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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渝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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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宋育仁与《渝报》和《蜀学报》 甲午战争以后，北京、上海、天津等大城市首先出现了报纸，四川第一份近代报纸是1897年宋育仁在重庆创办的《渝报》。《渝报》是一份每月出3期的旬刊册报，每册约30余页，登载的稿件以宣传维新变法、救亡图存为主。1898年春宋育仁出任尊经书院山长，《渝报》出刊至第16期停办。1898年5月，宋育仁在成都创办《蜀学报》，初为半月刊，第4期后改为旬刊，共出了13期，为蜀学会的机关报。《蜀学报》是近代成都地区出版、发行的最早一份报纸，由尊经书局在成都出版，宋育仁担任报纸总理，杨道南担任协理，吴之英担任主笔，廖平担任总纂。《蜀学报》刊登了大量主张维新变法的文章，对四川的变法维新思想起到了推广宣传的作用。随着戊戌变法的失败，该报在同年九月被清廷查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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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傅崇矩与成都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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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四川报业的发展，《成都通览》的作者傅崇矩也做出了很大贡献，他曾创办了多种报纸。1900年他创办了《算学报》，是四川最早的理科报纸。1901年，他创办了成都第一份民办白话文报纸《启蒙通俗报》，每天出一张，是真正的日报。由于当时四川识字的人很少，文化水平偏低，所以除了刊登新闻以外，一般也刊登文艺小品、灯谜一类的内容，便于引起文化偏低人群的兴趣。他在1909年创办了《通俗画报》，是四川最早的画报，通过用大量图片代替文字吸引了许多不识字和识字不多的读者，起到了传播文化和观念的作用。此外，他还设置了成都第一家公益性的公众阅览室即“阅报公所”，提供多达82种全国各地，甚至海外的报纸给市民免费阅读，其中日本的报纸就有两种，即《日本日华新报》《日本图书月报》。公众报纸阅览室的设立，给四川提供了现代信息传播的重要公共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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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四川报刊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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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897年到1911年，四川的报刊共有20多种，除《渝报》和《蜀学报》外，重要报刊还有杨庶堪与朱必谦等于1903年4月创办的《广益丛报》，1904年9月卞鼒创办的《重庆日报》，1904年创办的《四川官报》和同年创办的《成都日报》，1906年由四川留日学生在日本东京创刊的《鹃声》杂志，1908年1月在东京出版的《四川》杂志（主持人为吴玉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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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益丛报》每个月出版两册到三册，读者对象主要是乡村士绅、工商业精英、官员、青年教师、学生。该报既宣传西方现代科学，也传播维新派、革命派的观点，转载各类文章，内容结构类似今天的文摘杂志。内容十分丰富，有谕旨、奏牍、章疏、国政、国魂、哲闻、史髓、地学、女学、学案、生理、图表、杂录、短品、来信、小说、译文等。在早期阶段，该报主张变法维新，主张废除科举，兴建新式学校，兴办女学，创办白话刊物，主张兴建铁路、马路，制造轮船、电灯，并增加进出口贸易，希望能唤起沉睡的雄狮，抵抗外国列强的瓜分，建立君主立宪的“开明专制”。1906年以后，该报开始偏向革命派观点，反对君主专制，宣扬欧美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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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日报》是重庆同盟会宣传的重要阵地，刊登的大多数文章是攻击清朝腐败、贪污的。1905年，由于该报刊登了侮辱慈禧为“老妓”的文章，清朝秘密逮捕了卞鼒，将其虐杀于监狱之中，该报也被查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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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鹃声》由四川同盟会员创办，取名的用意是像杜鹃啼血一样为整个中国悲鸣，一共出了三期，封面上宣扬“拥护人权”，并且刊登了革命者邹容的画像。该刊认为，现在中国面临亡国的危境，会被欧美列强所瓜分，希望国人拼死去守卫国家。此外，刊物也宣传“文明国”的“自由权”，要求保障思想自由、出版自由、言论自由，引起了清朝的恐慌，因此被取缔。1907年下半年，在日本留学的四川同盟会学生，邀请原《鹃声》的编辑和主要撰稿人参加新办的《四川》杂志。《四川》的基本立场是主张对清朝进行革命，揭露清朝的卖国行为，坚决反对列强瓜分中国。《四川》设立有图画、论著、译丛、时评、演说、来稿、小说、文苑等栏目板块，刊登的主题包括警告全四川、讨论政党和国家的关系、中国和全世界之间的经济问题、川汉铁路、警察的权限等诸多方面，受到读者热烈欢迎，发行量达到5000份，但后来被日本政府取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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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时期四川的报刊，基本上起到了新闻传递、政治宣传和娱乐消遣等三方面的作用。