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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历来便是歌舞之乡，喜欢娱乐是成都的风俗。前后蜀时，社会较为安定、繁荣，王族及官员、富人喜爱享乐，于是，成都街头巷尾，歌乐之声不绝于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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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后蜀的蜀宫中，常备雅乐，为长夜之饮。还设置了专管音乐舞蹈的教坊使，畜养众多乐工舞伎，以供宴乐之需。成都前蜀王建墓棺床的东、南、西三面，雕刻有一组乐伎图，共24幅，再现了前蜀宫廷宴乐的生动情景。这24幅乐伎图所刻的大多是器乐演奏者，乐器有正鼓、齐鼓、和鼓、笛、大筚篥、拍板、羯鼓、鞉鼓、篪、排箫、筝、吹叶、笙等几十种，属于汉化了的龟兹乐系统，掺杂有清乐系统的乐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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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后蜀时的舞蹈有“健舞”和“软舞”两类，“健舞”动作急速，“软舞”柔婉舒展。前蜀王衍宫中曾表演大型舞蹈《折红莲队舞》，出演的舞伎达200多人。后蜀花蕊夫人徐氏《宫词》说“舞头皆著画罗衣，唱得新翻御制词，每日内廷闻教队，乐声飞上到龙墀”，“蜀锦地衣呈队舞，教头先出拜君王”，“偏出六宫歌舞奏，嫦娥初到月虚轮”，表现出蜀宫歌舞的盛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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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歌舞娱乐更盛，成都此风尤为突出，成都富春坊、新南市、大西市、金马坊、碧鸡坊等处，多有秦楼楚馆，每日轻歌曼舞，大慈寺则多唱曲、杂耍等活动，成都成为一方之乐土。达官贵人常举行宴会，以音乐歌舞助兴，如文彦博任成都府知府时，常以宴会行乐。有一次，朝廷派何御史到成都公干，文彦博设宴招待，并令善歌舞的杨伎表演，博得何御史的称赞，称其“舞尽春风万千条”。蜀中官僚多以畜养家伎乐工为时尚，苏东坡家中就有歌舞伎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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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表演在后蜀时，往往以前蜀后蜀主为主题，流行参军戏。后蜀末期还有表演灌口神与二龙战斗的，属于百戏的一类。宋代四川戏剧表演繁多，官府宴会、岁时节令以及一些公共场所，均有戏剧表演。当时流行的戏剧类似于唐五代时的参军戏，以滑稽、讽刺为特点，借古讽今，尤为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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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石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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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时期，巴蜀石刻艺术兴盛，其题材以宗教为主，其中佛教石刻最多，道教石刻也不断发展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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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后蜀时的石刻，以安岳圆觉洞南面山腰的20余龛和大足北山佛湾的石刻最具代表性。安岳圆觉洞的西方三圣龛，佛、菩萨的面部丰润，鼻翼、口角的转折均呈弧形，完全采用圆刀刻技，颇为精巧。大足石刻从唐至明清的共有5万余尊，其中前后蜀建造的有110多龛，绝大多数集中在北山佛湾，其中几处的十六罗汉像，是四川现存较早的十六罗汉石刻像，引人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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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四川石刻艺术，上承唐五代，又有进一步发展。就数量而言，四川现存大小石窟造像120余处，其中属于宋代制作或间以宋代制作的约占半数以上。著名的有安岳圆觉洞、华严洞、昆卢洞，富顺罗浮洞，广元千佛崖，资阳古佛寺，荣县大佛寺、罗汉洞、千佛崖，大足北山、宝顶等，分布于20多个县市。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杰作，是大足北山佛湾、宝顶山大佛湾的佛教石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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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足北山石刻区全长近500米，岩高约7米，造像五六千躯，菩萨像十分突出。编号136的心神车窟造像，是北山宋代造像中水平最高者。石窟中央为八角亭式心神车，正壁中央为释迦坐像，左立迦叶和观音，右立阿难和大势至，右壁自外而内为数珠观音、日月观音和普贤，左壁自外而内为如意观音、持印观音和文殊，尤以文殊和普贤造像工整细致而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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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顶山在大足县城东北17.5公里，佛像遍刻于方圆2.5公里的山岩上，以大佛湾的规模为最大，全长约500米，岩高15—30米，造像万余躯，内容衔接。造像多属密宗系统，内容有佛涅槃经变、佛本生经变、佛报恩经变、父母轻重经变、阿弥陀西方净土经变、地狱变，等等。艺术上，天、人、佛、菩萨等均已世俗化，线条流畅，色彩明快，工艺精巧，独树一帜。宝顶石窟造像开凿于我国石窟艺术已开始衰落的时代，然而，其规模宏大，艺术高超，有所创新，代表了宋代石窟艺术的最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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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崖大佛造像也很著名，如大足卧佛、潼南大佛、荣县大佛、合川大佛、南部大佛、威远大佛等，均达10米以上。