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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蜀与西南夷地区的交通线很多，根据线路的基本走向，一般可以分为南、北两路。南路是从成都出发经邛崃入雅安，再经荥经、汉源等地，过大渡河，经冕宁进入西昌，继续南下，经会理等地南渡金沙江，进入云南，最终西行抵达大理。北线是从成都出发经宜宾入云南昭通，折贵州威宁进入云南曲靖，再西入昆明，最终到达大理与南线合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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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水路交通线与商品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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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蜀地区位于长江上游之地，有着丰沛的水系，因此这一区域有着水上交通的便利条件。长江及其支流成为巴蜀地区水路交通的重要通道。自古以来，岷江、嘉陵江和长江的数条河段就是巴蜀航运贸易的航道，在两晋南北朝隋唐时期依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些水路交通为巴蜀地区与长江中下游地区和华南等地的贸易交通提供了便捷，各种物资通过水运销往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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岷江—长江航道是当时巴蜀之地与荆吴各地之间沟通交流最为便捷的水上交通干线。在两晋南北朝隋唐时期，这条贸易线的商业运输活动十分繁荣。岷江水道起于川西高原和四川盆地西部边缘山地，顺水而下进入成都平原，经眉州入僰道县汇入长江，与长江水道接连，顺江东下，经巫峡出川，可抵长江中下游广大地区，直通江南扬州等地。蜀商往来于这条航道之间，把巴蜀所产的蜀锦、药材、茶叶等商品贩运到荆州，再经此地中转运到江南地区进行销售，同时把江南吴越地区所产的吴盐和各种海货贩运到四川地区，而来自江南的商家、文人等也借此水道进入四川。长江水道也是军备物资运输的重要线路，产于巴蜀的军备物资通过航运可运输到夏口，经汉水航线运抵长安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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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岷江—长江航线，在巴蜀地区还有众多的河流也形成了许多的水运航道。这些水运航道线大多数与岷江—长江航线连接，构成了一个体系完备的水上交通网络，为巴蜀地区各地间的贸易往来提供便捷。较为重要的航线有嘉陵江航线，这条航线是唐代四川军粮向外输送的重要路径，同时商人也把茶叶等物资通过此水路运到陇右之地。甘肃成州所产的井盐等物资也可借此水道输入四川，并销售到山南西道等地。大渡河航道是岷江最大的一条支线航道，在唐代时，这条从岷江中游转大渡河的水路，成为当时中央王朝向黎、嶲二州运输军粮的重要路线。沱江航道因沿线出产盐、糖等物资，加之其与长江接连，成为当时贩运井盐、糖品的重要运输线。汤溪航道是处于峡江流域夔州境内的一条水运航线。这条航线从夔州的云安县溯汤溪而上，进抵云安监盐井，成为井盐运输的水上交通线。涪陵江航道是当时重庆与贵州之间沟通的航线。线路形成于唐代以前，唐代后此线路使用率更加频繁，由涪州溯江东南而行，经武龙（今重庆武隆境内）、信宁（今重庆彭水境内）诸县，可达黔中，这条道路成为贵州与巴蜀之地沟通的重要路线，是黔中少数民族地区朝贡，并与汉族区域通商的要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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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简史 第四节 多元文化交融的巴蜀文学与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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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北方移民的大量迁入，以及长江中下游各地商品的进入，使得各种文化在巴蜀汇聚、交融，巴蜀文化受到深刻影响，在文学、艺术、史学、科技、宗教等方面出现了许多新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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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简史 [:1706652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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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凋敝走向繁荣的巴蜀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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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两晋南北朝时期凋敝的巴蜀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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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晋南北朝时期，巴蜀地区虽然有众多的文采之士，但是由于受到战乱的影响，政局动荡，文人学士无法安心于文学的创作。吕大防在《华阳国志序》中所言：“自晋初至于周显德，仅七百岁，而史所纪者无几人。忠魂义骨与尘埃野马，同没于丘原者盖亦多矣，岂不重可叹息哉！”可见这一时期文学名家并不多见，文学出现了凋敝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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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学创作方面，文学作品并不多见，书面文学中能有传于后世的作品并不多。