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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四川丝织业，以川北保宁府为发达，与浙江湖州并驾齐驱。阆中生产的水丝，丝细光润，运销全国。保宁府所属巴州、通江、剑州、南江、阆中等地，蚕桑事业相当发达，丝绸绫绢大量运销外省，山西的潞绸、吴越的绫绢、福建的倭缎，其蚕丝原料均有来自保宁府各州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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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明末战乱，四川丝织业再次受到严重摧残，锦坊尽毁，花样无存，蜀锦织造工艺绝大多数失传，仅存天孙锦一种。织工非死即散，或遭掳掠，曾经有五百织户被掳至云南，留川者已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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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棉花种植始于元代，明代时各地已普遍种植，并发展起棉纺织加工业。在明初，明王朝多次赏赐四川等都司所属士卒棉布，以及在四川收购棉布去西藏买马，等等。如1383年，明王朝赏与四川等都司所属士卒棉布961400匹、棉花367300余斤。1395年，又赏与盐井、会川、宁番、越巂、建昌卫军士棉布26080匹、棉花13040斤。明王朝还在四川购棉布往西番买马，一次就用布99000匹，足见四川棉花种植、棉布生产之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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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盐业和茶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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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四川有盐场12处，分布在成都、夔州、重庆、叙南（今四川宜宾）、嘉定、顺庆、广元、潼川、绍庆（今重庆彭水一带）等路的山区，均为深井盐，有95眼盐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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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实行国家垄断的盐业政策，产销均由政府直接控制管理，不允许民间经营。从事盐业生产的人称为盐户或灶户。违反这一政策者要受到非常严厉的处罚，实际上阻碍了盐业生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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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中后期，四川盐业一度非常兴盛。1328年，四川发生地震，邛州一些老旧废井突然涌出盐水，民众自发开采煮盐，政府不得已予以承认。这是元廷在四川，也是在全国开放盐禁的起始。之后，元廷放开了盐业管制，允许私营，于是四川盐业迅速发展。民间私开盐井，获利颇丰，还吸引了周边陕西、湖广、淮西等省饥民大量涌入，参与盐业生产。然而，好景不长，后来元廷又恢复了盐禁政策，于是，流民散去，盐井废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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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初期，朝廷设立四川盐课提举司，总管全川盐政。四川盐井之数，洪武五年（1372年）有1456眼，已开煎者380眼，停煎者1076眼，于是填塞停煎的盐井。嘉靖年间（16世纪前期和中期）四川产盐地区已分布全省57州县。盐产量，明初洪武时（1368—1398年）为1012.7万斤，弘治时（1488—1505年）为2017.6万斤，万历时（1573—1620年）为986.1万斤。四川各盐场的生产能力，以大宁为最上。而内江、富顺之交有自流井，原非人工所开凿，有卤水自然流出，人们发现汲取这些卤水可以煎盐，于是有实力的人家开始开采制盐，获利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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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明廷对于盐业的管理思路是以需求定生产，控制规模，因此，明代四川盐业虽然有所发展，但并没有达到完全自由发展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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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茶是四川的传统手工业。宋元战争以后，四川的茶叶种植和制茶都大大衰落。元朝政府规定茶叶销售由官府掌握，“官买蜀茶”，私自卖茶属于重罪。这不利于调动茶农生产的积极性，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四川制茶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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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初，茶叶成为明政府以茶易马的战略物资，政府多鼓励生产。于是，川茶生产得以逐渐恢复。明代四川茶叶的新品种，有剑南的蒙顶石花、邛州的火井思安，其中，以石花最为上乘。但明末战乱又使川茶衰落，人民逃散，茶园尽数荒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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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酿酒业和制糖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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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酿酒业素来发达。