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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晋南北朝隋唐时期，虽然巴蜀地区的经学日渐衰败，但宗教却出现了日渐繁荣的景象。宗教在四川的兴盛直接影响着巴蜀地区文化的发展，这一时期巴蜀地区的宗教，以道教和佛教最为重要，影响也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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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道教在四川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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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末年，自天师道系师张鲁投降曹魏以后，天师道分立成数个派系，其中一部分教徒随张鲁北迁中原之地，第四代天师张盛前往江西，留居巴蜀的阳平、鹿堂、鹤鸣三治祭酒，则仍以天师道正统自居。自此以后，巴蜀地区的一些教众开始脱离三治，发展各自的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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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晋武帝之时，犍为人陈瑞自称天师，发展自己的教众，设立“道治”，又置传舍，不断壮大自己的势力。陈瑞所创之道，即为天师道的一支。此道兴起之初，“其道始用酒一斗、鱼一头，不奉他神，贵鲜洁”，比较节俭，但不久后，却“转奢靡，作朱衣、素带、朱帻、进贤冠”，大长奢靡之风。咸宁三年（277年），益州刺史王濬“以为不孝，诛瑞及祭酒袁旌等，焚其传舍”。该案牵涉面广，益州民众中凡信仰陈瑞之道者，不论官民，均受到处罚，巴郡太守犍为唐定也难逃此厄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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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晋之际，涪陵郡丹兴人范长生在蜀中传布道教。范长生修道之地在青城山，成为道教的首领，有较大的影响力。成汉李雄称王成都后，遣使邀范长生入朝，并推其为首领，但其不许，遂拜为丞相。李雄尊其为“四时八节天地太师”，后又将其封为西山侯。李雄为賨人，賨人信奉道教，因此成汉极为推崇范长生。由于范长生在成汉政权具有极高的地位，因而这一时期道教在巴蜀获得了长足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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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朝时期，天师道开始出现分化，分为南、北两派，四川地区的道教属于南天师道，偏重符箓。该派的影响力很大，甚至对巴蜀毗邻之地的汉中地区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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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皇室自称是老子的后裔，追尊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又在全国各地大造玄元皇帝庙，大倡道教，使得道教发源地巴蜀的尊奉道教之风日甚一日，更加兴盛。巴蜀地区建造太上老君神像的道观，屡见不鲜，而有关老君神异的种种传说，更是广泛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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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蜀中为老子《道德经》作诠释笺注的有6家，其中以王玄览影响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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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玄览（626—697年），俗名晖，法名玄览，益州绵竹县普润乡人，15岁习道，47岁度为道士，隶籍于成都至真观，弟子称其为洪源先生。王玄览著有《混成奥藏图》《九真任证颂》《道德诸行门》《玄珠录》等多部著作，他对《道德经》的研究，集中体现在《玄珠录》一书当中。他认为，道与物的关系是：“道能遍物，即物是道；物既生灭，道亦生灭。为物是可，道皆是物；为道是常，物皆非常。”他认为：“万物禀道生，万物有变异，其道无变异，此则动不乖寂。以物禀道，故物异道亦异，此则是道之庄物。”道分为“常道”和“可道”，常道为真道，可道为假道。万物只是道的不同表现形式，道是本体，无所变异，是为常道，随物而异的道，是为可道。他还认为，道家的修炼，分为不同层次，“得道”也因此而别为“形仙”和“神仙”两种。“形仙”是指以保存形体为目的的修炼，这种修炼只能与“可道”相契合，属于低层次的得道；而“神仙”是用坐忘的方式修炼，追求的是与“常道”相契合，舍去形体，不变不死，长生久视，才属于高层次的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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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佛教在四川地区的传播与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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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在汉代时传入中国，随后逐步传入巴蜀地区，魏晋南北朝时期开始在四川地区兴盛，寺院广布于巴蜀大地。随着其影响力的扩大，信奉佛教的人越来越多。