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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简史 第三节 从凋敝走向繁荣的四川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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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战乱的影响，加之巴蜀地区政权更替频繁、人口减少以及战争对农业、手工业等的严重破坏，巴蜀地区的经济一度出现停滞状态，甚至在益州等一些地区出现了经济倒退的情况。随着隋统一中国，巴蜀地区也迎来了经济持续恢复与发展的良好时期。特别是在唐代，巴蜀地区的农业、手工业等更是发展迅速，出现了持续稳定的繁荣局面。在唐代中后期，以益州为代表的四川经济已经成为当时全国最为繁荣的区域之一，“扬一益二”“扬不足侔其（按：指成都）半”的说法成为当时巴蜀地区经济发达的具体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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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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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农业人口的流动与农业的恢复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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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晋之时，巴蜀地区的政权更替频繁，而秦汉以来巴蜀地区所享有的“天府之国”的美誉也因为战乱的影响不复存在。长期的战乱，巴蜀地区一片狼藉，4世纪初期，数十万巴蜀民众开始外流。随着成汉政权的建立，更多的巴蜀之民逃亡外地。这些流民散布于荆、湘、宁三州（今湖北、湖南、河南等地），以及周边的越嶲、牂牁、朱提、永昌等地。人口大量外流，使得巴蜀地区农业人口急剧减少，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社会经济随之衰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停滞不前。东晋南朝至隋唐时期，由于社会出现了稳定的局面，大量外迁民众回迁巴蜀，而入蜀的僚人遍布四川盆地及其周边地区，为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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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时期，四川主要的移民活动出现在唐末。这一时期的移民活动是唐末北方移民南迁浪潮的重要组成部分，四川也成为当时北方移民南迁的主要目的地。隋唐时期，居住在青藏高原的党项诸羌、吐蕃等少数民族也陆陆续续迁入川西高原，少数民族的迁入奠定了川西高原民族分布的基本格局。大量移民入蜀为巴蜀地区的农业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而根据移民的分布情况，也形成了较为有规律的农作物生产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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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蜀地区地理环境复杂，地形结构差异巨大。东部地区以盆地为主，盆地内有广袤的丘陵地带，同时也有江河冲积形成的各种平原。西部地区则主要是由青藏高原东延部分和横断山脉的北段构成山区地形，海拔高，地势险峻，气候多寒。因此，巴蜀地区的东部较适合种植业的发展，西部则因为环境条件适宜于畜牧业的开展。两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巴蜀地区依然延续着以东部发展种植业，西部发展畜牧业的农业生产格局。但是与秦汉时期有所不同的是，由于吐蕃、党项诸羌等进入川西高原，这里的畜牧业也受到外迁者的影响，从事畜牧业的区域开始扩大。如位于今白水江上游的诸羌部落从事畜牧业，而白水江上游以西的地方则由吐谷浑在此从事畜牧生产。后来占据该地区的党项诸部，也在此从事畜牧活动。地处大金川流域的东女国，据史书记载也从事畜牧相关的农业生产。川西南的嶲州，居住在这里的“磨些蛮”养“蜀马”，勿邓部落也从事牛马的喂养。可见在川西高原和川西南的民族地区，随着迁入各少数民族的增多，这里从事畜牧业生产的人也逐渐增加，从事农牧生产的地区也获得了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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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两晋南北朝时期，大量的僚人定居于四川的东南部地区，并从事与种植业相关的农业活动。隋唐时期，大量北方的流民也从水路和陆路进入巴蜀地区，他们主要定居于四川盆地及峡江流域等地，从事种植业相关的农业生产。从巴蜀地区从事种植业的范围来看，东部的四川地区多以平原和河谷为主，这里土地资源丰富，土壤的肥力较高，气候温暖，降雨充沛，适宜种植业的开展。在众多的种植作物中，水稻是最为主要的农作物，其种类至少包含有青芋稻、累子稻、白汉稻、红莲稻等多个不同品种。这一时期最重要的水稻种植区则是四川盆地西部的成都平原区域。进入唐代后，大量外来移民助推了农业种植技术的发展，水稻的种植范围也因此扩大，由成都平原向北扩大到地处涪江平原的绵州，向南则扩大到了位于岷江冲积平原上的眉州。同时在四川盆地中部与南部，在沱江、嘉陵江、长江等河流纵横之地形成的冲积平原也有大量的水稻种植区。而在四川东部的丘陵地区，粟、麦、芋等粮食作物在广大的地区实现了推广种植，因此四川地区农业规模的扩大与发展十分明显。