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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司相当于一方诸侯小国，有土司官寨，设有监狱、官员、军队等，并统治各级村寨。土司制度的好处，是各族群依据自身习俗、习惯法进行自治，降低了中央王朝的统治成本，也可以缓解王朝政府与当地原住民之间因为习俗不同而导致的直接摩擦。但土司制度的弊病也很明显，一些土司可以借助自己的特权，对手下的民众进行严酷治理；更严重的是，一些土司势力较为雄厚的话，可能会倾向于割据称霸，各土司之间易爆发激烈战乱，影响社会稳定。基于这些理由，清朝政府既尊重并继承土司制度，维护民族地区的稳定，另一方面为了避免土司制度的弊端，在必要情况下实行改土归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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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土归流的意思是，废除民族地区世袭土司的“小王国”，将这个“小王国”变为内地一样的府州县，由中央任命当地官员，并将土司的民众变为给国家交粮纳税的普通平民。改土归流最早出现于明朝，清朝也继承了这个制度，并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改土归流。第一次是雍正时期，从1726年到1729年，陆续有西昌、酉阳等地的土司被改土归流。第二次是乾隆时期，先是对理县、石柱等地土司进行改土归流，大小金川战争后对当地改土归流。第三次是晚清，由赵尔丰主持，对巴塘、理塘、德格等地进行大规模改土归流，为日后西康省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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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晚期以来，汉军镶黄旗人年羹尧担任四川巡抚，平定过西昌、越西等地土司的叛乱，并安抚理塘、巴塘等地的土司，对安定西藏、青海等地的秩序做出了贡献，因此获得了川陕总督的职位。雍正时期，年羹尧多有战功，权势日盛，在有关重要官员的任免和人事安排上，雍正则多与年羹尧交换意见，并给予他很大的权力。在年羹尧管辖的四川、陕西区域内，大小文武官员一律听从他的意见来任免。年羹尧的幕僚汪景祺写信提醒，要注意搞好君臣关系，以免像其他一些功臣一样招来杀身之祸，但年羹尧目空一切，置之不理，更加骄横。回到京城，五大臣到郊外迎接，他完全不回礼。在边疆，蒙古王爷们居然对他行跪拜礼。这些行为最终激怒了雍正。1725年，雍正撤销了年羹尧的川陕总督职务，改为杭州将军，并在年底将其逮捕，令其自杀，以诗文吹捧年羹尧的幕僚汪景祺也被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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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任川陕总督的官员是岳钟琪，他曾长期担任四川武将职务，驻扎在四川康定，平定了理塘、巴塘、昌都等地的叛乱，并在西藏击败过准格尔侵扰，还有平定四川边地土司动乱等功劳，因而在1725年升任川陕总督。岳钟琪在任期间，对四川乌蒙、镇雄、西昌、凉山等地的土司叛乱进行了镇压，并进行改土归流。镇压土司叛乱后，清廷在建昌建府，下辖三个县，即西昌、冕宁、盐源，又在岷州将两个土司地区改为流官。1729年在里塘、巴塘等土司地区，建立宣抚、安抚司，以流官的方式进行管理。雷波（四川雷波县）的土司发动叛乱，岳钟琪派兵进行了镇压，在四川边地一带建立了较多功劳。与此同时，湖南人曾静由于受到思想家吕留良的影响，派自己学生张熙给岳钟琪写信，叫他起兵反清，为宋朝和明朝报仇。岳钟琪收到信后，诱骗张熙交待了所有计划和参与人，并将情况迅速报告雍正，逮捕曾静等人送到京城审讯，牵连出反清思想家吕留良。雍正下令将吕留良开棺戮尸，惩处其儿孙、学生。乾隆时期，岳钟琪还参加了在四川攻打大金川的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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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时期，四川西北部发生了大小金川土司的叛乱。第一次大小金川叛乱是在1746年，当地土司莎罗奔发动叛乱，乾隆先后派出纳亲、傅恒出战，采用岳钟琪的战略，攻打金川土司的碉楼，逼迫莎罗奔投降。1749年，第一次大小金川战役结束。1766年，莎罗奔的侄儿郎卡担任土司，继续叛乱。1771年，郎卡的儿子索诺木掌权，乾隆派阿桂率兵镇压，使用火器攻打碉楼，先攻占了小金川，并最终在1776年攻占大金川，索诺木率领部众两千人投降。两次大小金川战争，被乾隆归入自己的“十全武功”。战后，清朝在大小金川废除土司制度，将其归入四川省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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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庆、道光时期继续实行改土归流政策，一直延续到晚清，迎来第三次大规模改革。赵尔丰在四川边地大力推行改土归流，在巴塘设立府县，又设立康安道，在打箭炉设置康定府。1908年清政府平定了德格土司两个儿子争夺君位的内战之后，在当地新设立府州县。在1910年划定以工布江作为四川和西藏的分界线，并筹划建立西康省。1911年，赵尔丰和傅嵩炑在甘孜收缴众多土司的官印，继续改土归流，设立甘孜、炉霍、九龙、巴底、巴旺、丹巴、泸定等县。到该年八月，赵尔丰本来计划奏请建立西康省，但因为保路运动和辛亥革命爆发，计划中断。赵尔丰在设立新府州县的同时，也委任新的知府、通判、知州、知县等流官，并且进一步打击当地贵族势力。