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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4年四川成立川汉铁路总公司,整条铁路造价预算为五千万两以上,属于巨额资金。四川总督的方案是,可以收取私人股金,国库投资入股,又在盐、茶、鸦片商里面收取租股,在各地建立“租股局”,收取粮食作为入股资金。这一方案带有强制性,被视为是一种捐税,大量四川农户因此被卷入兴建铁路的事业中。铁路领导权由士绅和商人主导,很多士绅主张将铁路作为民办,但锡良提出铁路属于官府和士绅的合办,大权掌握在总督和他任命的官员手上。1909年,四川省咨议局成立,要求铁路公司成立董事局,掌管铁路领导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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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财政危机,清朝政府需要向列强借贷,便将路权作为抵押,以获取列强贷款,因此打算先以“国有”名义侵吞铁路权,再将其出卖给列强。1911年5月9日,清朝的皇族内阁宣布将铁路收归国有,与此同时,清朝邮传部在奏片中谈道,英、德、法、美四个国家与清朝的谈判草稿已经达成,如果将民办铁路取消,就可以签订借款合同。5月20日,清朝与英、法、德、美四个国家的银行团签订了借款合同,规定四川铁路停止收取民间的租股,这意味着彻底否定了民间商人经营铁路的方案。清朝皇族内阁的行为,引起四川士绅、商人的愤怒,他们组建了保路同志会,发表《保路同志会宣言书》,号召全四川各地联合保卫铁路不被收归国有,卖给列强。全四川一共有76个州县建立了保路同志会的分支机构,由地方上有名望的士绅牵头,他们认为铁路国有没有经过咨议局、股东会议的通过,不具有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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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立宪派绅商联合平民,希望用和平手段解决问题,他们罢课罢市,希望能够实现铁路商办。到后期,他们甚至做出不纳粮的决定,而清朝的态度则是起用有“屠户”绰号的赵尔丰用强力解决。四川的立宪派和革命派之间的矛盾不像外省那么大,因此保路运动期间,同盟会借矛盾激化的机会动员哥老会等民间组织,乘机建立武装,大量哥老会成员加入保路同志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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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9月16日,四川总督赵尔丰诱骗逮捕了保路同志会的众多首脑,并向请愿释放保路会成员的民众开枪,杀死32人。第二天,清军继续进行屠杀,甚至有12岁的儿童被杀害,并对成都进行戒严。这一血案引发了四川各地同志军的暴动。同盟会成员龙鸣剑等人逃出城,制作了几百片木板,上面写有赵尔丰进行屠杀,号召各地同志会成员迅速自保的文字内容,投入锦江,沿着秋天的大水将信息传播到下游各地,号称“水电报”。大量同志会成员开始武装,在十几天以内发展到十几万人,同志会武装在成都附近与清军交火,并在很短时间之内包围了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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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同志会的武装开始散布到全省各地,占领了仁寿、资阳、内江、宜宾、富顺、自贡等十多个州县。同盟会以保路运动为掩护,进行反清运动。1911年9月25日,川南的荣县宣布独立,公开与清朝决裂,这是辛亥革命前夜,为一个月后的辛亥革命做了铺垫。11月22日重庆独立,建立蜀军政府,这个政府属于典型的反清革命派。11月27日,被赵尔丰释放的立宪派蒲殿俊担任大汉四川军政府都督。此时的大汉四川军政府是由立宪派主导的傀儡政府,无法维持秩序,甚至发生了兵变,后来经过平叛,将幕后的赵尔丰处死。由于赵尔丰已死,重庆的蜀军政府认为不必再抵制成都政权,于是双方进行谈判合并。1912年3月11日,全川统一,成立中华民国四川都督府以及参议院,都督府在成都,重庆则为重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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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的保路风潮,实际上是辛亥革命的导火线,朱德曾评价四川保路运动“引起中华革命先”,对于整个辛亥革命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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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简史 第三节 经济的曲折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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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清廷的四川移民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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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初期四川经济的首要目标是恢复30多年来屡经战乱而崩溃的社会和经济。