元朝普遍实行禁酒，却对四川网开一面，允许四川民众酿酒贩酒，官府收税。元代四川酒课（酒税）7590锭20两，占全国第五位。当时川酒中的名酒有郫筒酒、鹅儿黄酒、云安酒等，均为传统名酒。尤其郫筒酒，源远流长，自汉代就声名鹊起，直到元代仍享有盛誉，成为经受了时代考验的名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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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川酒发展更加成熟，诞生了一批享誉全国的名酒。川酒酿造工艺不断提高，出现了酿酒的专业作坊“糟坊”，宜宾的“温德丰”和“德盛福”，在当时是非常有名的糟坊。泸州老窖的建成时间也在明万历年间（1573—1620年），从此奠定下“三百年老窖”名酒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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蔗糖生产在宋代时是四川的传统手工业，但元代处于衰落状态。明代有所恢复。遂宁是四川糖霜的主产地之一，曾有诗描写了遂宁糖霜生产盛况：“绝壁云生鹤鸣洞，平沙烟锁蔗霜畦。”然而，至明末清初，又遭战乱破坏，几乎荡然无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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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矿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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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采矿主要有金、银、铜、铁、锡、铅和水银等，其产量超过历代。四川采矿达到一定规模，官府征收冶炼课税的主要有成都、乐山、西昌等地的金矿，思州（乌江流域）的朱砂、水银，会理的铜及碧石，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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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对矿山开采管理非常严格，明廷对待矿山开采及冶炼的政策是：官矿由政府任命官员全面管理矿山开采与冶炼；民间百姓的矿称之为民矿，民矿的开采必须得到官府的批准，交纳各类课税。明朝严格控制矿业的政策，有防止民众聚众闹事的考虑，但终究还是制约了矿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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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四川矿产主要为银、铁和铜。四川开采的银矿，主要在今凉山州一带，规模不小，只是明廷政策多变，有时允许开采，有时禁止。于是，采矿和加工也随明廷政策的变化，时断时续。铁矿在四川主要有蒲江、龙州（今川北平武、青川、江油一带）两处，是官办的铁矿。此外，射洪、盐亭等地也有民矿。铜矿主要集中在中江、洪雅、梁山以及今川滇黔交界之地。开采出来的铜，一部分用于铸币，另一部分用于民间制作生产、生活用具。四川铜矿在明代万历年间（1573—1620年）及以后的一段时期得到了较大、较快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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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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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四川商业，总的说来水平较低，远未恢复到宋代的水平。但成都城南二江之间的市场，逐步恢复繁荣，商贾工匠店铺林立，桥上设有官府征税之所，每日税收不下精金千贯。成都平原的屯田、征商，与盐、茗、木、竹、山泽等特产贸易，逐渐得到恢复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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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四川城市商业从元末明初的凋零逐步恢复，并日益发展，一些城市成为全国范围内商品流通量较大的城市。1429年，明王朝对全国33个商业繁荣的城市增加税额，四川的成都、重庆、泸州三座城市就被列为增税城市。一些地方还拥有了自己的特色产品，享有声誉，市场销售量很大。如阆中的蚕茧“阆茧”，质量上乘，大量销往山西潞州、福建漳州和泉州，阆中也成为川北蚕丝的主要集散地。再如苍溪罗方，也是蚕丝和丝织物等商品的一个重要集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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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四川农村商业已有相当基础，农村市场随着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而兴起，州县的场集纷纷出现。如洪雅，全县6乡，有场集11处，这些集市各有特色：洪川以销售木器为特色；安宁制造的舟船质量上佳，能操之以历三峡之险；义和主要销售蔬菜；保安的薪炭有名；中保的木材好。各州县的地方官也积极促成民间商业贸易，如在汉州开堰治河，发展水陆交通，以兴商贾。剑州（今剑阁、梓潼及江油东部一带）官府将城北空地改为市场，招商开集市，一月集市贸易九次，立法以禁止奸商欺诈。为了方便通商，还修建可以走马车的道路。州县官员把兴立市场纳入地方议事日程，并通过行政手段加强了管理，这对农村商品市场的进一步繁荣起到了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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