在此基础之上，他还颁布鼓励农业、开矿、经商、办学、练兵等措施，起到了推动川边地区发展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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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清末四川的新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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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战争以后，四川的鸦片种植逐渐泛滥，与此同时，西方教会势力也进入四川。1890年的《重庆通商条约》规定，四川的重庆被作为通商口岸，英国派霍伯森到重庆担任海关税务司。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后，重庆开埠，日本也可以沿长江进行商业经营，并在王家沱设立租界。英、法、日、美、德则相继在重庆设立领事馆，各国商船、兵船都可以沿长江航行到重庆，这是对中国主权的侵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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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清朝政府为抵御外辱发起洋务运动，也称“同光新政”，提出自强和求富的主张，奕䜣、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等都参与了此次运动，其内容有建造新式的枪炮弹药、舰船，修造铁路和架设电报线路，建设现代化军队，对外通商，开办新式学校并翻译西方著作，派遣留学生等。这场运动的前沿是北京、天津、上海以及东部沿海地区，相比之下，四川的进度较为迟缓。1877年四川总督丁宝桢设立四川机器局，造洋枪洋炮。1886年，架设了从汉口到万县、重庆、泸州以及成都的电报线。1891年，四川商人卢干臣在重庆创办森昌泰、森昌正火柴厂，工人达到1200名，四川出现了早期的近代化军用、民用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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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光新政的内容，主要是从器物层面学习西方技术，在社会组织结构方面仍延续旧制。甲午战争失败后，维新人士提出要在制度方面进行改良。戊戌变法期间，有71名四川举人参与维新派发起的公车上书。戊戌变法失败后，四川绵竹人杨锐、富顺人刘光第被杀害。1896—1898年之间，被誉为“四川睁眼看世界第一人”的宋育仁在四川担任川省商务局监督，负责四川商务发展的规划。他奖励士绅商人开办近代工业，创办了四川最早的近代报纸《渝报》《蜀学报》，介绍西方议会制度、法律等知识，印制严复翻译的西学著作，是最早在四川地区传播近代知识的人。此外，四川总督在成都还设立有中西学堂，教授外语、数学，地方上也陆续出现了一些新式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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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1年1月，慈禧太后颁发上谕，命令推行新政，建立宪法，废除科举，改革官制等。3月，清廷设立“督办政务处”，统筹全国新政事宜，由庆亲王奕劻和大学士李鸿章等为督办大臣。1905年清朝宣布预备立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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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1年，川督奎俊奉旨在川推行新政，次年川督岑春煊继续推行新政。1903—1907年锡良任川督，其后赵尔丰继任川督，均推行新政。1907年四川设立成都自治局，尝试实行地方自治，在乡镇一级实行乡绅和富民的共同治理，由地方官监督办理。自治的内容包括经营地方上的教育、图书馆、慈善机构、公共卫生、医院、工厂、商业、水利、自来水、救火等领域。清朝规定，城乡居民年满二十五岁，居住本乡三年以上，每年交税或者为地方公益捐助两元以上的可以担任选民。晚清的地方自治，为民国时期的地方自治打下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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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总督赵尔丰在1909年成立咨议局，属于四川省的舆论机构，而非地方议会，但在此背景下，形成了四川立宪派的主体。咨议局的成员为富商、士绅、有功名的知识分子等精英，占四川总人口的百分之零点三九。1909年10月14日，四川省咨议局第一次会议召开，围绕着咨议局的权力边界问题，与四川总督赵尔丰之间斗争激烈。赵尔丰认为咨议局只是舆论机构，不是议会实体，并不能凌驾于实权官员之上。尽管如此，咨议局对赵尔丰的压力，还是部分限制了其权力。晚清四川出现了以咨议局为中心的立宪派群体，同时，四川还出现了革命派和同盟会的组织，并在广安、嘉定（乐山）、彭水等地发动反清暴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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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新政还包括了建立新军、警察、废除科举、发展商业等内容。四川到1910年已经训练了8194名配备了现代化装备的新军士兵，有炮兵、步兵、工兵、马兵、辎重部队，军官大多有国外留学或省外军事学堂受教育的背景。1903年，成都开始设立现代警察，在1907年推行到更多的厅州县，训练了5000名巡警。警察既维护社会治安，同时也负责消防，并对娼妓进行监督管理。1905年废除科举之后，四川兴建了大量现代学校，四川省城高等学堂开设有日语、英语、数学、物理、化学、法学、经济学等现代学科，培养了大量现代化人才。此外，四川还推广普通教育、职业教育。工商业方面，四川设立有矿物调查局发展矿业，又设立纺丝厂、玻璃厂，发展轮船公司，选送川内产品到国内、海外参展。现代金融机构也是在这一时期诞生，1907年成都、重庆成立了大清银行分行，还出现了民间集资创办的民营商业银行“信立钱业有限公司”。