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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清末四川的新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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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战争以后，四川的鸦片种植逐渐泛滥，与此同时，西方教会势力也进入四川。1890年的《重庆通商条约》规定，四川的重庆被作为通商口岸，英国派霍伯森到重庆担任海关税务司。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后，重庆开埠，日本也可以沿长江进行商业经营，并在王家沱设立租界。英、法、日、美、德则相继在重庆设立领事馆，各国商船、兵船都可以沿长江航行到重庆，这是对中国主权的侵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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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清朝政府为抵御外辱发起洋务运动，也称“同光新政”，提出自强和求富的主张，奕䜣、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等都参与了此次运动，其内容有建造新式的枪炮弹药、舰船，修造铁路和架设电报线路，建设现代化军队，对外通商，开办新式学校并翻译西方著作，派遣留学生等。这场运动的前沿是北京、天津、上海以及东部沿海地区，相比之下，四川的进度较为迟缓。1877年四川总督丁宝桢设立四川机器局，造洋枪洋炮。1886年，架设了从汉口到万县、重庆、泸州以及成都的电报线。1891年，四川商人卢干臣在重庆创办森昌泰、森昌正火柴厂，工人达到1200名，四川出现了早期的近代化军用、民用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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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光新政的内容，主要是从器物层面学习西方技术，在社会组织结构方面仍延续旧制。甲午战争失败后，维新人士提出要在制度方面进行改良。戊戌变法期间，有71名四川举人参与维新派发起的公车上书。戊戌变法失败后，四川绵竹人杨锐、富顺人刘光第被杀害。1896—1898年之间，被誉为“四川睁眼看世界第一人”的宋育仁在四川担任川省商务局监督，负责四川商务发展的规划。他奖励士绅商人开办近代工业，创办了四川最早的近代报纸《渝报》《蜀学报》，介绍西方议会制度、法律等知识，印制严复翻译的西学著作，是最早在四川地区传播近代知识的人。此外，四川总督在成都还设立有中西学堂，教授外语、数学，地方上也陆续出现了一些新式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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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1年1月，慈禧太后颁发上谕，命令推行新政，建立宪法，废除科举，改革官制等。3月，清廷设立“督办政务处”，统筹全国新政事宜，由庆亲王奕劻和大学士李鸿章等为督办大臣。1905年清朝宣布预备立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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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1年，川督奎俊奉旨在川推行新政，次年川督岑春煊继续推行新政。1903—1907年锡良任川督，其后赵尔丰继任川督，均推行新政。1907年四川设立成都自治局，尝试实行地方自治，在乡镇一级实行乡绅和富民的共同治理，由地方官监督办理。自治的内容包括经营地方上的教育、图书馆、慈善机构、公共卫生、医院、工厂、商业、水利、自来水、救火等领域。清朝规定，城乡居民年满二十五岁，居住本乡三年以上，每年交税或者为地方公益捐助两元以上的可以担任选民。晚清的地方自治，为民国时期的地方自治打下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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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总督赵尔丰在1909年成立咨议局，属于四川省的舆论机构，而非地方议会，但在此背景下，形成了四川立宪派的主体。咨议局的成员为富商、士绅、有功名的知识分子等精英，占四川总人口的百分之零点三九。1909年10月14日，四川省咨议局第一次会议召开，围绕着咨议局的权力边界问题，与四川总督赵尔丰之间斗争激烈。赵尔丰认为咨议局只是舆论机构，不是议会实体，并不能凌驾于实权官员之上。尽管如此，咨议局对赵尔丰的压力，还是部分限制了其权力。晚清四川出现了以咨议局为中心的立宪派群体，同时，四川还出现了革命派和同盟会的组织，并在广安、嘉定（乐山）、彭水等地发动反清暴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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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新政还包括了建立新军、警察、废除科举、发展商业等内容。四川到1910年已经训练了8194名配备了现代化装备的新军士兵，有炮兵、步兵、工兵、马兵、辎重部队，军官大多有国外留学或省外军事学堂受教育的背景。