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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陆路交通线，以成都为中心，北出朝天，直通京兆、大都；南经叙州至乌蒙，连接云南；西至雅州，连接吐蕃；东经顺庆（今四川南充）、合州，达于梁山、开州。水路交通线有川江水路线、岷江水路线、汉江水路线、清江水路线、乌江水路线、横江水路线。四川是京城通往西南的驿站交通枢纽。元中期，四川全省有陆站48处、水站84处。在今凉山州境内，还有属于罗罗斯宣慰司的马站29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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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建设方面，元代四川的教育、哲学、理学、文学、艺术、建筑、科技、史志等，各有表现，尤其是艺术中的戏剧、建筑、史志等，有一定的成就与建树，承上启下，是近代四川文化在这些方面的先声与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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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初，四川各地较为迅速地恢复了学校和书院。据《四川通志》记载，元代四川科举考试及第的有622人，表明元代四川的教育水平还是比较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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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四川学术，继承了蜀地重史学的传统，史学发达，在全国学术界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元代四川史学主要是编纂地方志，不仅从事此项事业的人数较多，而且成果非常丰富。著名的学者如费著，他撰有《岁华纪丽谱》《笺纸谱》《蜀锦谱》《氏族谱》《楮币谱》《钱币谱》《蜀名画记》《器物谱》《成都周公礼殿圣贤图考》等多部著作，详述蜀中风俗土产，足资考证，是研究四川历史文化的重要资料。可以说，元代四川学者从事史志编纂，蔚然成风，影响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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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元代四川文学、绘画艺术等，总体而言，较之宋代大为逊色，祖籍为四川仁寿的虞集是文坛最负盛名者。他博学多才，著述丰富，诗文在全国都具有很大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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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是蒙古人建立的王朝，实行不平等的民族统治，以蒙古人为最上等，之后依次为色目人（主要是西域人、西夏人、回族人等）、汉人（包括较早被蒙古人统治的契丹、女真、渤海人、大理人等）、南人（南宋境内的人）。蒙古人、色目人享有特权，最受歧视的是南人。当然，即使是蒙古人、色目人，其底层百姓也同样受剥削压迫。元朝还根据职业将民众分为九大类，从高级至低级依次为：官、吏、僧、道、工、农、医、娼、儒、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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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阶级、职业等级的高低划分，非常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和经济文化的发展。另一方面，元廷内部权力斗争也十分激烈，四川地区长期由军事贵族专权。1328年七月，元泰定帝出巡，在上都（内蒙古正蓝旗东）驾崩，朝廷立即陷于皇位争夺的血雨腥风之中，全国多地卷入其中，四川也是其中之一。四川行省平章政事囊加台在这场斗争中失势，遂于十一月据蜀称王，自称“镇西王”，拒不听从朝廷之令。元廷调遣大军镇压，并辅以招安，于次年四月招降囊加台，平定了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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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元朝统治集团的矛盾、社会各阶层的矛盾并没有平息，而是愈演愈烈。元朝末年爆发了红巾军起义，逐渐波及全国。1357年，红巾军首领徐寿辉的部将明玉珍奉命西征，从川东攻入四川，打败元军守将，进入重庆，被徐寿辉任命为陇蜀四川行省参政。其后，明玉珍再向川西进发，转战乐山、成都等地，屡败元兵，各州县望风而降，于是，明玉珍尽得四川之地。1363年正月，明玉珍在重庆自立为帝，国号大夏。这标志着四川已经摆脱元朝的统治。从1279年元军平定四川，到1363年明玉珍据蜀称帝，当初元朝用40多年打下四川，统治四川却仅仅只有8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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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6年，明玉珍病死，他的儿子明昇继位。1368年，朱元璋登基，开创了明朝。1371年，朱元璋派遣大军进攻四川，明昇奉表投降，大夏亡，四川归于明王朝的统一版图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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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明代的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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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归于明朝之后，明廷采取了一些政策措施，安定四川社会，如修筑成都新城，安抚军民，让社会各阶层人士“各安其生”。同时，在明朝初期，最高统治者严厉惩治贪污腐化，力图整顿吏治，四川官场也同全国一样，展现出整个明朝最清明的风貌。这样，在朝代更迭之际，四川社会得以较快地稳定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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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末明初，四川人口还是没有达到南宋时期的水平。明玉珍建立大夏政权和明朝军队进入四川，都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军事冲突，没有造成四川人口的大量减少。四川人口水平低下的原因，还是元初的战争屠杀和民众逃亡迁徙，有元一代都没有得到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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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初，四川社会安定以后，许多民众向四川移民。1372年，官方公布四川有8400余户，到1381年，官方的数字为214900户。不到10年的时间，户数增加了24倍之多！这不可能是人口的自然增长，表明了此次移民运动的规模不小。