此外，四川清末新政还包括了移风易俗、改良川剧、严禁官场赌博、转变街道卫生习惯、建立模范监狱、发展体育运动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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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保路运动与辛亥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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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晚清新政的背景下，四川总督锡良提出要修建川汉铁路，铁路公司大权由官府操纵，士绅和民众出钱出力，不得干预公司管理。铁路完全由中国政府督建，计划杜绝外资，自行筹款。对此，英、法、美、德等国纷纷照会清政府，希望能对中国提供贷款，入股铁路。对于列强的要求，四川总督明确表示川汉铁路既不借外债，也不会有外国股权，承认中国人的资金和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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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4年四川成立川汉铁路总公司，整条铁路造价预算为五千万两以上，属于巨额资金。四川总督的方案是，可以收取私人股金，国库投资入股，又在盐、茶、鸦片商里面收取租股，在各地建立“租股局”，收取粮食作为入股资金。这一方案带有强制性，被视为是一种捐税，大量四川农户因此被卷入兴建铁路的事业中。铁路领导权由士绅和商人主导，很多士绅主张将铁路作为民办，但锡良提出铁路属于官府和士绅的合办，大权掌握在总督和他任命的官员手上。1909年，四川省咨议局成立，要求铁路公司成立董事局，掌管铁路领导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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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财政危机，清朝政府需要向列强借贷，便将路权作为抵押，以获取列强贷款，因此打算先以“国有”名义侵吞铁路权，再将其出卖给列强。1911年5月9日，清朝的皇族内阁宣布将铁路收归国有，与此同时，清朝邮传部在奏片中谈道，英、德、法、美四个国家与清朝的谈判草稿已经达成，如果将民办铁路取消，就可以签订借款合同。5月20日，清朝与英、法、德、美四个国家的银行团签订了借款合同，规定四川铁路停止收取民间的租股，这意味着彻底否定了民间商人经营铁路的方案。清朝皇族内阁的行为，引起四川士绅、商人的愤怒，他们组建了保路同志会，发表《保路同志会宣言书》，号召全四川各地联合保卫铁路不被收归国有，卖给列强。全四川一共有76个州县建立了保路同志会的分支机构，由地方上有名望的士绅牵头，他们认为铁路国有没有经过咨议局、股东会议的通过，不具有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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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立宪派绅商联合平民，希望用和平手段解决问题，他们罢课罢市，希望能够实现铁路商办。到后期，他们甚至做出不纳粮的决定，而清朝的态度则是起用有“屠户”绰号的赵尔丰用强力解决。四川的立宪派和革命派之间的矛盾不像外省那么大，因此保路运动期间，同盟会借矛盾激化的机会动员哥老会等民间组织，乘机建立武装，大量哥老会成员加入保路同志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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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9月16日，四川总督赵尔丰诱骗逮捕了保路同志会的众多首脑，并向请愿释放保路会成员的民众开枪，杀死32人。第二天，清军继续进行屠杀，甚至有12岁的儿童被杀害，并对成都进行戒严。这一血案引发了四川各地同志军的暴动。同盟会成员龙鸣剑等人逃出城，制作了几百片木板，上面写有赵尔丰进行屠杀，号召各地同志会成员迅速自保的文字内容，投入锦江，沿着秋天的大水将信息传播到下游各地，号称“水电报”。大量同志会成员开始武装，在十几天以内发展到十几万人，同志会武装在成都附近与清军交火，并在很短时间之内包围了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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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同志会的武装开始散布到全省各地，占领了仁寿、资阳、内江、宜宾、富顺、自贡等十多个州县。同盟会以保路运动为掩护，进行反清运动。1911年9月25日，川南的荣县宣布独立，公开与清朝决裂，这是辛亥革命前夜，为一个月后的辛亥革命做了铺垫。11月22日重庆独立，建立蜀军政府，这个政府属于典型的反清革命派。11月27日，被赵尔丰释放的立宪派蒲殿俊担任大汉四川军政府都督。此时的大汉四川军政府是由立宪派主导的傀儡政府，无法维持秩序，甚至发生了兵变，后来经过平叛，将幕后的赵尔丰处死。由于赵尔丰已死，重庆的蜀军政府认为不必再抵制成都政权，于是双方进行谈判合并。1912年3月11日，全川统一，成立中华民国四川都督府以及参议院，都督府在成都，重庆则为重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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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的保路风潮，实际上是辛亥革命的导火线，朱德曾评价四川保路运动“引起中华革命先”，对于整个辛亥革命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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