在口头文学作品方面，随着神话传说的兴起，两晋前后神话传说传入巴蜀地区，特别是有关盘古的神话在巴蜀大地广为流传，在此影响下，巴蜀地区开始兴建盘古祠、盘古庙，有关盘古的神话传说在民间流行且有很深的影响。盘古神话不仅在汉族中十分流行，对少数民族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至今在苗瑶民族中还流传着盘古的神话传说。关于祖先的神话，内容极为丰富，以伏羲、女娲为代表的祖先神话传说在巴蜀地区广为流传，从巴蜀地区出土的一些器物图像上就有伏羲女娲图像，展现出祖先神话对巴蜀文学与文化的影响。有关南蛮始祖的神话传说则是槃瓠神话，该神话传说在南北朝和隋唐时期流行于巴郡的夔峡和黔中等地的冉、田、向等诸氏，奉槃瓠为始祖，足可见槃瓠及其相关神话传说在巴蜀地区的多个民族中甚为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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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于僚人中的竹王神话，随着牂牁僚人的北迁，在巴蜀地区流传开来，如在邛州大邑县有竹王庙，荣州也有竹王庙。居于成都的女诗人薛涛在其诗作中也记录了竹郎庙，即竹王三郎陪祠的竹王庙。杜光庭的《录异记》中记载广都县有“盘古三郎庙”，所指的很可能是供奉盘古和竹王三郎神的庙宇。这可以说明在唐代时，蜀中的僚人已经将盘古神话和竹王神话加以结合，并成为这一时期神话传说的典型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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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神话传说多属于起源方面的神话，多以口头文学形式来构建人们关于社会或族群的来源，解释当时人们所关注但不曾了解的事情。巴蜀地区新的神话传说的兴起与流传，反映出民族之间相互往来迁徙而形成的文化传播与文化交融，也充分展现出巴蜀地区民间文学与文化逐步变化发展的原因和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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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作为中国古代文学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自形成后就逐步受到文人的追捧。两晋南北朝时期，巴蜀诗坛极为寥落，除了西晋张载入蜀写的《登成都白菟楼》依然流传至今外，基本上见不到这一时期有关巴蜀的诗歌，巴蜀诗人则更是难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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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唐代繁荣的巴蜀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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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是中国文学史上的高峰时期，诗歌最为发达。在这一时期的巴蜀地区，也出现了许多诗人，对促进巴蜀文学的繁荣和唐诗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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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子昂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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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蜀本土诗人中最具代表性的杰出诗人陈子昂（661—702年），字伯玉，梓州射洪县人。他出身于世家大族，自小喜读诗书，学识渊博。21岁时游学京师，24岁中进士，26岁拜麟台正宗，36岁时升右拾遗，38岁从建安王武欣宜率兵讨契丹，为参谋，遭贬斥，上表罢职回乡，又遭县令加害入狱，忧愤中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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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子昂身为武周大臣，善政论，文章多关心民生疾苦，要求停止暴政，但这些切中时弊的奏议没有引起朝廷的重视。倒是他的诗论在唐代诗坛上有重要影响，对唐诗的发展产生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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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唐诗坛，多承六朝余绪，讲究文辞华丽，不注重思想内容。陈子昂力驳这种绮丽的唯美文风，主张恢复“汉魏风骨”。他的诗作体现了他恢复汉魏风骨的主张，其代表作有《感遇诗》38首和《登幽州台歌》等。《感遇诗》多感怀身世，讽喻现实。这些诗作，均有明显而强烈的复古主义倾向，在体裁上绝大多数为五言诗，在风格上讲求刚健沉郁之风，不追求文采绮丽，这在当时绮丽的文风下，可谓焕然一新。由于陈子昂在诗歌创作上的突出成就，杜甫称誉他为“有才继离骚”，“名与日月悬”，《唐诗品汇》评论陈子昂是“继往开来，中流砥柱，上遏贞观之微波，下决开元之正派”，表明了他对唐诗风格转变所产生的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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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陈子昂外，巴蜀地区还有刘湾、苏涣、符载、吕丘均、范崇凯、雍陶、唐求等人。生于外地而长于巴蜀的文人中，以李白和薛涛最为著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