清廷采取的第一项举措便是招徕外省移民开垦遍地的荆棘丛林。清朝四川大规模移民始于康熙中期,一直延绵到嘉庆时期,其间有两个高潮,一个是康熙中后期,一个是乾隆嘉庆时期。清朝早期的移民并不顺利,主要原因是大规模的战乱,经常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移民或死于瘟疫,或者命丧虎豹之口。清朝还要求四川籍的士绅回归家乡,一旦查出外省帮助窝藏的都要惩罚。但这一政策的执行并不太彻底,如费密、唐甄等川籍士绅都死于外省,并未回到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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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二十年(1681年)三藩之乱平定后,四川获得了较为安定和平的环境,从康熙中期开始,进入了大规模移民的第一次高潮,重点的移民区域是川东和川中地区。例如在大竹县,主要移入湖广的移民,户口迅速增加;在蓬溪县,招募了湖广很多没有土地的游民前往开垦,还因此产生了大量土地纠纷;在蒲江县,官府为新招募的移民提供食品,又借给他们耕牛和种子,因此收到了很好的经济效益。根据清代的文献资料,当时这些移民中也混杂有相当数量的犯罪之人,借移民的幌子逃避到四川。清政府认为,陕西移民到四川的人品德良好,没有作奸犯科的行为,但来自湖广地区的移民中则存在大量狡猾的游民。因为清朝规定移民前5年耕作不交税,所以部分湖广移民在四川耕种满了5年后又逃回湖广,或者是和其他移民争夺土地。于是,1712年,康熙下令对湖广移民要作较为严格的限制,而对陕西移民比较放任,因此一些地方出现了陕西移民超过湖广移民的现象。到了雍正时期,清朝对南方移民还是持有限制态度,例如川陕总督岳钟琪就曾给皇帝报告,说有大量来自湖广、江西、广东、广西的移民,逃荒进入四川的至少有几万家,请求可否给他们提供耕牛和种子,在四川垦荒。雍正则认为,湖广、广东、广西、江西并没有发生大灾荒,这些人并非灾民,而是有大量游民和无赖,他们反而会骚扰四川的良民,要尽量杜绝这类移民的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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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到乾隆时代,仍然有数量庞大的外省移民持续涌入四川,以至于地方官感到了压力。乾隆认为,对于移民中的反清会党成员应该严厉打击,但对于真正的贫民,则不必太过严格,这实际上是对此前限制移民政策的部分修正。1760年,有官员请求限制向四川移民,乾隆则反驳了这一观点,认为外省人口增加,而外省土地有限,通过让外省贫民迁徙四川,可以更有效地养活人口,因此不必禁止。从这一年开始,乾隆宣布四川对各省完全开放,移民可以随意进入,由此迎来了移民的新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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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省向四川移民的路线分为东、南、北三条,东路主要是从恩施、宜昌等地进入重庆,再从达州进入南充和四川中部。南路是从贵州进入重庆酉阳、涪陵等地,路线难行,但因为雍正和乾隆初的移民政策较严,因此一些贫苦人家只能抄这条小路进入。从北面进入四川的重要集结点是陕南的汉中,陕西移民南下翻过大巴山,从达州万源、渠县进入重庆,或者翻过秦岭进入广元、绵阳、德阳到成都。这些移民路线沿线形成了较为重要的商业、交通枢纽,经济较为发达。一般来说,早期的移民多分布在这些较为重要的路线之上,或沿江周边,而晚来的移民只能继续深迁,分布于丘陵或山地,距离沿江、沿路较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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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福建的客家人也多有移民四川的,但和湖广、江西、陕西相比时间较晚。客家人往往自诩“中原士大夫”南迁的后裔,有文化优越感,因此将广东、福建的原住民视为低级土著,拒绝和原住民通婚或居住,因此宁愿住在山上,也不住在平原,并为了争夺土地资源和原住民发生大规模械斗。客家人的土楼,是一种以宗族为纽带形成的武装堡垒。由于土地资源有限,加上在广东、福建的各类压力,一些客家人选择了移民四川。如广东龙川县的张氏家族,就是为了在四川发财,从川东迁徙到川西的德阳。福建上杭县的蓝氏、魏氏家族,也是为了谋取长远利益,迁徙到四川隆昌和内江的。客家移民四川,迅速和各类移民融合到了一起,显示了清代以来四川文化的包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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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移民与经济的多样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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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移民迁入四川,对全省的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康熙、雍正时期,四川已经出现一些大家族,例如德阳的刘氏家族就是康熙早期从湖南迁徙来的移民,经过三代人的努力,拥有了上百顷的土地,成为当地的大族。又如都江堰的官氏家族,祖先在康熙时期从江西进入湖广,再迁徙到四川,在温江、郫县、崇州、都江堰都置办有土地和产业,十分富有,还有大量家仆。