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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冲（1067—1141年），华阳人，字元长，范祖禹之子，绍圣进土。主持《神宗实录》和《哲宗实录》的重修，同时自己撰成《神宗实录考异》和《哲宗实录辩证》二书，对于神、哲二朝的一些史实和评价持审慎态度，以明其去取之意，以辨诬谤之辞。他还修有《宰相罢拜录》《编类司马光纪闻》《范祖禹家传》《范大吏遗事》等私修史著，惜均失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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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焘（1115—1184年），字仁甫，一字子贞，号巽岩，眉州丹棱人，是宋代最杰出的史学家之一，平生著述十分宏富，除主持或参与多种官修史书的编撰外，私修史书也相当丰富，多达20余种，体裁亦多种多样，有编年体、史考、史论、大事记、图经、名籍、年表等不同体裁，其中最重要也是最有名的是《续资治通鉴长编》1063卷（今存520卷）。此书以编年体的形式，记载了北宋九朝的史事，历40年编撰而成。此书资料丰富翔实，广收博采了实录、会要、国史、野史、笔记、碑文、行状等各类图籍资料400余种，并分注考异，是研究宋史最基本和最重要的史料。时人称赞李焘是“蜀中史学家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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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心传（1166—1243年），字微之，号秀岩，隆州井研人，也是宋代最杰出的史学家之一。曾参加修撰《中兴四朝帝纪》、十三朝《会要》。其私家著作相当丰富，有《春秋考》《礼辨》《读史考》《旧闻证误》等多种，尤以《建炎以来系年要录》200卷和《建炎以来朝野杂记》40卷两部为史学名著。《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上接“长编”，起于建炎元年（1127年），迄于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专记高宗一朝史事。此书取材广博，史料价值很高。《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与“要录”相互补充，是研究南宋史的另一部重要史料。李心传与李焘是南宋史学家的杰出代表，后人评论说，整个宋代史学家，除司马光外，都不如二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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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三范”“二李”外，蜀中还有一大批著名史学家和史学名著。主要有：眉州眉山人王偁，撰《东都事略》130卷；南宋蜀人李攸，撰《宋朝事实》60卷（今本20卷），记载北宋典章制度；眉州丹棱人彭百川，撰《太平治迹统类》40卷（今本30卷），记载太祖至钦宗九朝典故；资州（今四川资中）人郭允韬，撰《蜀鉴》10卷，记载从秦取南郑到宋灭后蜀1200年间的蜀史以及西南夷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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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中史学家编修地方史、志更加突出，重要的有：李攸的《西山图经》《九域志》，张唐英的《蜀祷杌》，郭允韬的《蜀鉴》，勾延庆的《锦里耆旧传》，赵抃的《成都古今集记》，宋如愚的《剑南须知》，黄休复的《益州名画录》等，不胜枚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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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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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四川涌现出不少理学大师，撰写了大量理学著作，影响所及，遍于全国，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有相当地位。四川理学家的代表人物主要有张行成、张栻、魏了翁等人，而陈抟则堪称其先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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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抟（？—989年），四川普州崇龛（今四川安岳）人，字图南，自号扶摇先生，学者称白云先生，宋太宗赐号希夷先生，是宋初著名的道教思想家。他融合儒、释、道三教，独创新说，著有《太极图》《先天图》《易龙图》，提出了无极、太极、性命、理欲等一系列哲学范畴，认为万物一体，唯有超绝万有的“一大理法”存在。他的学说，后经周敦颐、邵雍推演，成为宋代理学的组成部分，对于理学具有不可忽视的开源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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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后期，由于以苏轼为首的蜀学派抵制理学，使蜀中理学的发展受到限制。到南宋初，蜀中理学始逐渐发达，形成风气，日益成为蜀中学术的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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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初，蜀中最有名的理学家是张行成。张行成，两宋之际临邛人，字文饶，学者称观物先生。曾学《易》于谯定，集先天《易》派著作，详加注释，著有多部《易》学著作，深得《易》数之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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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理学家的重要人物张栻（1133—1180年），汉州绵竹（今四川绵竹）人，字敬夫，一字乐斋，号南轩。青年时，师从著名理学家、二程再传弟子五峰先生胡宏研习二程思想。他在理学上发展了二程学说，并独树一帜，主张“发明天理而见诸人事”，认为“持养”本诸省察，注意“涵养功夫”，重在“力行”，以“天理”为义，“人欲”为利，强调“学莫先于义利之辨”。他在湖南主岳麓书院教事，师从者甚众，奠定了湖湘学派的规模并发展了湖湘学派。张栻是与朱熹齐名的理学大师，著述宏富，主要有《论语解》《孟子说》《易说》《南轩集》《诸葛武侯传》《希颜录》《书说》《太极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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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了翁（1178—1237年），字华父，邛州蒲江（今四川蒲江）人，学者称他鹤山先生。