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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府州县学的秀才，每三年可以参加一次乡试，通过考试的即获得举人身份，可以全家不缴纳租税，并获取担任中下级官员的资格。清朝初期与南明不断战乱，因此四川的乡试地点设在川北的保宁府，一共举行了四次以后才转回到成都府，在原明朝蜀王宫修建了四川乡试的贡院，以后四川选拔举人的考试就在这里举行。四川的府州县学，为乡试考试提供了重要的教育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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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府州县的学校，一般都设在孔庙里面，并配套有学田和房产，学田的收入用以维持学校的运转，不足的部分由政府发放。如果当地没有孔庙，则另设学校，即“学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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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学、私塾和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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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官办的府州县学以外，清代四川还有社学、私塾和书院提供教育。由于府州县学都设置在县级及以上，而乡村中缺少教育资源，因此清朝规定在乡村设立社学。一些社学是由当地士绅捐资开办的，使用地方上的公费运行。选择通晓文化的老实人担任社学老师，免除他的差役，并且给予伙食补贴每年二十两银子，让他在基层从事教育工作。社学老师分为成人老师和儿童老师两种，如果社学老师能培养出优秀的学生，则可以获得奖励。顺治、雍正都曾强调过在基层建立社学的重要性。清朝规定，书院以外的乡村教育是社学和义学，总称为社学，是提供基础教育的平台，培养12岁到20岁之间的乡村童生，童生可以去参加考试，通过者即成为秀才，进入府州县学。如果府州县学中的秀才考试成绩太差，就会被遣返回乡下的社学。清代四川进行过较大规模的改土归流，清朝政府希望通过文化同化少数民族，因此也常在民族地区建立社学，招收少数民族子弟接受教育，通过学制上与府州县学的连接，实现“德化”和“驭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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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学的教学内容是读经和练习写字，对各项课程都有严格的规定，社学老师必须每个月检查学生情况，针对他们的优点和缺点进行教学，如果一个社学长期不能培养出优秀学生，那么社学老师就会被其他人取代。各地社学都有相关的校规，例如四川大足县的县令深潜，就对县内的社学列出了十四条校规，要求学生要努力学习，讲究礼貌，注意言行，懂得是非，节制贪欲，谨慎交友，懂得谦虚，自我反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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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塾也是清代城乡基层常见的启蒙学校，一般分为专门服务于某家族或面向全社会招生两种类型。前者称为“专馆”，是为本家族子弟设立的，或者是几个家庭联合起来共同聘请一位老师，教学地点多设在家族祠堂。专馆具有专门、固定的特点，收取学费较高，但学生不多。后者称为“散馆”或者“门馆”，是私塾先生在自己家开的。这种私塾招生来者不拒，收费不高，因此有很多贫困学生。但总体来说，能够入学的家庭还是很少，清代四川的文盲率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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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四川私塾所使用的教材，一般是所谓“蒙学”读物，即《三字经》《百家姓》《增广贤文》《千字文》《幼学琼林》《唐诗三百首》之类，在学习了蒙学基础之上，再学习“四书五经”，学做八股文。双流刘沅开办的私塾，曾经招收并教育过1000多名学生，其中很多后来取得了举人甚至进士的资格。应该说，私塾为清代四川的地方教育做出了很大贡献。1906年4月，清政府颁布《私塾改良会章程》，推行教育新政，四川很多私塾改为初等小学，但实际上到民国时代，四川仍有私塾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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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四川还有书院，著名的有成都锦江书院、尊经书院，重庆东川书院、嘉陵书院，绵州涪江书院，宜宾翠屏书院，夔州少陵书院，绵竹紫岩书院，射洪金华书院，江油青莲书院等，一般设在名人、贤人的祠堂故居。如成都潜溪书院是明代开国大臣宋濂归葬的地方，绵竹紫岩是宋代抗金名将张浚读书的地点，射洪金华是唐代诗人陈子昂的家乡，江油青莲书院是大诗人李白的祠堂所在。与明代书院讲学议政的风气不同，清代书院主要针对科举考试。官办书院的经费由学田、学产支付，不足的部分由地方财政补充，一些书院的学田较多，如成都潜溪书院就有八百多亩学田。书院的负责人是山长，由地方官聘请进士、举人之类有声望的人担任，主要负责教学。山长下面设有正斋长和副斋长，他们主要负责行政工作；另外设有看司，负责书院的后勤伙食。