特别是唐代，巴蜀地区种植业的规模和范围比两晋南北朝时期有了相当的扩大，农业的功能分区也逐渐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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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农田水利技术的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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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盆地的降水季节分配不均。往往在冬、春两季盆地气温较高，降水少，冬干春旱的现象十分严重，这严重影响着农作物的生长。初夏季节，由于雨季来得较晚，常常会出现夏旱的情况。盆地的中东部则因为夏天气温高、降水少，伏旱的情况经常出现。在这样的条件下，巴蜀地区的农业灌溉成为农业生产的必备条件。据史书记载，两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巴蜀地区的灾害性天气颇多，干旱成为这个时期危害农业生产的重要因素。因此，巴蜀地区在此前基础上继续兴建各种水利工程，保证农业生产的日常所需。随着农田水利工程的兴建，四川的农田水利技术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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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四川盆地西部的龙门山和龙泉山之间的成都平原，河流众多，地势微微倾斜，自秦汉以来水利事业就较发达。在两晋南北朝时期，尽管遭受到了多次战乱的侵袭，但是都江堰水利工程并未遭到破坏。进入唐代以后，随着巴蜀地区政局的稳定，在成都平原及其毗邻的岷江冲积平原和涪江冲积平原先后兴建起了多个水利工程，形成了自秦汉以来巴蜀地区大规模发展水利事业的新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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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工程的修建分为三种情况。其一是对之前的水利工程加以扩建维修，最为典型的是对都江堰水利工程进行的一系列扩建，以此增加其灌溉面积。如太宗贞观元年（627年），任益州大都督府长史的高士廉开始大规模扩建都江堰水利工程，“于故渠外，别更疏决，蜀中大获其利”。这类工程建设集中于彭州和成都府的境内。其二是在成都平原北部的涪江冲积平原上兴建大量的灌溉渠。其中如太宗贞观六年（632年），在绵州魏城县（今四川绵阳）修洛水堰，“引安西水入县，民甚利之”；高宗永徽五年（654年），绵州罗江县令百大信置茫江堰，“引射水溉田”；武周垂拱四年（688年），绵州刺史樊思孝等重开广济陂故渠，“引渠灌溉田百余顷”。其三是在成都平原南面的岷江冲积平原上兴建各种堤堰，其中包括有著名的远济堰、蟆颐堰、鸿化堰和通济堰，这些堰坝都用于灌溉眉州境内的农田。如僖宗时期，眉州刺史张琳重修章仇兼琼在开元年间兴建的远济堰，从蜀州新津县南的修觉山“浚故址，至眉州西南，合于松江”，改名为通济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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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规模的水利工程的兴建，使得整个成都平原及其毗邻区域的灌溉面积得到扩大，在成都平原及其周边地区形成了一个以自流灌溉为基础的水田稻作区。伴随着水利工程的兴建，农业生产水平获得了提高。在水利设施的维护、管理方面也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体系，称之为“岁修”制度。这种以“赋税之户，轮供其役”的岁修制度，利用冬季枯水和农闲之时，分段对堰堤和灌渠进行必要的维护，清除淤积的泥沙，加固堤堰，保证了成都平原的水利工程可以长期发挥作用，为农业的生产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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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成都平原地区兴建水利工程外，在四川盆地中部的丘陵地区，也兴建了不少的引水工程。但由于这些引水工程引灌的条件差，难以发挥必要的灌溉作用，因此屡兴屡废。唐代我国其他地区已经采用机械提灌的方法来解决丘陵山区的农田灌溉问题，但是这一技术在巴蜀地区却没有得到推广与普及。四川的丘陵地区在汉晋时期长期采用潴水和陂塘池水灌溉农田，唐代陂塘池仍然是丘陵地区农田用水的主要来源。虽然陂塘池水有着一些优点，如不仅用于灌溉农田，同时还可以养鱼、种其他水养农作物，具有多种经济效益，但是陂池因为靠雨水而积，蓄水保水方面的缺点明显，只能调节农田的基本用水，难以起到抗旱防涝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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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盆地东部，由于地形复杂，水源缺乏，无法兴建大规模水利工程，汉晋时期主要是畜牧业为主的农业生产方式。到唐代以后，由于僚人的汉化和耕作方式的改变，在一些地方开始兴建起陂塘、蓄水池等用于灌溉农田。在长江河谷的一些地区，则采用竹筒引水的方式将泉水引入农田进行灌溉，同时还将这些泉水引入户中作为生活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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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业的恢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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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晋武帝建国以后，采取较为宽松的农业发展政策，巴蜀地区也获得良好的农业发展机会，一改之前赋役繁重、百姓困苦的状况，农业生产开始逐步获得了恢复。西晋惠帝后，由于六郡流民起兵反晋，导致大量居民外逃，城邑皆空，农业生产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成汉政权统治时，农业生产虽然取得一定程度的恢复，但是大不如秦汉之时。