1903年，成都开始设立现代警察，在1907年推行到更多的厅州县，训练了5000名巡警。警察既维护社会治安，同时也负责消防，并对娼妓进行监督管理。1905年废除科举之后，四川兴建了大量现代学校，四川省城高等学堂开设有日语、英语、数学、物理、化学、法学、经济学等现代学科，培养了大量现代化人才。此外，四川还推广普通教育、职业教育。工商业方面，四川设立有矿物调查局发展矿业，又设立纺丝厂、玻璃厂，发展轮船公司，选送川内产品到国内、海外参展。现代金融机构也是在这一时期诞生，1907年成都、重庆成立了大清银行分行，还出现了民间集资创办的民营商业银行“信立钱业有限公司”。此外，四川清末新政还包括了移风易俗、改良川剧、严禁官场赌博、转变街道卫生习惯、建立模范监狱、发展体育运动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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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保路运动与辛亥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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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晚清新政的背景下，四川总督锡良提出要修建川汉铁路，铁路公司大权由官府操纵，士绅和民众出钱出力，不得干预公司管理。铁路完全由中国政府督建，计划杜绝外资，自行筹款。对此，英、法、美、德等国纷纷照会清政府，希望能对中国提供贷款，入股铁路。对于列强的要求，四川总督明确表示川汉铁路既不借外债，也不会有外国股权，承认中国人的资金和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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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4年四川成立川汉铁路总公司，整条铁路造价预算为五千万两以上，属于巨额资金。四川总督的方案是，可以收取私人股金，国库投资入股，又在盐、茶、鸦片商里面收取租股，在各地建立“租股局”，收取粮食作为入股资金。这一方案带有强制性，被视为是一种捐税，大量四川农户因此被卷入兴建铁路的事业中。铁路领导权由士绅和商人主导，很多士绅主张将铁路作为民办，但锡良提出铁路属于官府和士绅的合办，大权掌握在总督和他任命的官员手上。1909年，四川省咨议局成立，要求铁路公司成立董事局，掌管铁路领导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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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财政危机，清朝政府需要向列强借贷，便将路权作为抵押，以获取列强贷款，因此打算先以“国有”名义侵吞铁路权，再将其出卖给列强。1911年5月9日，清朝的皇族内阁宣布将铁路收归国有，与此同时，清朝邮传部在奏片中谈道，英、德、法、美四个国家与清朝的谈判草稿已经达成，如果将民办铁路取消，就可以签订借款合同。5月20日，清朝与英、法、德、美四个国家的银行团签订了借款合同，规定四川铁路停止收取民间的租股，这意味着彻底否定了民间商人经营铁路的方案。清朝皇族内阁的行为，引起四川士绅、商人的愤怒，他们组建了保路同志会，发表《保路同志会宣言书》，号召全四川各地联合保卫铁路不被收归国有，卖给列强。全四川一共有76个州县建立了保路同志会的分支机构，由地方上有名望的士绅牵头，他们认为铁路国有没有经过咨议局、股东会议的通过，不具有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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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立宪派绅商联合平民，希望用和平手段解决问题，他们罢课罢市，希望能够实现铁路商办。到后期，他们甚至做出不纳粮的决定，而清朝的态度则是起用有“屠户”绰号的赵尔丰用强力解决。四川的立宪派和革命派之间的矛盾不像外省那么大，因此保路运动期间，同盟会借矛盾激化的机会动员哥老会等民间组织，乘机建立武装，大量哥老会成员加入保路同志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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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9月16日，四川总督赵尔丰诱骗逮捕了保路同志会的众多首脑，并向请愿释放保路会成员的民众开枪，杀死32人。第二天，清军继续进行屠杀，甚至有12岁的儿童被杀害，并对成都进行戒严。这一血案引发了四川各地同志军的暴动。同盟会成员龙鸣剑等人逃出城，制作了几百片木板，上面写有赵尔丰进行屠杀，号召各地同志会成员迅速自保的文字内容，投入锦江，沿着秋天的大水将信息传播到下游各地，号称“水电报”。大量同志会成员开始武装，在十几天以内发展到十几万人，同志会武装在成都附近与清军交火，并在很短时间之内包围了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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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同志会的武装开始散布到全省各地，占领了仁寿、资阳、内江、宜宾、富顺、自贡等十多个州县。同盟会以保路运动为掩护，进行反清运动。1911年9月25日，川南的荣县宣布独立，公开与清朝决裂，这是辛亥革命前夜，为一个月后的辛亥革命做了铺垫。11月22日重庆独立，建立蜀军政府，这个政府属于典型的反清革命派。