到清代晚期，产生了尊经书院这样的著名学府，大儒张之洞亲自为书院制定了十八条学规，为学生开列阅读书目，用自己的钱购买经史子集等各类典籍1000多卷，并为书院筹款。著名的晚清经学家王闿运还担任尊经书院的山长，培养了一大批近代四川的精英人物，包括廖平、杨锐、宋育仁、吴玉章、张澜、刘咸荣等，清代四川唯一的状元骆成骧也是尊经书院培养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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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近代新式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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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政府推行新政，教育改革也是其中的重要部分，1904年清政府颁布了“癸卯学制”，学制主系列划分为三段七级，共25或26年。第一阶段为初等教育，包括蒙养院4年、初等小学堂5年和高等小学堂4年。第二阶段是中等教育，以中等学堂5年为主。第三阶段为高等教育，设立各类高等学堂。其中蒙养是3到7岁的幼儿教育，建立蒙养院，类似现代的幼儿园。通过教育改革，以新的近代教育取代传统的私塾、社学、书院之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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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教育方面，清朝《小学堂章程》规定儿童7岁入学，学制5年，目标是培育学生的伦理和爱国思想，开设课程包括修身、读经讲经、中国文字、算术、历史、地理、格致、体操等。到1910年，四川全省已经建立4年制小学1284所，3年制小学1664所，加上高等小学、女子小学等，全省公立、私立小学达到了12627所，小学数量之多，在全国排名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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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等教育方面，规定每个府必须至少设立一个中学堂，要求地方政府和士绅通力合作，迅速建立中学，兼有升学和就业两重任务。课程有修身、读经讲经、中国文学、外国语（日语、英语、德语、法语、俄语）、历史、地理、算学、博物、物理及化学、法制及理财、图画、体操。到1908年，全省官办和私立的中学已经达到51所，但自然科学和外语的师资力量较为薄弱。另外，西方教会在四川也兴办了一些中学，如绵阳南山中学，就是由英国基督教会所创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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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方面，晚清根据大学堂分科的需要，分为三类：第一类为升入大学经学科、政法科、文学科、商科做准备；第二类为升入大学格致、工科、农科做准备；第三类为升入大学医科做准备。1902年，四川中西学堂、尊经书院、锦江书院合并，建立省城高等学堂。1905年以后，又陆续兴办了四川法政学堂、通省农政学堂、四川工业学堂、甲种藏文学堂、四川存古学堂。英美基督教会还在成都建立了华西协合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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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哲学思想和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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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思想家费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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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密（1623—1699年），字此度，号燕峰，四川新繁人。1644年张献忠兵举成都后，逃亡西域，后流寓江苏泰州或扬州，晚年谒苏门孙钟元称弟子，研治心性之学。著有《毛诗广义》《弘道书》《圣门旧章》《荒书》等32种122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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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密的主要学术思想是尊重汉唐传统经学，反对宋代以来的程朱理学。他认为宋代理学家的“道统说”不成立，宋儒想象了一个从孔子到孟子到程颢、程颐再到朱熹的所谓“道统”，但实际上唐宋以来有很多不同的道统学说，理学家的说法只是其中一种而已。费密认为拥有“统”的是实际治理者，而不是坐而清谈的学者。先秦时期的君主、卿士是实际的治理者，学问的道统和治理的政统没有像后世那样分开，而是合一的，所以君主和老师的身份也是合一的。秦朝以后，政治仍然可以配合道统，一直延续到明代。