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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甄（1630—1704年），字铸万，号圃亭，四川达州人，清代早期著名的四川思想家，是清初激烈批判君主专制的健将，与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并称为“明末清初四大思想家”。顺治十四年（1657年）唐甄参加科举成为举人，次年被派往山西候补官职，在经历了多年的等待后，被任命为长子县的县官，晚年流寓江南，历30年著成《潜书》97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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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甄在哲学上具有鲜明的唯物主义思想特征，强调“万物皆有精，无精不生”，事物的变化，就是“精”“气”变化的结果。他认为世间万物均在变化，“日月星辰”“山川百物”“君长上下”都在变化，所以“皂人”“丐人”“蛮人”都可能成为“圣人”。这完全是大胆反传统的思想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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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甄的政治思想具有鲜明的激进性和战斗性，无情揭露和批判君主专制。他通过对“君日益尊，臣日益卑”的分析，指出君主专制造成极大恶果，一方面使“人君之贱视其臣民，如犬马虫蚁之不类于我”，另一方面又形成“自尊则无臣，无臣则无民，无民则为独夫”的局面。而专制君主之为独夫，实则民贼，“杀一人而取其匹布斗粟，犹谓之贼；杀天下之人而尽有其布粟之富，而反不谓之贼乎？”他公开宣称：“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对这些独夫民贼，“虽百其身不足以抵其杀一人一罪”，因而，“若上帝使我治杀人之狱，我则有以处之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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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甄在经济上主张“富民”，主张农商并重，认为：“立国之道无他，惟在于富，自古未有国贫而可以为国者。”反对专制君主“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在货币政策方面，他在《更币》《存言》等文中，提出废银用钱，白银缺少导致货币量不足，通货紧缩，影响经济发展。而恢复用钱，还应该大量铸币，以满足市场发展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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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甄思想犀利，言辞激烈，大胆反传统，激烈反专制，因而其《潜书》一出，“四方争购之”，不仅流传一时，还对近代思想界产生了很大影响。梁启超读过《潜书》后给予极高评价，认为此书对专制的批判“皆惊心动魄之言”，由此可见唐甄“品格高峻，心胸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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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术观点上，唐甄与费密有相似之处，他们都反对宋明理学空谈心性和静坐，主张要努力实践以图改变社会。唐甄指出，儒生的宝贵之处是他们立志安定国家、消灭强暴，让民众安居乐业，而这些都只有通过具体的建功立业才能实现，袖手空谈是做不到的。如果只是重视个体修身，却无意于改变社会，这个人和普通人之间实际上就没有什么区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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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刘沅与《槐轩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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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沅（1767—1855年），字止唐，一字讷如，道号清阳居士、碧霞居士，四川双流人，是清朝中后期的四川思想家，祖上是从湖北麻城迁来的移民。刘沅不仅是一个学者，也是“刘门教”的教主，他把儒家对道德的追求和道教内丹术融为一体，形成了一个独特的民间宗教学派，又称“槐轩道”。刘沅的学术和思想，具有鲜明的个人特色，对晚清以来四川文化的影响非常深远，刘咸荣、刘咸炘等人都出自该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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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沅在1793年乡试中了举人，时年25岁，但后来连续三次参加会试都落榜了，因此便在家乡开办私塾教学。1796年，刘沅和哥哥刘芳皋一起进京参加会试，经过湖北当阳，一起游历道教“三十六洞天”之一的紫盖山，受启发后开始研究道书。后来在1799年刘沅遇到野云老人，学习了道家静功和内丹术，并结合对《周易》的研究，汇通儒家、道家的学问。1813年，刘沅全家搬迁到成都南门纯化街，院子里有一棵老槐树，于是自称“槐轩”，此后几十年，他就在此讲学。到1826年，吏部选拔刘沅为湖北天门县知县，刘沅以老母亲身体不好为理由推辞了，后来又推辞了国子监典簿之职，所以刘沅一生其实并未当官，只是教学和做学问。1855年，88岁的刘沅去世，留下了近200卷著作。但是由于他是四川本土学者，和外界很少交流，因此不太为人所知。到清末民国时期，他的后人及门人将他的主要著述结集刊行，命名为《槐轩全书》，这才引起了学界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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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沅的《槐轩全书》中主体部分是对《尚书》《诗经》《周礼》《周易》《礼记》《春秋》《仪礼》、“四书”、《大学古本》《孝经》这些儒家经书进行注解和研究，另外还有《史存》《正讹》《子问》《又问》等篇目。刘沅的经学思想是反对宋明理学，认为古儒的经其实涵盖了更为广泛的范围，可以与道家、佛家相互印证，比如在《子问》篇里面，他提出了道家用坎卦去填补离卦的思想，其实就是儒家的克己复礼，二者殊途同归。他又认为，佛家讲的明心见性，老子讲的存神养性，其实都是和孟子思想相通的。正因如此，所以他并不排斥佛家的诵经、咒语，也不反对道家的画符，只是要坚持中庸的立场，将这些作为工具，但根本的关键是人自身的努力修为，发奋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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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沅对待儒家经学内部的古文经、今文经之间的纷争，也是尽量持中立态度，调和二者的关系。当时有今文经学者认为《周礼》是汉朝刘歆为了帮助王莽篡汉而伪造的，但刘沅认为《周礼》的文字中包含了古代圣人立法的含义，都是儒家经典，不应该厚此薄彼。