1709年从广东移民到成都龙泉驿的刘家,在第二代期间就考取了举人,成为当地士绅和望族,拥有大量田产,并修建了巨大的宗祠。四川作家流沙河回忆说,他的祖先是康熙初期从苏北的江苏泰州迁移到四川,在金堂县开垦荒地,到第三代的时候已经有一千亩田了,加上参加科举,成为富户士绅家族。江油青莲的李氏家族,1745年从湖南衡阳迁入,后来在当地拥有大片土地,并且以监生身份入仕,成为当地大族。再如从湖北大冶迁入云阳县的彭氏家族,刚开始做小生意,后来逐渐积累家产购买土地,田产分布在周边几个县,每年生产粮食上万石。富裕大家族的发展,产生了聚族而居的地方精英共同体,李家沟、万家片、黄家湾之类以当地望族姓氏命名的小地名层出不穷,也出现了大量聚族而葬的家族墓地,并修订家谱和宗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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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安名山县的清代宗族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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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土地、水利的开垦兴建,农业大幅度发展,雍正、乾隆时期四川的商品粮已经销售到江南地区,是全国稻米生产的三大中心之一。此外,来自海外的高产抗旱作物玉米、红薯、土豆的传入,为山地开发提供了条件,进一步丰富了四川的农产结构,保障了贫寒移民的生存和发展。闽南和广东的移民还带来了烟草、苎麻等经济作物,使四川的农业和商品化生产相结合。农业的发达,为工商业诸多领域的持续发展和繁荣提供了重要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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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涌入,经济发展,四川的制糖业和制盐业得到了恢复,并逐渐超过了明代的水平。很多居民从事制糖、制盐事业,沱江流域广泛种植甘蔗制糖,多有专门的蔗农。制糖业恢复,甘蔗种植面积大增,蔗糖品质提高,同时工艺也在发展,产生了糖清、红糖、白糖、结糖、冰糖、漏水糖六大类,初步形成流水作业的工艺流程。一些蔗糖厂雇用大量工人流水作业,不但发家致富,而且产量大增。巨大的市场,使得制糖业日渐兴盛,一直发展到晚清,种甘蔗造糖的区域不断扩大。自贡等地的盐业产业链也极其发达,一共形成了五大产区,覆盖了射洪、蓬溪、南部、阆中、嘉定、犍为、富顺、荣县、云阳等州县。清朝实行“听民穿井,永不加课”的放任政策,意思是允许民间自由开发盐井,并不多征收盐课,为民营盐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保障。到了嘉庆时期,四川的民营盐井数量已经是国营盐井的几倍,产量庞大,川盐远销湖南、湖北、云南、贵州等地。川盐品质良好,竞争能力极强,在长江中游击败了东部的淮盐占据主要市场。虽然清朝政府多次打击长江中游的川盐,扶持淮盐,但川盐的强势竞争力一直未能被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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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制糖、制盐以外,四川的采矿、纺织、酿酒、制茶、造纸等多种经济领域都得到一定的发展。采矿方面,川西、川东都有繁荣的煤矿开采和市场。在川西的江油、川东的巴山地区则主要开采铁矿,清朝政府允许民营经营,规模很大。一些大型炼铁厂,工人可以达到两三千人之多,中小铁厂也有上千或几百人。清政府从铁矿冶炼中收税,用于养兵。纺织方面,四川农村妇女多从事棉花纺织,使用从湖北传入的小型纺棉机,有熟练的技巧,当时四川流行着“喂猪纺棉,坐地赚钱”的民间谚语。清代四川还是丝绸、蜀锦的生产重地,是苏州、杭州之外另一丝绸生产的中心。酿酒方面,康熙至乾隆时期实行禁酒,但禁令较为松弛,随着四川农业的恢复和发展,有充足的粮食用于制酒。清代四川的制酒主要是烧锅白酒,宜宾五粮液、绵竹大曲、绵阳丰谷、全兴大曲、泸州大曲、郎酒等著名好酒都产于四川,川酒闻名天下,远销全国各地,清政府也从中征收酒税。四川茶业也极发达,康熙时期粮食不足,茶的产量还偏低,到乾隆时期,农业崛起,茶业也随之繁盛,各地多有茶农、茶商,并形成了茶农的行会组织。川茶除了销售到内地省份外,主要是销售到少数民族地区,从雅安运往康定,或从川西北运往阿坝,深受少数民族的喜爱。清代四川的造纸业也比较发达,造纸中心盛产各类上好竹子,是造纸的上好原料。夹江出产夹宣,绵竹盛产绵竹纸,也被用于年画印刷;此外,还有巴山地区,纸厂的造纸工人可以多达数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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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四川农业、工商业的兴起给文化融合提供了条件,出现了大量场镇,到乾隆、嘉庆时期,四川的场镇数量达到了四千个以上,到清代中晚期数量还在高速地增长。场镇是各类农业、手工业商品销售流通的场所,是货物的集散地。商贩们在场镇“赶场”,一些商人甚至终日赶场,利用各场镇赶场的时间差,贩卖各地的不同产品,有效促进了四川各地移民之间的物质、文化的交流,充分整合了多样化的资源。在文化方面,各类移民多在场镇兴建原籍的会馆,实施互助,并与其他省份移民的会馆之间交流融合,最终形成了独特的现代四川地方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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