但是，秦以后的道统质量不高，统治者是君主，却丧失了老师的品德和知识，所以费密提出“道脉”，指代继承了古代老师负责传承教化知识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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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密反对宋明理学家全面抹杀汉代、南北朝和隋唐经学儒生一切成果的观点，他认为汉代到唐朝的经学时代，儒生整理并保存了先秦时代的古老经书，有非常大的贡献，否则，先秦的古老经书以及关于道脉的知识就不可能传承下来。他认为宋代、明代理学家的讲学和古代经书不同，古代经书衡量是非曲直，全部可以用书本中的内容和记载来判断，核心是古老的经书。然而理学家讲学，虽然重视道德品行，但是容易流于空谈，不去落实到实践中。费密认为，要摆脱宋代理学家流于空谈的毛病，就必须回到务实的学问中。在他看来，宋明理学是虚的，像佛教和尚或道家隐士一样，只会静坐空谈，而不会具体做事。但是先秦古老传统不是这样，就算是做饭、驾马车这样比较低级的工作，正人君子也是乐于参与的，所以要践行道统，就必须做事。做事的态度，就是谨慎的言行，太过于高深的学理就不要去探讨，太过于奇怪的行为就不要去做，一切要踏踏实实，具体落实到房子、衣服、饮食、礼器等实物上去，从事士农工商的工作来实现家庭和睦、君臣和谐、工商繁荣、四海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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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方面，费密主张君臣共治，认为良臣是君主治理的重要帮手。如果君王是名山大川，那么良臣就是山上的巨树和鸟兽，如果君王是大海湖泊，那么良臣就是浪涛中的鱼和龙。优秀的儒生能帮助君主治理天下，这是一种技艺，就像是工人能巧妙地加工木材一样。他认为，从君王到文武百官，都像是工匠一样，处理好自己分内之事，那么天下就可以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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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唐甄与《潜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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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甄（1630—1704年），字铸万，号圃亭，四川达州人，清代早期著名的四川思想家，是清初激烈批判君主专制的健将，与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并称为“明末清初四大思想家”。顺治十四年（1657年）唐甄参加科举成为举人，次年被派往山西候补官职，在经历了多年的等待后，被任命为长子县的县官，晚年流寓江南，历30年著成《潜书》97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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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甄在哲学上具有鲜明的唯物主义思想特征，强调“万物皆有精，无精不生”，事物的变化，就是“精”“气”变化的结果。他认为世间万物均在变化，“日月星辰”“山川百物”“君长上下”都在变化，所以“皂人”“丐人”“蛮人”都可能成为“圣人”。这完全是大胆反传统的思想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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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甄的政治思想具有鲜明的激进性和战斗性，无情揭露和批判君主专制。他通过对“君日益尊，臣日益卑”的分析，指出君主专制造成极大恶果，一方面使“人君之贱视其臣民，如犬马虫蚁之不类于我”，另一方面又形成“自尊则无臣，无臣则无民，无民则为独夫”的局面。而专制君主之为独夫，实则民贼，“杀一人而取其匹布斗粟，犹谓之贼；杀天下之人而尽有其布粟之富，而反不谓之贼乎？”他公开宣称：“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对这些独夫民贼，“虽百其身不足以抵其杀一人一罪”，因而，“若上帝使我治杀人之狱，我则有以处之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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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甄在经济上主张“富民”，主张农商并重，认为：“立国之道无他，惟在于富，自古未有国贫而可以为国者。”反对专制君主“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在货币政策方面，他在《更币》《存言》等文中，提出废银用钱，白银缺少导致货币量不足，通货紧缩，影响经济发展。而恢复用钱，还应该大量铸币，以满足市场发展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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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甄思想犀利，言辞激烈，大胆反传统，激烈反专制，因而其《潜书》一出，“四方争购之”，不仅流传一时，还对近代思想界产生了很大影响。梁启超读过《潜书》后给予极高评价，认为此书对专制的批判“皆惊心动魄之言”，由此可见唐甄“品格高峻，心胸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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