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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新政还包括了建立新军、警察、废除科举、发展商业等内容。四川到1910年已经训练了8194名配备了现代化装备的新军士兵，有炮兵、步兵、工兵、马兵、辎重部队，军官大多有国外留学或省外军事学堂受教育的背景。1903年，成都开始设立现代警察，在1907年推行到更多的厅州县，训练了5000名巡警。警察既维护社会治安，同时也负责消防，并对娼妓进行监督管理。1905年废除科举之后，四川兴建了大量现代学校，四川省城高等学堂开设有日语、英语、数学、物理、化学、法学、经济学等现代学科，培养了大量现代化人才。此外，四川还推广普通教育、职业教育。工商业方面，四川设立有矿物调查局发展矿业，又设立纺丝厂、玻璃厂，发展轮船公司，选送川内产品到国内、海外参展。现代金融机构也是在这一时期诞生，1907年成都、重庆成立了大清银行分行，还出现了民间集资创办的民营商业银行“信立钱业有限公司”。此外，四川清末新政还包括了移风易俗、改良川剧、严禁官场赌博、转变街道卫生习惯、建立模范监狱、发展体育运动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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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简史 [:1706652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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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保路运动与辛亥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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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晚清新政的背景下，四川总督锡良提出要修建川汉铁路，铁路公司大权由官府操纵，士绅和民众出钱出力，不得干预公司管理。铁路完全由中国政府督建，计划杜绝外资，自行筹款。对此，英、法、美、德等国纷纷照会清政府，希望能对中国提供贷款，入股铁路。对于列强的要求，四川总督明确表示川汉铁路既不借外债，也不会有外国股权，承认中国人的资金和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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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4年四川成立川汉铁路总公司，整条铁路造价预算为五千万两以上，属于巨额资金。四川总督的方案是，可以收取私人股金，国库投资入股，又在盐、茶、鸦片商里面收取租股，在各地建立“租股局”，收取粮食作为入股资金。这一方案带有强制性，被视为是一种捐税，大量四川农户因此被卷入兴建铁路的事业中。铁路领导权由士绅和商人主导，很多士绅主张将铁路作为民办，但锡良提出铁路属于官府和士绅的合办，大权掌握在总督和他任命的官员手上。1909年，四川省咨议局成立，要求铁路公司成立董事局，掌管铁路领导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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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财政危机，清朝政府需要向列强借贷，便将路权作为抵押，以获取列强贷款，因此打算先以“国有”名义侵吞铁路权，再将其出卖给列强。1911年5月9日，清朝的皇族内阁宣布将铁路收归国有，与此同时，清朝邮传部在奏片中谈道，英、德、法、美四个国家与清朝的谈判草稿已经达成，如果将民办铁路取消，就可以签订借款合同。5月20日，清朝与英、法、德、美四个国家的银行团签订了借款合同，规定四川铁路停止收取民间的租股，这意味着彻底否定了民间商人经营铁路的方案。清朝皇族内阁的行为，引起四川士绅、商人的愤怒，他们组建了保路同志会，发表《保路同志会宣言书》，号召全四川各地联合保卫铁路不被收归国有，卖给列强。全四川一共有76个州县建立了保路同志会的分支机构，由地方上有名望的士绅牵头，他们认为铁路国有没有经过咨议局、股东会议的通过，不具有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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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立宪派绅商联合平民，希望用和平手段解决问题，他们罢课罢市，希望能够实现铁路商办。到后期，他们甚至做出不纳粮的决定，而清朝的态度则是起用有“屠户”绰号的赵尔丰用强力解决。四川的立宪派和革命派之间的矛盾不像外省那么大，因此保路运动期间，同盟会借矛盾激化的机会动员哥老会等民间组织，乘机建立武装，大量哥老会成员加入保路同志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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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9月16日，四川总督赵尔丰诱骗逮捕了保路同志会的众多首脑，并向请愿释放保路会成员的民众开枪，杀死32人。