其中，荣县大佛高达36.67米，仅次于乐山大佛，是我国的第二大石刻大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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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教石刻也有发展，主要集中分布于安岳、大足和江油等地，以大足道教石窟最为著名。大足道教石窟集中于南山、石门山、舒成岩和石篆山等处。南山位于大足县城东北2.5公里处，又名广华山，第5号“三清古洞”和第4号“后土三圣母像”为宋代所造。三清古洞高3.91米，宽5.08米，深5.58米，洞内正中凿直连窟顶的方柱，造像分为两层：上层主像为玉清（元始天尊）、上清（灵宝天尊）、太清（道德天尊），均坐高0.5米，面朝南，头戴莲花形束发冠，身着道袍；左右两龛壁上的上下层分别是“四辅”及王妃侍者像；中心柱左壁上开二龛，上龛为“天尊巡游图”，下龛为“春龙起蛰图”；洞的左、右、后壁雕有360尊应感天尊像，列为六层，均立式，各像高0.46米，姿态各异，冠服不同。三清古洞造像众多，内容丰富，规模巨大，是少见的道教石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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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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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四川地区的科技取得了一些进步，在医学、化学、科技史著述等方面有所发展，尤其是医学，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宋代四川地区的科技高度发展，在天文、地学、历算、医药学等方面，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居于全国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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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医药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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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巴蜀地区的中医药文化历史悠久，在博大精深的中国医学文化中，巴蜀地区医学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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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蜀皇帝孟昶喜好、重视医药，他推动纂修了《蜀本草》（又名《重广英公本草》），进一步发展了药物本草研究，是四川地区最早的官修药物专著，受到明代药学大家李时珍的高度评价。在官府大力推动下，四川地区医药学得到了较大发展，人才辈出，以韩保贞、陈士良、李珣等人成就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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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保升是后蜀著名的药物学家，官至翰林学士，唐初曾有《新修本草》（《唐本草》）54卷问世，为医界所沿用。至五代时，新药品有所增加，《新修本草》不再能适应医学发展的需要。后蜀主孟昶下令韩保升主持修编新药典，撰成《重广英公本草》20卷，后世称为《蜀本草》。《蜀本草》对每项药品的名称、功用、形状、特征、产地等，作了较准确的解释和叙述，并别为图经，以便识别，还载有若干处方。这部书是北宋政府修订《嘉祐补注神农本草》和《重修政和证类本草》的主要蓝本之一。如今，《蜀本草》已失传，但《重修政和证类本草》还保存了它的部分内容，有释药275条、处方35个。明代著名医药学家李时珍高度评价了《蜀本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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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士良是剑州人，在南唐为官，写有《食性本草》10卷，记录各类食用药物及制品，配以食疗诸方及四时调养肺腑之术，具有较高的科学价值，曾得到李时珍的高度评价。此书后来散佚，唯有部分内容见录于《重修政和证类本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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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蜀时期移居四川梓州的波斯后裔李珣，不但是五代时蜀中著名的花间派词人，而且对海药（外国药）的知识十分丰富，撰有《海药本草》（又名《南药本草》）6卷，已佚，现散见于《证类本草》和《本草纲目》，存121味，这些药品来自欧、亚、非20多个国家和地区。《海药本草》对海外药物的产地、性状、功能、药性、加工炮制方法一一作了明确解释，丰富了中国药物学内容，有利于我国医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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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四川医药名家辈出，著述宏富。名医中以单骧、史谌、李鋾、皇甫坦、石藏用、唐慎微等人尤为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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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骧，北宋四川人，医术别出新意，往往巧发奇中，尤对人体内部结构深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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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谌，北宋眉州人，精于内科，著有《指南方》（又名《史载之方》）两卷。方论共列31门，各门均有医论，共载药方107个。此书对于瘀血、痰饮等方面论述精到，对后世有较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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