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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沅的《槐轩全书》中主体部分是对《尚书》《诗经》《周礼》《周易》《礼记》《春秋》《仪礼》、“四书”、《大学古本》《孝经》这些儒家经书进行注解和研究，另外还有《史存》《正讹》《子问》《又问》等篇目。刘沅的经学思想是反对宋明理学，认为古儒的经其实涵盖了更为广泛的范围，可以与道家、佛家相互印证，比如在《子问》篇里面，他提出了道家用坎卦去填补离卦的思想，其实就是儒家的克己复礼，二者殊途同归。他又认为，佛家讲的明心见性，老子讲的存神养性，其实都是和孟子思想相通的。正因如此，所以他并不排斥佛家的诵经、咒语，也不反对道家的画符，只是要坚持中庸的立场，将这些作为工具，但根本的关键是人自身的努力修为，发奋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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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沅对待儒家经学内部的古文经、今文经之间的纷争，也是尽量持中立态度，调和二者的关系。当时有今文经学者认为《周礼》是汉朝刘歆为了帮助王莽篡汉而伪造的，但刘沅认为《周礼》的文字中包含了古代圣人立法的含义，都是儒家经典，不应该厚此薄彼。在《春秋》经的问题上，他主张对古文的《左传》，今文的《公羊传》《榖梁传》都做出考证和解释，不必夸大三者之间的分歧，关键是对这三家传的所有注疏加以辨正即可。在《诗经》方面，刘沅也不限于古文毛诗和今文的三家诗之间争议，而是在肯定历代注释家给各家注解功劳的前提下，主张要整合各家的观点，以“折中”的态度进行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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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沅一生几十年从事研究、著述和教学，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从儒释道到教育和医学，都留下了自己的成果。刘沅教过的学生，前后达到上千人的规模，其中有上百人成为进士，出类拔萃者非常多，可以说他是自汉代文翁化蜀以来，四川最为重要的教育家，他创建的槐轩学派对晚清到现代的四川文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被称为“川西夫子”。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由四川总督锡良上奏，清廷批准在清国史馆为刘沅立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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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经学家廖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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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平（1852—1932年），字季平，四川井研人，是中国近代最著名的经学大师。他1874年参加院试，录为秀才，1876年再应科试，以优等食廪饩，调尊经书院深造，并从王闿运研习经学。1889年会试中进士，不愿为官，以教授职回川教学、研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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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平治《春秋公羊传》，不拘泥于今文经，敢于离经叛道，随时局变化而标新立异，而以“经学六变”闻名于世。1882年至1886年间，他撰成《榖梁集解纠谬》《公羊何氏解诂十论》及其三续、《今古学考》等书，认为今古文经学相与为敌的根源在于礼制不同。“今礼异于古礼，皆孔子所改”，是孔子晚年“哀道不行，不得不假手自行其意，以挽弊纠偏”。廖平此说，不啻为经学史上最新、最大胆的研究成果，被时人称为廖平经学思想的第一变，即所谓“平分今古学”，即今古经可以“同治中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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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平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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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7年至1897年，廖平著《续今古考》《知圣篇》《辟刘篇》，又改变了“平分今古学”的思想，《辟刘篇》和《知圣篇》的主旨是托古改制。他认为，古文经均为刘歆伪作，今文经则为孔子受命改制而作，其中的微言大义，可以垂范千古，经世致用，应予尊奉。这两篇的托古改制思想，为康有为吸取而作《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以此作为维新变法的理论基础。张之洞称康有为是廖平的嫡传弟子，梁启超是再传弟子；章太炎、梁启超也认为康有为受到廖平经学二变的影响；近世古史辨派大师顾颉刚、钱玄同等也受到廖平经学二变全盘否定古文经的深刻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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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8年至1904年，廖平著《地球新义》《古今学考》《周礼大统义证》《皇帝疆域图》等，再次改变尊今抑古主张，倡导“古大今小”，即古文经为“大统”，今文经为“小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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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2年，廖平著《知圣续篇》，又倡“天人之学”，随后又著《天人学考》《经学四变记》《尊孔篇》（1906年）、《孔经哲学发微》（1913年），把尊孔提到迷信的程度，这是他的经学第四变。1912年，廖平著《五变记》，倡导“人天小大学”。1919年以后，又倡“五运六气学”，这是他的经学第六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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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平的经学六变，前三变远优于后三变。前三变以“公羊三世说”的变易思想为中心，并吸收西方的进化论思想，形成了独特的变易哲学和进化历史观，认为历代不同制，应随时变通，因世改制。后三变则不论哲学思想还是学术价值，均不能同前三变相提并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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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简史 [:1706652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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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活动家、思想家、革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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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变法维新运动中，四川涌现出一批名闻全国的活动家、宣传家、思想家，其中最著名的是杨锐、刘光第、宋育仁。