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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川酒酿造工艺不断提高，出现了酿酒的专业作坊“糟坊”。宜宾的“温德丰”和“德盛福”，在当时是有名的糟坊。明万历年间（1573—1619年）建成的泸州老窖，奠定了“三百年老窖”名酒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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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四川城市商业同整个四川经济发展的步伐大体一致，从凋零走向稳定。随着经济的逐渐恢复，商业也从复苏到日益发展，一些城市如成都、重庆、泸州等，成为全国范围内商品流通量较大的城市。农村商业也形成相当基础，农村市场随着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而兴起，州县的场集纷纷出现。如洪雅县，全县有6个乡，另有场集11处。州县官员把兴立市场纳入地方议事日程，并通过行政手段加强了管理，这对农村商品市场的进一步繁荣起到了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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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初，由于元代战乱，四川的学校大多毁坏，经过一段时间的恢复重建，逐渐复兴。成都府学以及成都、华阳、双流县学，都在洪武时期得到重建。不少学校继而纷纷恢复起来，其后又经过扩建。除正式的官办教育机构外，私家讲学之风亦盛行，多数府、州都有私家教育机构——书院。此外，还有大量私塾、义学，遍及城乡。学校的学习内容以“四书”“五经”为主，教育的直接目的是面对科举考试，这是明代教育制度的基本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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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四川知名的哲学家有邹智、杨慎、赵贞吉、来知德、熊过、任瀚等人，明末清初的哲学家以费密、唐甄最为著名。杨慎是明代四川最著名的文学家、哲学家，他的思想与当时盛行的理学截然不同，具有明显的唯物主义倾向，反对理学空谈心性。到了明末清初，哲学界掀起反对宋明理学的思潮，四川学者表现相当积极，费密和唐甄被誉为“急先锋”，他们的思想对后世影响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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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四川涌现出不少知名的文学家。在诗歌方面，高启、杨基、张羽、徐贲号称明初“吴中四杰”，其中杨基原籍为四川，徐贲祖上也是蜀人，估计都是蒙元军队与南宋交战时流寓吴中的。明代四川诗人成就最大的是杨慎，一生诗作丰富，约有2300首。杨慎的夫人黄峨也是富于才华的诗人。杨慎的词、曲同样享有很高的声誉，著名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气势恢弘，酣畅淋漓，被修订本《三国演义》选为全书的开篇，广泛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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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四川艺术，以书法尤佳，有杨基、王燧、苏致中、张嘉谟、黄辉等知名书法家。黄辉的诗书，与董其昌齐名。而绘画，以明初杨基、徐贲、王汝玉等人为有名。画作多以山水竹石为题材，属于文人画。明代四川戏剧的最大成就，就是川剧的出现，虽然只是雏形，但为清代川剧的最终形成打下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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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方面，明代四川史学仍然是热衷编写地方史志，涌现出丰富的地方史志著作。据《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统计，明代四川府州县方志有22种（此为不完整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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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上，明代中叶以后，道教由盛转衰。清代重佛抑道，道教更形衰落。道教这个起源于四川（起源地之一）、土生土长的中国宗教，衰落下去了。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明代四川佛教大盛，新建、扩建的佛教寺院很多，著名的佛院有昭觉寺、金像寺、净居寺、净因寺、金沙寺等。明清之际，藏传佛教中的格鲁派（黄教）在川西高原盛极一时，力辟噶举派（白教）和本教（黑教）。黄教发展很快，僧侣众多，在康区占据绝对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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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明代中后期，统治集团上层矛盾日益尖锐，宦官擅权，党派纷争，以私利为重，无视国家，致使朝廷上下各级机构纲纪松弛，官员欺下瞒上，贪污腐化，搜刮百姓。遇到天灾时节，官府不进行救灾，百姓无法生活，全国多地爆发农民起义，四川也爆发了农民起义，其中有三次规模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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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2年八月，四川爆发了农民起义。最先揭竿而起的是一位僧人，法名悟昇。起初，起义军主要活动在汉州及夹江、蒲江、安岳一带。明廷调派军队镇压，起义军就向川东转移，至广安岳池，与当地的杨瓒领导的农民起义军会合，再转战至泸州、荣昌、遂宁及铜川等地。次年十月，德阳人赵铎也发动农民起义，自称赵王，起义军拥有数千人。农民起义军攻陷官府，烧府库，放囚犯，声势浩大。明朝急调大军镇压，悟昇、杨瓒在安岳遭杀害。1465年五月，赵铎在与明军作战中牺牲，起义失败。然而农民起义军余部仍继续转战于川西、川东各地，坚持了将近一年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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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8年冬天起，四川多地再次爆发农民起义。