11月27日，被赵尔丰释放的立宪派蒲殿俊担任大汉四川军政府都督。此时的大汉四川军政府是由立宪派主导的傀儡政府，无法维持秩序，甚至发生了兵变，后来经过平叛，将幕后的赵尔丰处死。由于赵尔丰已死，重庆的蜀军政府认为不必再抵制成都政权，于是双方进行谈判合并。1912年3月11日，全川统一，成立中华民国四川都督府以及参议院，都督府在成都，重庆则为重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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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的保路风潮，实际上是辛亥革命的导火线，朱德曾评价四川保路运动“引起中华革命先”，对于整个辛亥革命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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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简史 第三节 经济的曲折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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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清廷的四川移民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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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初期四川经济的首要目标是恢复30多年来屡经战乱而崩溃的社会和经济。清廷采取的第一项举措便是招徕外省移民开垦遍地的荆棘丛林。清朝四川大规模移民始于康熙中期，一直延绵到嘉庆时期，其间有两个高潮，一个是康熙中后期，一个是乾隆嘉庆时期。清朝早期的移民并不顺利，主要原因是大规模的战乱，经常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移民或死于瘟疫，或者命丧虎豹之口。清朝还要求四川籍的士绅回归家乡，一旦查出外省帮助窝藏的都要惩罚。但这一政策的执行并不太彻底，如费密、唐甄等川籍士绅都死于外省，并未回到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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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二十年（1681年）三藩之乱平定后，四川获得了较为安定和平的环境，从康熙中期开始，进入了大规模移民的第一次高潮，重点的移民区域是川东和川中地区。例如在大竹县，主要移入湖广的移民，户口迅速增加；在蓬溪县，招募了湖广很多没有土地的游民前往开垦，还因此产生了大量土地纠纷；在蒲江县，官府为新招募的移民提供食品，又借给他们耕牛和种子，因此收到了很好的经济效益。根据清代的文献资料，当时这些移民中也混杂有相当数量的犯罪之人，借移民的幌子逃避到四川。清政府认为，陕西移民到四川的人品德良好，没有作奸犯科的行为，但来自湖广地区的移民中则存在大量狡猾的游民。因为清朝规定移民前5年耕作不交税，所以部分湖广移民在四川耕种满了5年后又逃回湖广，或者是和其他移民争夺土地。于是，1712年，康熙下令对湖广移民要作较为严格的限制，而对陕西移民比较放任，因此一些地方出现了陕西移民超过湖广移民的现象。到了雍正时期，清朝对南方移民还是持有限制态度，例如川陕总督岳钟琪就曾给皇帝报告，说有大量来自湖广、江西、广东、广西的移民，逃荒进入四川的至少有几万家，请求可否给他们提供耕牛和种子，在四川垦荒。雍正则认为，湖广、广东、广西、江西并没有发生大灾荒，这些人并非灾民，而是有大量游民和无赖，他们反而会骚扰四川的良民，要尽量杜绝这类移民的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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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到乾隆时代，仍然有数量庞大的外省移民持续涌入四川，以至于地方官感到了压力。乾隆认为，对于移民中的反清会党成员应该严厉打击，但对于真正的贫民，则不必太过严格，这实际上是对此前限制移民政策的部分修正。1760年，有官员请求限制向四川移民，乾隆则反驳了这一观点，认为外省人口增加，而外省土地有限，通过让外省贫民迁徙四川，可以更有效地养活人口，因此不必禁止。从这一年开始，乾隆宣布四川对各省完全开放，移民可以随意进入，由此迎来了移民的新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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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省向四川移民的路线分为东、南、北三条，东路主要是从恩施、宜昌等地进入重庆，再从达州进入南充和四川中部。南路是从贵州进入重庆酉阳、涪陵等地，路线难行，但因为雍正和乾隆初的移民政策较严，因此一些贫苦人家只能抄这条小路进入。从北面进入四川的重要集结点是陕南的汉中，陕西移民南下翻过大巴山，从达州万源、渠县进入重庆，或者翻过秦岭进入广元、绵阳、德阳到成都。这些移民路线沿线形成了较为重要的商业、交通枢纽，经济较为发达。一般来说，早期的移民多分布在这些较为重要的路线之上，或沿江周边，而晚来的移民只能继续深迁，分布于丘陵或山地，距离沿江、沿路较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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