戊戌变法失败后，在救亡图存形势下，四川巴县人邹容毅然走上革命道路，成为著名的革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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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杨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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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锐（1857—1898年），字退之，后改叔峤，四川绵竹人，1874年考中秀才，1875年入尊经书院肄业，1885年中举人，1889年授内阁中书，参与修纂《大清会典》，书成，升内阁候补侍读。甲午战后，在京积极参加公车上书活动，同康有为等组织强学会，鼓吹开发民智，讲求经济之学，学习西方科技等自强之道。1898年3月，杨锐与刘光第等人在京成立蜀学会，创办蜀学堂，招收川籍在京人士，兼习中西学业，并参加保国会，受到光绪皇帝召见，赐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与新政，时人称之为“大手笔”，誉为“才学淹通，志性端谨，切究当世之务，绝无浮夸之习”，为光绪皇帝起草诏书，深受信任。1898年9月14日，光绪皇帝觉察到慈禧太后即将对变法维新进行反扑，即召“治毅，可属大事”的杨锐入宫，交与密诏，要求杨锐与刘光第、谭嗣同、林旭等“详悉筹议”，“使新政及时举行，又不致少拂圣意”。杨锐复奏大纲三条：“一言皇太后亲挈天下以授之皇上，应宜遇事将顺，行不去处，不宜固执己意；二言变法宜有次第；三言进退大臣不宜太骤。”9月21日，慈禧太后突然发动政变，光绪皇帝被囚于瀛台，戊戌变法失败。9月24日，杨锐被捕。9月28日，杨锐与刘光第、谭嗣同、林旭、杨深秀、康广仁同时遇难，史称“戊戌六君子”。杨锐一生著作甚丰，尤长诗文，有《杨叔峤文集》《杨叔峤诗集》等行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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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刘光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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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光第（1859—1898年），字德星，号裴村，四川富顺人，1882年中举人，1883年中进士，授刑部广西司主事。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于是年冬上《甲午条陈》（《论战守与愿皇上专政权以图变法》），文章痛陈时弊，指出：“兹外洋逼我，门庭堂奥，无处不通”，“今倭已形猖獗，恐俄亦隐然思逞”，面对这种形势，皇上应“勃然发愤，内断于心，披览史册，鉴古今之成败，周知海内，酌中外之利害，然后用开创之规模，为继述之事业”，因而提出“当时之所行、将来当变通者”的四条建议即变法主张：一是光绪帝大权独断，二是去蒙蔽、取直言，三是严责罚、操胜算，四是修武备、振积弱。《甲午条陈》并未送达光绪皇帝之手，但在京城内外广为流传。刘光第在主张变法的同时，还主张学习西方的参用民权议院等主张。1898年3月，刘光第与杨锐等人在京成立蜀学会，4月组建保国会。9月，受光绪帝召见，赞其能“力陈时事艰危，与中外积弊，非力矫冗滥，无以图治”，授四品卿衔，与杨锐、谭嗣同、林旭并为军机四卿，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与新政。9月24日，与杨锐等同时遇难，为“戊戌六君子”之一。刘光第的哲学思想深受廖平影响，主张变通因革。他长于诗文，“时辈罕与抗手，诗尤独造，可以名家”，其诗文原刊有《衷圣斋文集》《衷圣斋诗集》，1986年汇为《刘光第集》出版，收录文56篇、诗688首、书信65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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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宋育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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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育仁（1857—1931年），字芸子，又字芸岩，号道复，别号向琴阁主，四川富顺人，1875年考取秀才，入尊经书院学习，1882年中举人，1886年中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1887年写成《时务论》初稿，1889年改任翰林院检讨。1894年出任驻英、法、意、比四国公使参赞，留心考察西方政治、经济、文化，写成《采风记》4卷，以英国议会制君主立宪为标本，提出实行“君民共治”的政治主张。1895年解职回国，参加强学会，负责主讲“中国自强之学”，被推为“都讲”。所著《时务论》和《采风记》出版后，风行一时，被称为“新学巨子”。1896年，宋育仁主持四川矿务并担任商务总局监督，大力兴办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参与创办《渝报》《蜀学报》，组织蜀学会，积极宣传推行变法维新主张。在哲学思想上，宋育仁主张复古改制，尊今抑古，著《周礼十种》和《周官图谱》，以西学解释中学的典章制度，力图阐明西方国家制度符合中国古代圣人之道和先王之制。宋育仁提出中国古代圣人之道，认为“其始务在富强，其术在六经，而《周官》尤备”，指出“取证于外国富强之实效，而正告天下以复古之美名，名正言顺事成，而天下悦从，而四海无不服，舍此而再思其次，则无策以自救，因此则拨乱而反治，转败而为功”。他的这些变法主张，对四川乃至全国思想界产生了较大影响，被称为“四川睁眼看世界”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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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邹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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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变法失败后，有识之士总结经验教训，认识到救亡图存必须革命，不能再走改良主义老路。在孙中山领导下，不少志士投身革命，加入民族民主革命的队伍当中。邹容就是在这种形势下走上革命道路，成为著名的革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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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容（1885—1905年），原名绍陶、桂文，字威丹、蔚丹，四川巴县人。幼年受康、梁维新思想影响，1902年春夏之交东渡日本，进入东京同文馆学习。留学日本期间，他认真研读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著作，积极参加爱国学生运动，并开始写作《革命军》一书。1903年春，因反对清政府迫害学生，邹容带头剪除留日学监姚文甫的发辫，受清廷和日政府迫害，被迫辍学回国，在上海结识章太炎等革命志士，参加上海爱国学社和拒俄义勇队运动，并发起组织中国学生同盟会。在此期间，他奋笔疾书，完成了《革命军》一书，署名为“革命军中马前卒邹容记”。此书由章太炎作序，柳亚子等人筹集经费，于当年5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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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军》从哲学高度论证了革命是“天演之公理”“世界之公理”，献身革命是每个中国人的天职。在这部书中，邹容响亮地提出建立“中华共和国”的主张，提出中华共和国采用议会制度，大总统由选举出来的议员投票公举。在《革命军》末尾，邹容发出了令世人振聋发聩的喊声：“中华共和国万岁！”“中华共和国四万万同胞的自由万岁！”《革命军》是中国第一部系统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资产阶级共和国思想的著作，产生了极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一经出版，便风靡全国，辛亥革命前就已重印20余次，发行110万册。1903年7月初，清廷勾结英巡捕房，制造“《苏报》案”构陷，邹容被判刑两年，1905年4月3日死于狱中。1912年2月，南京临时政府追赠邹容为大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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