为“山剑西道”。剑南的三道构成了唐代四川的主要行政区划，山南东道和黔中道的部分区域也在四川行政区划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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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加强对西南各民族地区的管理，唐王朝在四川境内设置统领边防部队的军事机构。618年唐高祖在四川设置益州总管府，统一管理军队。662年，高宗又升益州都督府为大都督府。玄宗开宝七年（719年），益州大都督府长史令剑南支度、营田、松、当、姚、嶲州防御处置兵马经略使升为剑南节度使，集兵权、行政权于一身，是地方的最高军政长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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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前期，中央王朝极为重视巴蜀地区的治理，委派的各官员能较好执行相关政策，加之社会经济的恢复，造就了巴蜀经济社会稳步发展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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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安史之乱”后（唐代中后期）的四川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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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唐前期，巴蜀地区的政局较为稳定，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战乱。但唐中期玄宗时期，地方节度使的权力无限增大，出现各种社会矛盾。755年，范阳节度使安禄山和部将史思明公开反叛作乱，史称“安史之乱”。安史之乱的爆发，标志着唐代政局发生动荡，影响了唐代中后期的发展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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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6年，由哥舒翰统领的唐军在灵宝（今河南灵宝）被叛军击败，唐玄宗深感长安不保，遂仓皇出逃，经过近两个月的周折抵达成都，历史上称之为“玄宗幸蜀”。757年，皇太子李亨登基，是为唐肃宗，唐玄宗则被遥奉为太上皇。玄宗于次年十二月从蜀中返回长安。玄宗在蜀期间，蜀中官兵见朝廷动摇，数度发动兵变，此起彼伏，导致四川陷入战乱，政局动荡，经济社会受到严重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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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宗继位后，试图扭转各地的割据局面，对各地方势力进行镇压，结果却引起了部分地区节度使的更大规模反叛。在此情形下，四川地区也发生了变乱。783年，剑南西山兵马使张朏率兵作乱，袭取成都。张朏占领成都后，自感强大，无所防卫，鹿头关戍将叱干遂乘机奔袭成都，斩杀张朏，平成都之乱。785年，德宗任命韦皋为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为蜀长21年，对内恩威并施，对外与南诏结好，共同抗击吐蕃。四川出现了暂时稳定发展的局面。韦皋在蜀中因病暴亡后，蜀中又出现乱局。刘闢作乱，自立为西川节度留后，被宪宗任命为节度使后，依然对外扩张，但却兵败西走吐蕃，在羊灌田被活捉，终被斩于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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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宗以后，四川政局恢复了相对稳定。880年十二月，黄巢起义军攻进长安。次年一月，僖宗逃亡四川，史称“僖宗幸蜀”。885年正月，僖宗离川，三月返回长安。同年十二月，河东节度使李克用进军关中，僖宗再次出逃，唐王朝深陷覆亡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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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简史 第三节 从凋敝走向繁荣的四川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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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战乱的影响，加之巴蜀地区政权更替频繁、人口减少以及战争对农业、手工业等的严重破坏，巴蜀地区的经济一度出现停滞状态，甚至在益州等一些地区出现了经济倒退的情况。随着隋统一中国，巴蜀地区也迎来了经济持续恢复与发展的良好时期。特别是在唐代，巴蜀地区的农业、手工业等更是发展迅速，出现了持续稳定的繁荣局面。在唐代中后期，以益州为代表的四川经济已经成为当时全国最为繁荣的区域之一，“扬一益二”“扬不足侔其（按：指成都）半”的说法成为当时巴蜀地区经济发达的具体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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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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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农业人口的流动与农业的恢复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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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晋之时，巴蜀地区的政权更替频繁，而秦汉以来巴蜀地区所享有的“天府之国”的美誉也因为战乱的影响不复存在。长期的战乱，巴蜀地区一片狼藉，4世纪初期，数十万巴蜀民众开始外流。随着成汉政权的建立，更多的巴蜀之民逃亡外地。这些流民散布于荆、湘、宁三州（今湖北、湖南、河南等地），以及周边的越嶲、牂牁、朱提、永昌等地。人口大量外流，使得巴蜀地区农业人口急剧减少，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社会经济随之衰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停滞不前。东晋南朝至隋唐时期，由于社会出现了稳定的局面，大量外迁民众回迁巴蜀，而入蜀的僚人遍布四川盆地及其周边地区，为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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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时期，四川主要的移民活动出现在唐末。这一时期的移民活动是唐末北方移民南迁浪潮的重要组成部分，四川也成为当时北方移民南迁的主要目的地。隋唐时期，居住在青藏高原的党项诸羌、吐蕃等少数民族也陆陆续续迁入川西高原，少数民族的迁入奠定了川西高原民族分布的基本格局。