第二天，清军继续进行屠杀，甚至有12岁的儿童被杀害，并对成都进行戒严。这一血案引发了四川各地同志军的暴动。同盟会成员龙鸣剑等人逃出城，制作了几百片木板，上面写有赵尔丰进行屠杀，号召各地同志会成员迅速自保的文字内容，投入锦江，沿着秋天的大水将信息传播到下游各地，号称“水电报”。大量同志会成员开始武装，在十几天以内发展到十几万人，同志会武装在成都附近与清军交火，并在很短时间之内包围了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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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同志会的武装开始散布到全省各地，占领了仁寿、资阳、内江、宜宾、富顺、自贡等十多个州县。同盟会以保路运动为掩护，进行反清运动。1911年9月25日，川南的荣县宣布独立，公开与清朝决裂，这是辛亥革命前夜，为一个月后的辛亥革命做了铺垫。11月22日重庆独立，建立蜀军政府，这个政府属于典型的反清革命派。11月27日，被赵尔丰释放的立宪派蒲殿俊担任大汉四川军政府都督。此时的大汉四川军政府是由立宪派主导的傀儡政府，无法维持秩序，甚至发生了兵变，后来经过平叛，将幕后的赵尔丰处死。由于赵尔丰已死，重庆的蜀军政府认为不必再抵制成都政权，于是双方进行谈判合并。1912年3月11日，全川统一，成立中华民国四川都督府以及参议院，都督府在成都，重庆则为重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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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的保路风潮，实际上是辛亥革命的导火线，朱德曾评价四川保路运动“引起中华革命先”，对于整个辛亥革命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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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简史 第三节 经济的曲折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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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清廷的四川移民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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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初期四川经济的首要目标是恢复30多年来屡经战乱而崩溃的社会和经济。清廷采取的第一项举措便是招徕外省移民开垦遍地的荆棘丛林。清朝四川大规模移民始于康熙中期，一直延绵到嘉庆时期，其间有两个高潮，一个是康熙中后期，一个是乾隆嘉庆时期。清朝早期的移民并不顺利，主要原因是大规模的战乱，经常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移民或死于瘟疫，或者命丧虎豹之口。清朝还要求四川籍的士绅回归家乡，一旦查出外省帮助窝藏的都要惩罚。但这一政策的执行并不太彻底，如费密、唐甄等川籍士绅都死于外省，并未回到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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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二十年（1681年）三藩之乱平定后，四川获得了较为安定和平的环境，从康熙中期开始，进入了大规模移民的第一次高潮，重点的移民区域是川东和川中地区。例如在大竹县，主要移入湖广的移民，户口迅速增加；在蓬溪县，招募了湖广很多没有土地的游民前往开垦，还因此产生了大量土地纠纷；在蒲江县，官府为新招募的移民提供食品，又借给他们耕牛和种子，因此收到了很好的经济效益。根据清代的文献资料，当时这些移民中也混杂有相当数量的犯罪之人，借移民的幌子逃避到四川。清政府认为，陕西移民到四川的人品德良好，没有作奸犯科的行为，但来自湖广地区的移民中则存在大量狡猾的游民。因为清朝规定移民前5年耕作不交税，所以部分湖广移民在四川耕种满了5年后又逃回湖广，或者是和其他移民争夺土地。于是，1712年，康熙下令对湖广移民要作较为严格的限制，而对陕西移民比较放任，因此一些地方出现了陕西移民超过湖广移民的现象。到了雍正时期，清朝对南方移民还是持有限制态度，例如川陕总督岳钟琪就曾给皇帝报告，说有大量来自湖广、江西、广东、广西的移民，逃荒进入四川的至少有几万家，请求可否给他们提供耕牛和种子，在四川垦荒。雍正则认为，湖广、广东、广西、江西并没有发生大灾荒，这些人并非灾民，而是有大量游民和无赖，他们反而会骚扰四川的良民，要尽量杜绝这类移民的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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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到乾隆时代，仍然有数量庞大的外省移民持续涌入四川，以至于地方官感到了压力。