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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是四川麻纸的生产中心，当时有人发明了水力捣浆造纸，成都百花潭、浣花溪两岸的许多纸户，在江边捣浆造纸。由于成都水质好，捣浆造出来的纸张十分洁白，纸质优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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楮纸主要产于今双流一带，是用楮皮制造而成。这种纸主要用于官方公文，“凡公私簿书契券，图籍文牒”，均用楮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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笺纸的加工制作在宋代又有所创新，除仿制薛涛笺外，还出现了有名的“谢公笺”。谢公笺是谢景初在成都浣花溪主持制造的书画笺，比薛涛笺色彩更深，有深红、粉红、杏红、明黄、深青、浅青、深绿、浅绿、铜绿、浅云十种颜色，又称为“十色笺”，名重一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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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成都加工纸中的水纹纸，图案比唐代更加丰富，有布纹、绫绮纹、人物花木纹、虫鸟纹、鼎彝纹等，变化多端，千姿百态，令人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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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纸的优点是厚重坚韧洁白，而且耐折，不易磨损，因而印刷用纸尤其书画用纸，大都使蜀地出产的麻纸和楮纸，最早的纸币“交子”，也是用蜀纸印制的，后来全国各地的“钱引”“会子”等纸币，也都用蜀纸印制。苏轼称赞川纸名冠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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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从唐五代以来，一直是全国的印刷中心之一。五代时期，中原战乱，大批文人学士至蜀避乱，使得蜀中文人荟萃，诗词极盛，于是促进了印刷业的发展。前蜀雕版印刷了杜光庭的《道德经广义》30卷，后蜀雕版印刷了《九经》《文选》《初学记》《白氏六贴》等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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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宋以后，由于经济文化的高度繁荣，四川印刷业得到极大发展，是当时全国三大雕版印刷中心之一。四川雕刻印刷业主要广布于成都、眉山、什邡、双流、临邛、金堂、泸州、铜梁、潼川、遂宁、绵竹、嘉州、益昌、犍为、忠州、资州、夔州等州县，而以成都、眉山最为发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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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蜀刻本数量多，流传广，校勘精，内容可靠，具有版好、字好、墨好、纸好等优点，有“宋时蜀刻甲天下”的美誉。临邛韩醇于1177年刊印的《新刊训诂唐昌黎先生文集》40卷、《外集》10卷、《遗文》1卷及《训诂柳先生集》，纸墨刻印俱佳，后来清乾隆皇帝观阅后，题词称赞道：“字画精好，纸墨细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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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蜀刻本分为官刻图书和私刻图书两种。官刻图书以971年至983年在成都雕印的《大藏经》5048卷，977至983年雕印的《太平御览》1000卷和1005年至1013年雕印的《册府元龟》1000卷等三部巨著规模最大，还印有“宋蜀刻七史”和其他古籍。私刻图书分为书坊、书肆和私家刻书，简称坊刻和“私刻”。私刻风气尤盛，成都辛氏，临邛韩醇、李叔廑，蒲江魏了翁，眉州苏林，三台刘甲等，都是有名的私刻之家。双流费氏进修堂、广都裴宅、西蜀崔氏书舍、眉山程舍人、眉山万卷堂、眉山书隐斋，都是有名的坊刻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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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制瓷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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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四川瓷器生产地域广泛，巴、蜀之境皆有，以成都平原的瓷窑数量最多，以邛窑、思文窑、磁峰窑、玉堂窑等窑的产品质量最好，主产白瓷、青瓷、黑瓷，享誉川内外。其中，邛窑是最杰出的代表。邛窑兴于晋，盛于唐，至宋代，产品种类繁多，生产工艺复杂，我国传统的制瓷工艺和成型方法都曾采用，普遍使用化妆土，釉色种类极多，可以生产出深浅、浓淡不同的色彩，特别是将青釉和琉璃混合施于瓷器，是邛窑开始多色彩釉的创举。中国陶瓷史告诉我们：从汉、晋到唐、宋，中国古陶瓷逐步实现了由青瓷、白瓷、黑瓷到其他各种单色瓷、装饰瓷、花釉瓷、三彩瓷，高、低温釉上、釉下颜色瓷，彩绘瓷以及彩色雕塑陶瓷的突破性飞跃。在这一飞跃过程中，四川生产的陶瓷制品扮演了承上启下的创造性、开拓性的角色，其功不可没……从总体上看，以邛窑为主体的唐、宋四川瓷器最突出的共性就是集全国各地知名陶瓷窑口的风格于一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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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瓷的制瓷工艺，窑炉分为馒头窑（马蹄形窑）和阶级窑两种，窑具有各种匣钵、垫饼、垫圈、垫丸、支钉等，焙烧方法有正烧法、砂垫式重叠仰烧法、支垫式烧法、套烧法等。