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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明时期，四川文化深受社会经济的动荡、思想界的反传统思潮以及明初大量移民等若干方面的重大影响，日益发生流变。新旧文化的碰撞和融合，产生和形成了若干新的文化因素，成为近世巴蜀文化的直接先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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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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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地方官员以恢复和发展为要务，于是四川各地的学校和书院迅速恢复。四川平章政事赵世延亲自定章程，树令于学，以明经治行为业。四川儒学提举谢晋贤，奏请恢复文翁石室为书院，得到了四川廉访使王守诚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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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初，元军攻占成都，其将领纽璘坐镇成都时期，就将成都文翁石室、扬雄墨池、杜甫草堂等列为学宫，还在草堂修建了三个书院，捐出自己的私产在东南各地收购图书30万卷，这是四川恢复书院之初始。到了元代中期，四川各地兴建了数量颇多的学校、书院及庙学（开办于孔庙内的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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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的学校、书院及庙学，一般都有自己的学田，以提供办学资金。庙学的殿庭庑门，都有一定的修建规定和制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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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是在汉区，就连一些边远的少数民族地区也兴办教育，修建学校。如1294年，马湖土官在文庙开建了马湖路儒学。西昌等地也建设了文庙、文昌宫。元代四川科举考试及第的，据《四川通志》记载，有622人，表明元代四川的教育还是比较兴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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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初，由于元代战乱，四川的学校大多毁坏，经过一段时间的恢复重建，逐渐复兴。地方一级，各府、州、县，都要办学校，作为国家的教育机关。府学要有教授1人、训导4人。州学设学正1人、训导3人。县学设教谕2人、训导2人。各郡县都必须要有学校、文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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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府学以及成都、华阳、双流县学，都在明初朱元璋时期就得到了重建。不少学校继而纷纷恢复，其后又经过扩建。如双流县学，曾经分别在永乐、正统、天启三个时期，进行了三次扩建；汉州儒学，在正统、天顺、成化、嘉靖、天启时，也经过多次扩建和修葺。此外，在龙安、雅州、马边、雷波等少数民族地区，儒学也兴建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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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学校的学习内容以“四书”“五经”为主，学校教育的直接目的是面对科举考试，为科举而兴学，这是明代教育制度的基本特征。科举考试成绩也是考量地方教育成果的主要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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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学校经费来源基本上依靠各地自筹，主要途径是地方官捐俸、当地士绅赞助、罪囚缴纳的赎金，其中以士绅赞助最为重要。如成都府学于1500年扩建后，70多年一直无力维修，到1578年，知府耿定力主持维修，经费大半出自耿的俸钱，成都父老子弟被耿的行为所感动，出钱出力。再如嘉靖时（1522—1566年），扩建新都县学，经费来源于罪囚缴纳的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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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正式的官办教育机构外，私家讲学之风亦盛行，多数府、州都有私家教育机构书院。书院多建于有贤德之名的名人遗址，蜀地就有北岩、紫岩、青莲、金华等数座书院，皆为名人遗址。在文翁石室故址建立了成都锦江书院。书院较之官学，学术风气比较自由，有些书院还允许学生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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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官学、书院外，明代四川还有大量私塾，遍及城乡。又有由当地乡绅和地方官员捐资兴办的义学，为数众多，非常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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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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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的理学、经学在五代、两宋时期有很大的影响。至元代，四川著名经学家有邛州王申子、绵竹任士林、潼川赵采、成都刘渊、嘉定秦辅之、成都纥石烈希元、成都范大性等人，而尤以流寓蜀中的黄泽研究的《易》最为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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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泽，字楚望，祖籍长安，其先辈在唐末到四川资州内江任职，死于内江，子孙便留在内江生活。后来，黄泽的伯父到九江任官，黄泽父亲也跟随去了九江。在蜀中战乱难以归家的形势下，就在九江安家了。黄泽天资聪颖，饱读经书，哲学研究以易学方面成就最高。在1297—1307年间，黄泽担任江州景星书院和洪州东湖书院的山长，闭门授徒、著述。黄泽的哲学代表作有《易学滥觞》《春秋三传义例考》等。他阐明“六经”中有疑义的千余条，以示天下学者，于是《易》《春秋》传注之失、《诗》《书》未决之疑、《周礼》非圣人书之谤，凡数十年苦思而未通者，皆涣然冰释，各有条理。黄泽被元代南方理学大师吴澄称赞为“当世经学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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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还有王申子，邛州人，寓居利州天门山30年，任南阳书院山长。著有《大易辑说》10卷。绵竹人任士林，曾任安定书院山长，作《中易》。潼川人赵采，著有《周易程朱传义折衷》33卷。成都人刘渊，任永州路学正，著有《易学须知》《读易记》等书。嘉定州人秦辅之，著《易注》。成都纥石烈希元，著《周易集传》20卷。成都人范大性，著有《大易辑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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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四川哲学家受王阳明哲学思想的影响较深，研究心学，只有杨慎坚持反对理学。知名的哲学家有邹智、杨慎、赵贞吉、来知德、熊过、任瀚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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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智（1466—1491年），字汝愚，合州（今重庆合川）人。他的哲学思想属于主静的白沙学派，认为：“万物以静为起始和循环，所谓静者，何处得来？当以涵养本源为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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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慎（1488—1559年），字用修，号升庵，四川新都人，其父杨廷和为大学士并官至首辅。杨慎24岁中状元，任职翰林院修撰。嘉靖三年（1524年），因议大礼，受廷杖，谪戍云南永昌卫（今云南保山），72岁卒于戍所。杨慎天资聪颖，勤奋好学，一生笃于著述，各种著述达400种以上，留存至今的有150多种，是明代著作最多的一位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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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哲学思想上，杨慎具有明显的唯物主义倾向，反对理学空谈心性。他主张多闻博见，增加自己的知识，批驳理学“不出户知天下”的观点，强调实践经验的重要作用。他还主张用发展变化的观点去认识事物，认为历史发展的动力不在人意，而在“势”，“势”的实现，只有通过变革才有可能完成。这反映了他对于主观能动性的作用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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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贞吉（1508—1577年），字孟静，号大洲，四川内江人。隆庆时，官至礼部尚书，入阁预机要，因与首辅高拱不和，后辞官。赵贞吉才学颇高，但心高气傲。学术上深研王阳明哲学，深得其意旨，被认为是王阳明的三传弟子，是明代性命之学的创始人。他主张天地万物，本为一体，可以凭借“灵觉”来体会到其中的奥妙，这反映了入禅甚深的学术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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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知德，字矣鲜，生卒年不详，梁山（今重庆梁平）人。万历年（1573—1620年）中期，皇帝授予他翰林待诏职位，来知德坚辞不就，在万县山中隐居30年，著有《周易集注》16卷，以研究象数的变化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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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过，字叔仁，又字南沙，富顺人。嘉靖八年（1529年）进士，曾任礼部祠祭司郎中，后被贬为庶民，著有《周易象旨》《春秋明志录》。《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他研究《易》很有成就，是明代学者研究《易》中的翘楚。他对《春秋》也很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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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瀚，字少海，南充人。嘉靖八年（1529年）进士，历任吏部主事、郎中、左春坊左司直兼翰林院检讨等职，后因上疏忤明世宗，革职贬为庶民。任瀚与熊过、唐顺之、王慎中等人被合称为“嘉靖八才子”。著有《椿坊集》《钓台集》《任文逸稿》等。但他的著述，在明末蜀乱后多亡佚，但从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的记载来看，任瀚潜心于研究《易》，大概是主张《易》学与道家合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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