乾隆认为，对于移民中的反清会党成员应该严厉打击，但对于真正的贫民，则不必太过严格，这实际上是对此前限制移民政策的部分修正。1760年，有官员请求限制向四川移民，乾隆则反驳了这一观点，认为外省人口增加，而外省土地有限，通过让外省贫民迁徙四川，可以更有效地养活人口，因此不必禁止。从这一年开始，乾隆宣布四川对各省完全开放，移民可以随意进入，由此迎来了移民的新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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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省向四川移民的路线分为东、南、北三条，东路主要是从恩施、宜昌等地进入重庆，再从达州进入南充和四川中部。南路是从贵州进入重庆酉阳、涪陵等地，路线难行，但因为雍正和乾隆初的移民政策较严，因此一些贫苦人家只能抄这条小路进入。从北面进入四川的重要集结点是陕南的汉中，陕西移民南下翻过大巴山，从达州万源、渠县进入重庆，或者翻过秦岭进入广元、绵阳、德阳到成都。这些移民路线沿线形成了较为重要的商业、交通枢纽，经济较为发达。一般来说，早期的移民多分布在这些较为重要的路线之上，或沿江周边，而晚来的移民只能继续深迁，分布于丘陵或山地，距离沿江、沿路较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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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福建的客家人也多有移民四川的，但和湖广、江西、陕西相比时间较晚。客家人往往自诩“中原士大夫”南迁的后裔，有文化优越感，因此将广东、福建的原住民视为低级土著，拒绝和原住民通婚或居住，因此宁愿住在山上，也不住在平原，并为了争夺土地资源和原住民发生大规模械斗。客家人的土楼，是一种以宗族为纽带形成的武装堡垒。由于土地资源有限，加上在广东、福建的各类压力，一些客家人选择了移民四川。如广东龙川县的张氏家族，就是为了在四川发财，从川东迁徙到川西的德阳。福建上杭县的蓝氏、魏氏家族，也是为了谋取长远利益，迁徙到四川隆昌和内江的。客家移民四川，迅速和各类移民融合到了一起，显示了清代以来四川文化的包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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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移民与经济的多样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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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移民迁入四川，对全省的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康熙、雍正时期，四川已经出现一些大家族，例如德阳的刘氏家族就是康熙早期从湖南迁徙来的移民，经过三代人的努力，拥有了上百顷的土地，成为当地的大族。又如都江堰的官氏家族，祖先在康熙时期从江西进入湖广，再迁徙到四川，在温江、郫县、崇州、都江堰都置办有土地和产业，十分富有，还有大量家仆。1709年从广东移民到成都龙泉驿的刘家，在第二代期间就考取了举人，成为当地士绅和望族，拥有大量田产，并修建了巨大的宗祠。四川作家流沙河回忆说，他的祖先是康熙初期从苏北的江苏泰州迁移到四川，在金堂县开垦荒地，到第三代的时候已经有一千亩田了，加上参加科举，成为富户士绅家族。江油青莲的李氏家族，1745年从湖南衡阳迁入，后来在当地拥有大片土地，并且以监生身份入仕，成为当地大族。再如从湖北大冶迁入云阳县的彭氏家族，刚开始做小生意，后来逐渐积累家产购买土地，田产分布在周边几个县，每年生产粮食上万石。富裕大家族的发展，产生了聚族而居的地方精英共同体，李家沟、万家片、黄家湾之类以当地望族姓氏命名的小地名层出不穷，也出现了大量聚族而葬的家族墓地，并修订家谱和宗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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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安名山县的清代宗族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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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土地、水利的开垦兴建，农业大幅度发展，雍正、乾隆时期四川的商品粮已经销售到江南地区，是全国稻米生产的三大中心之一。此外，来自海外的高产抗旱作物玉米、红薯、土豆的传入，为山地开发提供了条件，进一步丰富了四川的农产结构，保障了贫寒移民的生存和发展。闽南和广东的移民还带来了烟草、苎麻等经济作物，使四川的农业和商品化生产相结合。农业的发达，为工商业诸多领域的持续发展和繁荣提供了重要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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