在《春秋》经的问题上，他主张对古文的《左传》，今文的《公羊传》《榖梁传》都做出考证和解释，不必夸大三者之间的分歧，关键是对这三家传的所有注疏加以辨正即可。在《诗经》方面，刘沅也不限于古文毛诗和今文的三家诗之间争议，而是在肯定历代注释家给各家注解功劳的前提下，主张要整合各家的观点，以“折中”的态度进行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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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沅一生几十年从事研究、著述和教学，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从儒释道到教育和医学，都留下了自己的成果。刘沅教过的学生，前后达到上千人的规模，其中有上百人成为进士，出类拔萃者非常多，可以说他是自汉代文翁化蜀以来，四川最为重要的教育家，他创建的槐轩学派对晚清到现代的四川文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被称为“川西夫子”。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由四川总督锡良上奏，清廷批准在清国史馆为刘沅立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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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经学家廖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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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平（1852—1932年），字季平，四川井研人，是中国近代最著名的经学大师。他1874年参加院试，录为秀才，1876年再应科试，以优等食廪饩，调尊经书院深造，并从王闿运研习经学。1889年会试中进士，不愿为官，以教授职回川教学、研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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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平治《春秋公羊传》，不拘泥于今文经，敢于离经叛道，随时局变化而标新立异，而以“经学六变”闻名于世。1882年至1886年间，他撰成《榖梁集解纠谬》《公羊何氏解诂十论》及其三续、《今古学考》等书，认为今古文经学相与为敌的根源在于礼制不同。“今礼异于古礼，皆孔子所改”，是孔子晚年“哀道不行，不得不假手自行其意，以挽弊纠偏”。廖平此说，不啻为经学史上最新、最大胆的研究成果，被时人称为廖平经学思想的第一变，即所谓“平分今古学”，即今古经可以“同治中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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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平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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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7年至1897年，廖平著《续今古考》《知圣篇》《辟刘篇》，又改变了“平分今古学”的思想，《辟刘篇》和《知圣篇》的主旨是托古改制。他认为，古文经均为刘歆伪作，今文经则为孔子受命改制而作，其中的微言大义，可以垂范千古，经世致用，应予尊奉。这两篇的托古改制思想，为康有为吸取而作《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以此作为维新变法的理论基础。张之洞称康有为是廖平的嫡传弟子，梁启超是再传弟子；章太炎、梁启超也认为康有为受到廖平经学二变的影响；近世古史辨派大师顾颉刚、钱玄同等也受到廖平经学二变全盘否定古文经的深刻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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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8年至1904年，廖平著《地球新义》《古今学考》《周礼大统义证》《皇帝疆域图》等，再次改变尊今抑古主张，倡导“古大今小”，即古文经为“大统”，今文经为“小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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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2年，廖平著《知圣续篇》，又倡“天人之学”，随后又著《天人学考》《经学四变记》《尊孔篇》（1906年）、《孔经哲学发微》（1913年），把尊孔提到迷信的程度，这是他的经学第四变。1912年，廖平著《五变记》，倡导“人天小大学”。1919年以后，又倡“五运六气学”，这是他的经学第六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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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平的经学六变，前三变远优于后三变。前三变以“公羊三世说”的变易思想为中心，并吸收西方的进化论思想，形成了独特的变易哲学和进化历史观，认为历代不同制，应随时变通，因世改制。后三变则不论哲学思想还是学术价值，均不能同前三变相提并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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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简史 [:1706652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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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活动家、思想家、革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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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变法维新运动中，四川涌现出一批名闻全国的活动家、宣传家、思想家，其中最著名的是杨锐、刘光第、宋育仁。戊戌变法失败后，在救亡图存形势下，四川巴县人邹容毅然走上革命道路，成为著名的革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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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杨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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