南北朝时期，由于南、北各政权对巴蜀进行长时间的争夺，地方各势力的叛乱活动频繁，导致巴蜀地区出现长期动荡的局面，农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十分缓慢。进入隋唐以后，巴蜀地区的农业生产才取得了实质性的发展，农业经济呈现出多样性，但是由于巴蜀地区地理环境和生产方式的区域差异，农业生产的发展水平不尽相同，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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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蜀地区的农业生产在不同的区域呈现出多样化。成都平原由于地理环境优越，成为该区域内最适宜农耕的地区。两晋南北朝时期，成都平原地区虽然遭受到了多次战乱侵袭之祸，但是农业生产仍然得到较快恢复。进入唐代后，成都平原地区农业获得了长期持续的稳定发展，一方面农业生产力的提高，推动农业产量的提升。如兴建水利工程，改进农业技术，改变之前的耕作方式，引入新的农作物，扩大种植面积等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力，为农业快速发展提供了动力。另一方面，加强传统种植业的技术革新，如在水稻的种植过程中，既加大播种的面积，同时也提高土地利用率，施行轮作复种，增加了粮食的产量，进一步奠定了“天府之国”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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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蜀其他地区农业生产的情况则不尽相同。四川盆地中东部和盆地周围山区，农耕条件相对较差，农业生产水平较低。汉晋之时这里还主要以畜牧业为主。成汉以后，随着僚人的迁入，大部分地区成为少数民族的聚居区。这些僚人逐步从渔猎业转为从事山地农耕。唐代后期，中央王朝加强对僚人等少数民族的控制，并逐步将其汉化，在这些地区广置州县。伴随着少数民族的汉化，农业生产也逐步从渔猎转向耕作，并成为这一地区的重要经济支柱。除了少数民族在这一区域进行农耕外，大量的汉人也在丘陵及山区进行农业开发。如在唐代，汉人曾多次大规模迁入四川盆地周边山区从事农业生产，促进了这些地区农业生产技术的更新，提高了农业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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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盆地中部地区因为有较好的农业基础，除了种植粮食作物外，还种植各种经济作物，如桑麻、甘蔗、柑橘等。各种农业生产技术也随之运用，大大节约了土地成本，充分发展了区域的农业经济，为地区农业经济的快速发展起到极大推动作用。而在长江及其支流的河谷地区，由于历史和地理原因，农业生产水平长期处于较为低下的水平，很多地方还处于刀耕火种的原始农耕阶段，土地的连作还未得到普及。这里的粮食作物出产率不高，经济作物则主要是麻类植物，桑蚕业还很不发达。在岷江上游和涪江上游，南北朝时期以前都是半农半牧的农业生产方式。到隋代以后，农业生产逐渐成为这里重要的产业，支撑当地的经济发展。进入唐代以后，由于农业技术的革新，这里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开始逐步扩大，主要有麻、柑等；另外，各种畜牧产品依然盛产于此，药材的采集也成为一项重要的农业生产活动。由于区域内自然条件的限制，这里的种植业虽有发展，但畜牧业仍然居于支配地位，农业生产活动相对于盆地内发展仍显缓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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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土地私有化与私庄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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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制度方面，在这一时期大土地私有制度逐步发生着变化。在西晋时期，世族大姓占有大量田产，成为私有土地的绝对拥有者。到成汉政权割据之时，巴蜀地区的土地所有权产生了明显的变化。由于战乱的影响，土地拥有者大量外逃，世族大姓荡然无存，随之而来的是以六郡流民中的汉族大姓、氐羌酋帅为主的豪族大姓，成为大土地私有制的主体。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些崛起于巴蜀地区的豪族大姓，发展成为强大的地方势力，掌控着大量的土地，控制着当地的农业生产。隋唐之际，巴蜀地区政局相对稳定，没有爆发大规模战乱，也未出现割据政权，豪族大姓与政府官员相互勾结，静观时局之变。随着李渊建唐，巴蜀各地的豪族相继归顺大唐，仍然是当地私有土地的占有者。豪族大姓加强对巴蜀地区各土地的控制与管理，他们对巴蜀地区土地私有化的发展起到了加速作用，土地兼并的情况十分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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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土地私有化的发展，巴蜀地区先后形成了大批的私庄。两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别业”“别墅”等为代表的私庄。隋朝时，巴蜀地区仍然有着“别业”之类的私庄。隋末唐初之时，巴蜀地区出现的私庄并非指之前的别墅之类田产，而是指官员及豪族所占有的大片耕地或牧场。随着“庄田”一类的大土地私有制的发展，这类私庄在巴蜀地区迅速发展。到唐代后期，巴蜀地区的庄田和别业已十分普遍，私庄的拥有者结构也出现多样化，除之前的豪族、官僚外，军人也开始拥有私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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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生产技术的更新与手工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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