起初，多支起义军在川东（今巫溪、巫山、宣汉、通江等地）先后起义，领导人有张瑞、王虎、鄢本怒、廖惠、蓝廷瑞等。起义军转战夔州、保宁、重庆等地区，甚至流动作战至陕西、湖北、贵州等地。后来，川北、川南爆发了更多的农民起义，较大规模的有保宁地区刘烈领导的农民起义，仁寿曹甫、方四领导的农民起义。各地的农民起义军分头行动，又相互支持。由于起义发生于明朝正德年间，因此，此次大规模起义又被称作“正德川中农民起义”。农民起义军转战川东、川北、川西及周边省份，声势浩大，持续了6年之久才最终失败，对四川乃至周边各省都有很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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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中后期，秘密宗教组织白莲教发动的武装起义遍布全国，四川是白莲教传布的重要地区，不仅在汉区广泛传布，而且深入少数民族地区。从1566年开始，有大足人蔡伯贯领导的起义。之后白莲教起义此起彼伏，一直未绝。到1621年，四川白莲教活动发展到高潮，武装暴动遍及全川，还出现了“白莲灯党”，提出要别立世界，改换乾坤。明廷只有不断派遣军队进行镇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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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明朝末期，爆发了全国性的农民大起义，其中张献忠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对四川影响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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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0年，张献忠领导的农民军武装起义，转战陕西、四川等省，曾经先后四次进入四川，在川东、川北、川西、川南都进行过战斗，所经之地包括成都、夔州、大宁、大昌、巫山、龙安（今四川平武）、剑阁、绵州、安岳等地。1644年，张献忠的农民军攻克成都，在成都建立了政权，国号大西，设置了完整的行政机构，并且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内容包括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力图巩固政权，发展经济。然而，1644年，清军入关，随即挥师南下，两年后兵临四川。张献忠率领军队赴川北抗击清军，战败牺牲，但其余部会同其他起义军，拥明永历皇帝，在川、滇一带继续抗清达十几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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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中期以后的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官兵镇压不断，而且以大肆屠杀为主要手段，不仅加剧了社会动乱，使得人口锐减，经济衰退，而且导致阶级矛盾更加尖锐。战乱的形势到明末清初发展到顶峰，对四川社会、经济造成极为严重的摧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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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简史 第二节 元明时期的四川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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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明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在这一时期，一方面，大一统的封建王朝统治得以建立，中央集权统治着辽阔的疆域，采取多种政治措施以巩固统治，稳定社会；另一方面，社会阶级矛盾尖锐，起义、动乱频发，尤其是元末、明末都爆发了长时间、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并且最终都直接推翻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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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立行省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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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行省”作为地方行政管理机构的最高级别，同时也是一级政区的名称，首创于元代，并被之后的明代和清代沿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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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分全国为11个行省，四川行省是其中之一。1286年，设置四川等处行中书省，治所成都。行省制之下，政区分别为路、府、州、县。四川等处行中书省设9路，另有属州36个、军1个、属县81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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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王朝建立后，为在政治上强化中央集权体制，于洪武九年（1376年）六月废除元代和明初设置的地方最高行政机关——行中书省，改置承宣布政使司，只掌民事，又置都指挥使司以统率卫所，置提刑按察使司主管刑狱。对于地方行政机关的分权性结构，避免了因地方权力过于集中而形成的对中央集权的干扰，但同时也限制了地方行政机关对突发事件的处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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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四川省行政机构，有府（省以下的第二级行政机构）13个，直隶州（与府同级）6个，府辖州16个，县111个，宣抚司1个，安抚司1个，长官司16个。军事机构，都司以下，省卫7个，招讨司1个，宣慰司2个，安抚司5个，长官司22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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