隋唐时期，四川地区佛教更加繁荣，高僧辈出。据《续高僧传》和《宋高僧传》的记载，隋唐之时，益州地区的高僧有28人，仅次于长安和洛阳，是全国高僧最多的地区之一。在益州的高僧中，以道一和宗密最为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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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晋南北朝时期，佛教之所以开始传布于巴蜀大地，与该地区的地形有着密切的关系。巴蜀之地既有长江之便利，沟通东西之交通，又有横断山脉接连南北之路径，因此当时的巴蜀地区成为各地僧人来华传教的一条必经之路，例如南传佛教便是借助巴蜀这条重要的通道而传播于各地，四川地区因此深受南北佛教的推动与影响，促进了巴蜀地区佛教事业的兴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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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蜀之地近印度，先秦之时就有沟通两地的早期南方丝绸之路，东汉时南传佛教就通过印、缅经云南的这条路径传入益州地区。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一条道路仍然是长江流域与印度之间联系的主要通道，南朝时期的僧侣往来于西域和印度求法，大部分都需要经过巴蜀。东晋南朝之际，释慧睿常游方而学经，行蜀之西界，为人所抄掠，为商人以金赎之，之后游历诸国，甚至到达南天竺界附近。宋后废帝元徽三年（475年），法献西游巴蜀，路出河南，道经苪苪，抵达于阗，西行巡礼佛迹。唐贞观十五年（641年）至武后天授二年（691年）之间，“有唐僧二十许人，从蜀州牂牁道而出”，至印度比哈尔邦巴腊贡的那烂陀寺（此为古代印度佛教的最高学府）东四十驿许的密粟伽悉他钵娜寺，“向莫诃菩提礼拜”。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大量的高僧曾经过蜀中之地南来北往，东进西上，对蜀中佛教的传播与流行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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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时期，巴蜀地区除有大量的住家佛徒外，也有不少人出家为僧。在众多出家的僧侣中，有的还很有名气，如萧梁时期，梓潼郡涪县人释植相出家进入青城山，聚徒集业，为梁王所重，“供给僚氏，以为管理”。卒时因其影响力极大，山上的僚民，见其坐亡，皆来叹异，礼拜供养，改俗行善。安汉人释宝彖由道士童子出家为僧，一方面外典佛经，相继训导，引邪归正，另一方面抄集医方，疗诸疾苦，行善积德，也为《大集经》《涅槃经》《法华经》等作疏，苛繁就简，便于阅读，所撰注疏十分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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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之时巴蜀地区弘扬佛法的活动更是普遍。隋代益州成都人费长房撰写的《历代三宝记》15卷，对佛法多有宣传；隋代绵竹人惠宽，对佛法也是极力宣扬，每逢正月令节之时，“成都等七十余县竞迎供”；隋唐之际绵竹人宝琼，在川北结“义邑”一千余个，每邑三十人，合诵《大品》。唐太宗时，慧震在梓州西北造大佛，高约十三丈；玄宗之时，成都僧人英干奏在成都建大圣慈寺，凡九十六院；玄宗时期，洪雅僧人陈知玄被署为三教首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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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僧侣的不断增加，加上佛教寺院的大量兴建，佛教文化逐渐影响到民众的日常生活，市场上出现大量与佛教相关的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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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景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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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教是基督教的一支，原流行于波斯，唐太宗贞观年间传入长安。唐代巴蜀是景教的流行地区之一，成都、峨眉山等地建有景教的大秦寺（唐时景教寺院的通称）。唐肃宗时，汉州刺史房珀提倡景教，使汉州景教流行一时，今存于广汉的“房公石”，就是当时的遗物。唐武宗灭佛时，亦毁景教，蜀中景教遁形匿迹，大秦寺后来也多改为佛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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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简史 第四章 五代两宋时期的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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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7年唐朝灭亡之后，中国社会经历了五代十国短暂的分裂时期，至960年北宋建立，之后逐渐统一了大部分地区，使中国重归统一时代。宋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经济文化高度发展的时期，四川地区在交通运输建设、商品经济、文化教育、科学创新等方面都达到了空前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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