他于庆元五年（1199年）中进士，开禧年间知嘉定府，后居家讲学，后又官至礼部尚书兼直学院士。南宋时，理学几度遭禁，经魏了翁等人上疏力争，朝廷始承认理学的合法性。理学成为南宋后期的官方哲学，魏了翁功莫大焉。魏了翁创办鹤山书院，大力传播理学，宋理宗特赐御书“鹤山书院”四个大字，以为表彰。魏了翁在理学研究上成就卓著，他把朱熹的客观唯心主义思想同陆九渊的主观唯心主义思想相糅合，从而转到以心学为主的立场上。他的理学思想兼收并蓄，采各家之长，而有其独到风格。魏了翁著述甚丰，写有著作30余部，主要有《鹤山先生文集》《九经要义》《周易集义》《易举隅》《经史杂钞》等，成为继张、朱、吕之后，南宋理学的领袖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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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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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五代时期，是巴蜀艺术大发展的重要时期，不论在绘画、戏剧、音乐、舞蹈，还是在雕塑艺术上，都取得了突出成就，在中国艺术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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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绘画和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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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绘画有悠久的传统，五代时，由于许多著名画家相继入蜀，推动了四川绘画的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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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时期的作画题材，主要有山水画、释道人物画和花鸟画三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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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中山水画最负盛名的是成都人李升。李升最初临摹善画山水的名画家张璨的画，后创一家之风，以蜀中山水为题材，颇多妙作，著名的画作有《青城山图》《峨眉山图》《出峡图》《汉州三学山图》《彭州至德山图》等。当时的人认为以他的画足可同金碧山水画家李思训齐美，因此称他为“小李将军”。花鸟画著名大师黄筌青年时曾师从李升，在后蜀时与其子黄居寀合画《青城山图》《峨眉山图》《春山图》《秋山图》，被选为后蜀礼物赠送南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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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画题材多种多样，主要题材是释道人物画，这些画作，除绘在绢纸上外，有许多绘于佛寺的壁上。成都大圣慈寺的壁画最负盛名，其数量居国内之冠。李之纯《大圣慈寺壁画记》统计说，寺内绘有诸佛如来1215件、菩萨10488件、帝释梵王68件、罗汉祖僧1785件、天王明王大神将262件、佛会经验变相158件，共13976件，尚不包括夹神雕塑，足见此风之盛。最著名的释道人物画家有赵德齐、高道兴、张素卿、贯休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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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画除释道人物外，前后蜀时还流行人物肖像画，以成都人阮知诲、张玫等尤为知名。阮知诲曾在成都大慈寺为王衍、孟知祥画肖像。张玫尤其精于写貌及画妇人，世人将他与盛唐名画家张萱相提并论，他还著有《自汉至唐治蜀君臣像》3卷。前蜀翰林写貌待诏宋艺，也擅长人物写真，曾在成都大慈寺绘有唐朝21位皇帝的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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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鸟画的著名画家有滕昌祐、刁光胤、黄筌父子、孔嵩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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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人黄筌是前后蜀花鸟画家中成就最大的，名气也最大。他曾师从孙位学画松石墨竹，从李升学画山水竹树，从刁光胤学画竹石花鸟，而后博采众家之长，自成一家，成就远在诸师之上。他画艺全面，选题广泛，最长花鸟。他曾在后蜀偏殿上绘白鹤六只，体态各异，唳天、警露、啄苔、舞风、理毛、顾步，各不相同，精彩体态，往往有活的鹤立于画侧，以为是同类，孟昶因命名此殿为“六鹤殿”。他在八卦殿上画的花竹兔雉鸟雀等，栩栩如生，竟招致白鹰的奋臂扑击。后蜀翰林学士欧阳炯作《蜀八卦殿壁画奇记》记其事，称黄筌为“当代奇笔”。黄筌在当时的中国花鸟画坛上享有盛名，有“徐、黄异体”之说，而“黄家富贵，徐家野逸”。黄指黄筌，徐指江南名画家徐熙。黄筌以浓艳色彩而富贵，徐熙以水墨淡彩而野逸，形成五代花鸟画的两大流派，对北宋花鸟画产生了很深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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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四川画家辈出，据邓椿《画继》和夏文彦《图绘宝鉴》统计，四川知名画家有70人，其中北宋65人，南宋5人。其中包括宫廷画家、画工画家和民间画家。绘画题材大体分为释道人物画和花鸟山水画两大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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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道人物画是北宋前期最流行的题材。四川画家在释道人物画方面杰出的代表有成都人石恪、高文进，眉州彭山人孙知微等。石恪的画，人物诡形殊状，被画界评论为画鬼奇怪，笔画劲利，前无古人，后无来者。高文进是宫廷画师，被誉为“翰林画工之宗”，他的画在宋初极受推重。孙知微善画释道、山水，画法飘逸，得到苏轼、文同的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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