明朝永乐年间编写的《泸州志》记载，元朝时期，泸州地广人稀，明初四面八方的移民涌入后，外来人口数倍于原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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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千上万的移民进入四川，客籍超过土著，这是明初四川人口的基本特征；同时，外来人口带来了原来居住地的文化，包括生产技术和经验、物产品种、文化思想、生活习俗、方言、建筑技术与风格等，为四川文化增添了新鲜内容，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四川文化面貌。移民与土著文化上的碰撞与融合，形成了新的四川文化特色，为近代四川文化的形成打下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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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四川经济经历了一个由恢复到逐步发展的过程。宋元之际战争给四川经济带来严重破坏，经过明代的恢复，四川农业、手工业、商业都有所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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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继承元代的屯田制，而且有所发展，不仅有军屯、民屯，还有商屯。四川耕地面积逐步恢复并扩大。1393年，四川耕地面积为112032顷，到1578年，扩大为134827顷。水利建设、农作物引进、技术改良方面都有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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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工业仍以丝绸织造最为突出，以蜀锦为标志性产品。明朝初年，明廷在成都设立染织局，织造宫廷所用的各种织物。在明代分封的藩王蜀王府中，也设有织锦坊。明代四川丝织业，以川北保宁府最为发达，与浙江湖州并驾齐驱。阆中生产的水丝，丝细光润，行销全国。四川的棉纺织业在明代得到了很大发展，并发展起棉纺织加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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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初，川茶生产逐步恢复，茶园千层绿，茶树满山坡，四川生产的边茶成为明朝政府与藏区开展以茶易马贸易的战略物资。在上品茶中，明代四川茶叶的新品种，有剑南的蒙顶石花、邛州的火井思安等，而以石花品第最为上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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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廷设立四川盐课提举司，总管全川盐政。四川盐井之数，在明初的1372年有1456眼，各盐场的生产能力，以大宁的产盐最多。而内江、富顺一带有自流井，生产技术较先进，也是四川主要产盐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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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川酒酿造工艺不断提高，出现了酿酒的专业作坊“糟坊”。宜宾的“温德丰”和“德盛福”，在当时是有名的糟坊。明万历年间（1573—1619年）建成的泸州老窖，奠定了“三百年老窖”名酒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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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四川城市商业同整个四川经济发展的步伐大体一致，从凋零走向稳定。随着经济的逐渐恢复，商业也从复苏到日益发展，一些城市如成都、重庆、泸州等，成为全国范围内商品流通量较大的城市。农村商业也形成相当基础，农村市场随着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而兴起，州县的场集纷纷出现。如洪雅县，全县有6个乡，另有场集11处。州县官员把兴立市场纳入地方议事日程，并通过行政手段加强了管理，这对农村商品市场的进一步繁荣起到了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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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初，由于元代战乱，四川的学校大多毁坏，经过一段时间的恢复重建，逐渐复兴。成都府学以及成都、华阳、双流县学，都在洪武时期得到重建。不少学校继而纷纷恢复起来，其后又经过扩建。除正式的官办教育机构外，私家讲学之风亦盛行，多数府、州都有私家教育机构——书院。此外，还有大量私塾、义学，遍及城乡。学校的学习内容以“四书”“五经”为主，教育的直接目的是面对科举考试，这是明代教育制度的基本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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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四川知名的哲学家有邹智、杨慎、赵贞吉、来知德、熊过、任瀚等人，明末清初的哲学家以费密、唐甄最为著名。杨慎是明代四川最著名的文学家、哲学家，他的思想与当时盛行的理学截然不同，具有明显的唯物主义倾向，反对理学空谈心性。到了明末清初，哲学界掀起反对宋明理学的思潮，四川学者表现相当积极，费密和唐甄被誉为“急先锋”，他们的思想对后世影响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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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四川涌现出不少知名的文学家。在诗歌方面，高启、杨基、张羽、徐贲号称明初“吴中四杰”，其中杨基原籍为四川，徐贲祖上也是蜀人，估计都是蒙元军队与南宋交战时流寓吴中的。明代四川诗人成就最大的是杨慎，一生诗作丰富，约有2300首。杨慎的夫人黄峨也是富于才华的诗人。杨慎的词、曲同样享有很高的声誉，著名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气势恢弘，酣畅淋漓，被修订本《三国演义》选为全书的开篇，广泛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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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四川艺术，以书法尤佳，有杨基、王燧、苏致中、张嘉谟、黄辉等知名书法家。黄辉的诗书，与董其昌齐名。而绘画，以明初杨基、徐贲、王汝玉等人为有名。画作多以山水竹石为题材，属于文人画。明代四川戏剧的最大成就，就是川剧的出现，虽然只是雏形，但为清代川剧的最终形成打下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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