大量移民入蜀为巴蜀地区的农业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而根据移民的分布情况，也形成了较为有规律的农作物生产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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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蜀地区地理环境复杂，地形结构差异巨大。东部地区以盆地为主，盆地内有广袤的丘陵地带，同时也有江河冲积形成的各种平原。西部地区则主要是由青藏高原东延部分和横断山脉的北段构成山区地形，海拔高，地势险峻，气候多寒。因此，巴蜀地区的东部较适合种植业的发展，西部则因为环境条件适宜于畜牧业的开展。两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巴蜀地区依然延续着以东部发展种植业，西部发展畜牧业的农业生产格局。但是与秦汉时期有所不同的是，由于吐蕃、党项诸羌等进入川西高原，这里的畜牧业也受到外迁者的影响，从事畜牧业的区域开始扩大。如位于今白水江上游的诸羌部落从事畜牧业，而白水江上游以西的地方则由吐谷浑在此从事畜牧生产。后来占据该地区的党项诸部，也在此从事畜牧活动。地处大金川流域的东女国，据史书记载也从事畜牧相关的农业生产。川西南的嶲州，居住在这里的“磨些蛮”养“蜀马”，勿邓部落也从事牛马的喂养。可见在川西高原和川西南的民族地区，随着迁入各少数民族的增多，这里从事畜牧业生产的人也逐渐增加，从事农牧生产的地区也获得了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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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两晋南北朝时期，大量的僚人定居于四川的东南部地区，并从事与种植业相关的农业活动。隋唐时期，大量北方的流民也从水路和陆路进入巴蜀地区，他们主要定居于四川盆地及峡江流域等地，从事种植业相关的农业生产。从巴蜀地区从事种植业的范围来看，东部的四川地区多以平原和河谷为主，这里土地资源丰富，土壤的肥力较高，气候温暖，降雨充沛，适宜种植业的开展。在众多的种植作物中，水稻是最为主要的农作物，其种类至少包含有青芋稻、累子稻、白汉稻、红莲稻等多个不同品种。这一时期最重要的水稻种植区则是四川盆地西部的成都平原区域。进入唐代后，大量外来移民助推了农业种植技术的发展，水稻的种植范围也因此扩大，由成都平原向北扩大到地处涪江平原的绵州，向南则扩大到了位于岷江冲积平原上的眉州。同时在四川盆地中部与南部，在沱江、嘉陵江、长江等河流纵横之地形成的冲积平原也有大量的水稻种植区。而在四川东部的丘陵地区，粟、麦、芋等粮食作物在广大的地区实现了推广种植，因此四川地区农业规模的扩大与发展十分明显。特别是唐代，巴蜀地区种植业的规模和范围比两晋南北朝时期有了相当的扩大，农业的功能分区也逐渐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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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农田水利技术的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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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盆地的降水季节分配不均。往往在冬、春两季盆地气温较高，降水少，冬干春旱的现象十分严重，这严重影响着农作物的生长。初夏季节，由于雨季来得较晚，常常会出现夏旱的情况。盆地的中东部则因为夏天气温高、降水少，伏旱的情况经常出现。在这样的条件下，巴蜀地区的农业灌溉成为农业生产的必备条件。据史书记载，两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巴蜀地区的灾害性天气颇多，干旱成为这个时期危害农业生产的重要因素。因此，巴蜀地区在此前基础上继续兴建各种水利工程，保证农业生产的日常所需。随着农田水利工程的兴建，四川的农田水利技术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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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四川盆地西部的龙门山和龙泉山之间的成都平原，河流众多，地势微微倾斜，自秦汉以来水利事业就较发达。在两晋南北朝时期，尽管遭受到了多次战乱的侵袭，但是都江堰水利工程并未遭到破坏。进入唐代以后，随着巴蜀地区政局的稳定，在成都平原及其毗邻的岷江冲积平原和涪江冲积平原先后兴建起了多个水利工程，形成了自秦汉以来巴蜀地区大规模发展水利事业的新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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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工程的修建分为三种情况。其一是对之前的水利工程加以扩建维修，最为典型的是对都江堰水利工程进行的一系列扩建，以此增加其灌溉面积。如太宗贞观元年（627年），任益州大都督府长史的高士廉开始大规模扩建都江堰水利工程，“于故渠外，别更疏决，蜀中大获其利”。这类工程建设集中于彭州和成都府的境内。其二是在成都平原北部的涪江冲积平原上兴建大量的灌溉渠。其中如太宗贞观六年（632年），在绵州魏城县（今四川绵阳）修洛水堰，“引安西水入县，民甚利之”；高宗永徽五年（654年），绵州罗江县令百大信置茫江堰，“引射水溉田”；武周垂拱四年（688年），绵州刺史樊思孝等重开广济陂故渠，“引渠灌溉田百余顷”。其三是在成都平原南面的岷江冲积平原上兴建各种堤堰，其中包括有著名的远济堰、蟆颐堰、鸿化堰和通济堰，这些堰坝都用于灌溉眉州境内的农田。如僖宗时期，眉州刺史张琳重修章仇兼琼在开元年间兴建的远济堰，从蜀州新津县南的修觉山“浚故址，至眉州西南，合于松江”，改名为通济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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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规模的水利工程的兴建，使得整个成都平原及其毗邻区域的灌溉面积得到扩大，在成都平原及其周边地区形成了一个以自流灌溉为基础的水田稻作区。伴随着水利工程的兴建，农业生产水平获得了提高。在水利设施的维护、管理方面也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体系，称之为“岁修”制度。这种以“赋税之户，轮供其役”的岁修制度，利用冬季枯水和农闲之时，分段对堰堤和灌渠进行必要的维护，清除淤积的泥沙，加固堤堰，保证了成都平原的水利工程可以长期发挥作用，为农业的生产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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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成都平原地区兴建水利工程外，在四川盆地中部的丘陵地区，也兴建了不少的引水工程。但由于这些引水工程引灌的条件差，难以发挥必要的灌溉作用，因此屡兴屡废。唐代我国其他地区已经采用机械提灌的方法来解决丘陵山区的农田灌溉问题，但是这一技术在巴蜀地区却没有得到推广与普及。四川的丘陵地区在汉晋时期长期采用潴水和陂塘池水灌溉农田，唐代陂塘池仍然是丘陵地区农田用水的主要来源。虽然陂塘池水有着一些优点，如不仅用于灌溉农田，同时还可以养鱼、种其他水养农作物，具有多种经济效益，但是陂池因为靠雨水而积，蓄水保水方面的缺点明显，只能调节农田的基本用水，难以起到抗旱防涝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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