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蔗糖生产在宋代时是四川的传统手工业，但元代处于衰落状态。明代有所恢复。遂宁是四川糖霜的主产地之一，曾有诗描写了遂宁糖霜生产盛况：“绝壁云生鹤鸣洞，平沙烟锁蔗霜畦。”然而，至明末清初，又遭战乱破坏，几乎荡然无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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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矿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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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采矿主要有金、银、铜、铁、锡、铅和水银等，其产量超过历代。四川采矿达到一定规模，官府征收冶炼课税的主要有成都、乐山、西昌等地的金矿，思州（乌江流域）的朱砂、水银，会理的铜及碧石，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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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对矿山开采管理非常严格，明廷对待矿山开采及冶炼的政策是：官矿由政府任命官员全面管理矿山开采与冶炼；民间百姓的矿称之为民矿，民矿的开采必须得到官府的批准，交纳各类课税。明朝严格控制矿业的政策，有防止民众聚众闹事的考虑，但终究还是制约了矿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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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四川矿产主要为银、铁和铜。四川开采的银矿，主要在今凉山州一带，规模不小，只是明廷政策多变，有时允许开采，有时禁止。于是，采矿和加工也随明廷政策的变化，时断时续。铁矿在四川主要有蒲江、龙州（今川北平武、青川、江油一带）两处，是官办的铁矿。此外，射洪、盐亭等地也有民矿。铜矿主要集中在中江、洪雅、梁山以及今川滇黔交界之地。开采出来的铜，一部分用于铸币，另一部分用于民间制作生产、生活用具。四川铜矿在明代万历年间（1573—1620年）及以后的一段时期得到了较大、较快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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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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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四川商业，总的说来水平较低，远未恢复到宋代的水平。但成都城南二江之间的市场，逐步恢复繁荣，商贾工匠店铺林立，桥上设有官府征税之所，每日税收不下精金千贯。成都平原的屯田、征商，与盐、茗、木、竹、山泽等特产贸易，逐渐得到恢复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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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四川城市商业从元末明初的凋零逐步恢复，并日益发展，一些城市成为全国范围内商品流通量较大的城市。1429年，明王朝对全国33个商业繁荣的城市增加税额，四川的成都、重庆、泸州三座城市就被列为增税城市。一些地方还拥有了自己的特色产品，享有声誉，市场销售量很大。如阆中的蚕茧“阆茧”，质量上乘，大量销往山西潞州、福建漳州和泉州，阆中也成为川北蚕丝的主要集散地。再如苍溪罗方，也是蚕丝和丝织物等商品的一个重要集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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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四川农村商业已有相当基础，农村市场随着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而兴起，州县的场集纷纷出现。如洪雅，全县6乡，有场集11处，这些集市各有特色：洪川以销售木器为特色；安宁制造的舟船质量上佳，能操之以历三峡之险；义和主要销售蔬菜；保安的薪炭有名；中保的木材好。各州县的地方官也积极促成民间商业贸易，如在汉州开堰治河，发展水陆交通，以兴商贾。剑州（今剑阁、梓潼及江油东部一带）官府将城北空地改为市场，招商开集市，一月集市贸易九次，立法以禁止奸商欺诈。为了方便通商，还修建可以走马车的道路。州县官员把兴立市场纳入地方议事日程，并通过行政手段加强了管理，这对农村商品市场的进一步繁荣起到了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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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简史 第四节 元明时期的四川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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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明时期，四川文化深受社会经济的动荡、思想界的反传统思潮以及明初大量移民等若干方面的重大影响，日益发生流变。新旧文化的碰撞和融合，产生和形成了若干新的文化因素，成为近世巴蜀文化的直接先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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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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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地方官员以恢复和发展为要务，于是四川各地的学校和书院迅速恢复。四川平章政事赵世延亲自定章程，树令于学，以明经治行为业。四川儒学提举谢晋贤，奏请恢复文翁石室为书院，得到了四川廉访使王守诚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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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初，元军攻占成都，其将领纽璘坐镇成都时期，就将成都文翁石室、扬雄墨池、杜甫草堂等列为学宫，还在草堂修建了三个书院，捐出自己的私产在东南各地收购图书30万卷，这是四川恢复书院之初始。到了元代中期，四川各地兴建了数量颇多的学校、书院及庙学（开办于孔庙内的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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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的学校、书院及庙学，一般都有自己的学田，以提供办学资金。庙学的殿庭庑门，都有一定的修建规定和制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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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是在汉区，就连一些边远的少数民族地区也兴办教育，修建学校。如1294年，马湖土官在文庙开建了马湖路儒学。西昌等地也建设了文庙、文昌宫。元代四川科举考试及第的，据《四川通志》记载，有622人，表明元代四川的教育还是比较兴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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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初，由于元代战乱，四川的学校大多毁坏，经过一段时间的恢复重建，逐渐复兴。地方一级，各府、州、县，都要办学校，作为国家的教育机关。府学要有教授1人、训导4人。州学设学正1人、训导3人。县学设教谕2人、训导2人。各郡县都必须要有学校、文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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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府学以及成都、华阳、双流县学，都在明初朱元璋时期就得到了重建。不少学校继而纷纷恢复，其后又经过扩建。如双流县学，曾经分别在永乐、正统、天启三个时期，进行了三次扩建；汉州儒学，在正统、天顺、成化、嘉靖、天启时，也经过多次扩建和修葺。此外，在龙安、雅州、马边、雷波等少数民族地区，儒学也兴建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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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学校的学习内容以“四书”“五经”为主，学校教育的直接目的是面对科举考试，为科举而兴学，这是明代教育制度的基本特征。科举考试成绩也是考量地方教育成果的主要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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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学校经费来源基本上依靠各地自筹，主要途径是地方官捐俸、当地士绅赞助、罪囚缴纳的赎金，其中以士绅赞助最为重要。如成都府学于1500年扩建后，70多年一直无力维修，到1578年，知府耿定力主持维修，经费大半出自耿的俸钱，成都父老子弟被耿的行为所感动，出钱出力。再如嘉靖时（1522—1566年），扩建新都县学，经费来源于罪囚缴纳的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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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正式的官办教育机构外，私家讲学之风亦盛行，多数府、州都有私家教育机构书院。书院多建于有贤德之名的名人遗址，蜀地就有北岩、紫岩、青莲、金华等数座书院，皆为名人遗址。在文翁石室故址建立了成都锦江书院。书院较之官学，学术风气比较自由，有些书院还允许学生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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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官学、书院外，明代四川还有大量私塾，遍及城乡。又有由当地乡绅和地方官员捐资兴办的义学，为数众多，非常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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