至于瓷器品种，则有碗、盘、盏、碟、茶托、壶、杯、钵、罐、瓶、炉、灯、盒、盆、香炉、缸、砚和各种玩具、文具、明器，每一类又有许多不同的样式，并用印花、刻花、划花、绘花和多种釉色装饰成各种花卉、纹饰、图案，光彩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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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制糖与酿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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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四川甘蔗种植遍布涪江、沱江流域，制糖业十分发达，产量大，质量高，种类多，有砂糖、乳糖、冰糖（糖霜，又叫糖冰），其中冰糖不论在数量还是质量上都居全国首位。川糖以遂宁出产的最多最好。遂宁的小溪（今四川遂宁城关）、蓬溪、长江（今四川蓬溪南长江坝）三县交接处的涪江东西两岸数十里，十分之四的土地都种植甘蔗，许多农民以种植甘蔗为业。制糖业也特别发达，制糖者十户人家中有其三，仅冰糖作坊就有三百多家，一些大的作坊还形成了从甘蔗种植、压榨取汁到制造冰糖的生产体系，具有较高的生产和工艺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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酿酒是四川的传统手工业之一。宋代国家对酒进行专卖，设置酒务，管理酒的酿造、贩卖和课税收入。酒的酿造分为官酿官卖和民酿民卖两种。1129年，南宋为解决川陕军费，改变了酒法，实行“隔槽酒法”，把过去用作扑买坊场所设置的酒槽，由官府主办，并由官府提供酒曲和酿酒器具。任何人只要交钱，就可经营酿酒业。这就大大促进了川酒生产的发展。据统计，1077年，北宋时期，川陕四路有酒务361个，酒课24万余缗。在1129年及前几年，南宋时期，每年官民酒课的总收入可达140万缗。实行隔槽酒法后，仅1130年酒课就高达690万缗。1162年及稍前些年，四川酒课岁收410万—690万缗，占全国酒课岁入1400多万缗的29%—49%，充分显示出四川酿酒业的兴旺发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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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交通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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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两宋时期，四川的内外交通建设也得到了发展，尤其是对外交通建设在两宋时期的发展较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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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四川造船业的发展，较之陆路运输更加方便快捷、成本低廉的水运得到了发展，在前代的基础上，更多河道被开辟、整治，如岷江、长江、嘉陵江、赤水河、永宁河等，承担越来越多的交通运输。水陆交通共同建设，构成了四川交通网络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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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交通方面，四川向西通往吐蕃的道路没有变化，主要是从雅安至康定，从都江堰经茂县至马尔康的道路；向北通往中原的主要道路没有变化，主要是金牛道、米仓道和嘉陵江水路至陕西；向东的道路，由于长江水运的逐渐昌盛，长江成为四川通往长江中下游地区的主要交通线；向南的道路，经云南、贵州至南亚、东南亚的道路，即南方丝绸之路，在两宋时期有较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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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变化的主要原因是：第一，五代及两宋时期，四川大渡河以南地区为割据政权大理国占有，四川商人不能随意在大理国进行商业活动，也不能自由地经过其地到南亚、东南亚进行对外贸易；第二，中国经济重心逐渐南移至江南地区；第三，唐末越南独立，至宋代仍社会动荡，使得四川原本经云南至越南，从交州港出海开展的对外贸易线路受阻。与此同时，广州港及北部湾的钦州港迅速发展，成为四川从东南出海的主要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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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形势下，南方丝绸之路改为向东发展，起到最重要作用的交通干线就是牂牁道。从成都沿岷江流域至宜宾或泸州地区，此后，可经陆路及水路（赤水河或永宁河或横江）进入贵州或云南，至贵州西北的赫章。赫章即为牂牁道的起点，向南而行，经今安顺，沿北盘江流域关岭、望谟，在北盘江与南盘江汇合后，渡过南盘江，进入广西，沿红水河、黔江行进，或向南至钦州港，或向东进入广东封开，再沿西江经肇庆至广州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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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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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时，成都商业在唐代的基础之上继续发展，出现了米市、炭市等专门市场，人称蜀中城市秀丽，商业繁盛。许多王公贵族和官僚也加入商业行列，包括前蜀太后、太妃也参与经商，与民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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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四川的商业高度繁荣，表现在内外商业贸易持续发展，农村场镇集市蓬勃兴旺；城市商业更加发达，催生了世界上最早纸币“交子”的诞生；对外贸易在全国外贸中占有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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