这些报刊传播了近代的思潮，提供了近代化的信息流通渠道，对四川社会发生了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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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简史 [:1706652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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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科技与史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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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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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四川的科技发展，主要体现在盐业、农业、医学等方面，到晚清则引入了近代的西方科技，用于发展工矿企业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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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业方面，清代四川有四部总结农业生产技术的著作。雍正时成都知县张文梵的《农书》，对选种、育种、播种、疏耙、锄耘、粪壤、水利、牧牛等生产技术分门别类加以总结、介绍，尤其是教民贮冬水、筑田埂保留冬水田的做法，在四川农田改良技术上是一个很大进步。乾隆时大足知县沈潜的《蚕桑说》，对蚕、桑事业的诸方面进行总结，至今仍有参考价值。乾隆时德阳知县阚昌言的《农事说》，从天时地利到改良技术和管理方法进行论述说明，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乾隆时什邡人张宗法的《三农纪》，对天时地利、治田育秧、稻田管理、畜牧兽医、农产品加工、备荒救荒等诸多方面进行详尽论述，内容十分丰富，全书达33万言，具有指导农事生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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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工业方面，盐井的钻井、治井技术均有改进提高。钻井方面，总结出“相其地脉”，选择“两河夹岸，山形险急，得沙势处”的科学开采方法；钻井工具出现了多种形制钻头和在钻头前后两面开凹形泥槽以及钻头加钢刃等技术，还出现了“泥孩儿”“财神锉”等打捞井下落物的工具。治井技术方面，用“漕针以冲击其脂凝”，用“拽子以和解其胶密”，用“刮筒”以吸其泥沙，解决了井筒剥落、土石堙塞等井下故障。在采卤技术方面，采取升高天车的方法，以解决吸卤筒加长的问题。钻井技术的改进和提高，使清代盐井深度大大提高，道光十五年（1835年）钻出1001.42米深的燊海井，是当时世界上第一口超千米的深井。与同时期的西方相比，燊海井的技术走在了世界前列。燊海井开凿成功11年以后，俄国的谢苗诺夫才在1846年钻成了一口浅井，采集到少量的井油。又过了13年以后，美国人狄拉克才在1859年钻出了一口不到22米的井，采集到1.8吨的井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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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贡的燊海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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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医学技术方面，最出名的是彭县人唐宗海，他是中国最早把中医和现代西医进行汇通的医学家。他在1884年写成了《血证论》，第二年中举后在江南一带游历，和上海等地的医生交流。他高超的医术在上海受到了广泛的赞誉，很多疑难杂症到了他的手里，都能得到化解，人们对此感到非常神奇。1889年他中了进士，担任礼部主事，医学的高超水平也为众人所周知。以后他前往上海，当时正是洋务运动的高潮时期，西方的现代医学也传播到中国。在上海这一国际化城市，他认识到现代西医的长处，同时认为传统中医也有长处，因此医学的进展需要将二者加以汇通与融合。他以中国古代医学理论为基础，吸取西医解剖学、生理学知识，撰成了《中西汇通医经精义》两卷，在1892年刊印出版，成为中国医学“中西汇通”先驱者，享誉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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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史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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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四川没有重大的史学成果问世，其原因一方面是文字狱压力，另一方面也与明末清初战乱后四川文化遭受巨大破坏有关。清代四川没有专门的私人修史，一般是以私人回忆录的形式承载史料，代表作有张烺的《烬余录》、费密《荒书》、欧阳直《纪乱》、杨鸿基《蜀难纪实》、彭遵泗《蜀碧》等。遂宁县人张烺的《烬余录》，是他晚年晋见康熙皇帝后，康熙希望他将年轻时亲身经历的战乱记录下来，于是写了这一回忆录，一共1万多字，描写明末清初战乱对四川的巨大破坏，因此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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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理学的思想家费密也将他亲身经历的明末清初战乱写成了回忆录《荒书》，内容以亲身经历为主，以亲人口述的回忆以及向老兵询问的经历为辅。由于害怕得罪清朝，他一直不敢将书稿刊布，直到康熙要修《明史》，到处征集史料，号称虽然写了得罪清廷的内容也不会加罪，在这个背景下，费密才重新整理了旧稿，删掉了南明各个政权的相关记载，修改了使用南明政权年号的文字。该书较为详细地记载了明末清初四川天翻地覆的惨烈战乱，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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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时期进士彭遵泗的《蜀碧》，收集了大量史料文献，基本囊括了当时能见到关于张献忠屠杀的全部资料，包括《明史》《明史纲目》《明史纪事本末》等25种，详细记载了张献忠在四川大肆杀伐的细节。虽然《蜀碧》将所有的杀伐行为都归于张献忠，有失公允，但仍不失为四川清初的重要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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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志方面，清代四川纂修省志凡三次，即：康熙十二年（1673年）修成刊行的《四川总志》36卷，雍正时纂修、乾隆元年（1736年）刊行的《四川通志》47卷，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修成刊行的《四川通志》226卷。这三部省志中，以嘉庆《四川通志》规模最大，内容也最为丰富，共有204卷，接近500万字。其资料极其丰富，涵盖了沿革、疆域、地形、城池、河流、堤堰、官署、关隘、渡口、寺庙、墓葬、风俗、器物、古迹等众多方面，还记载了大小金川战役、少数民族区域等相关内容。此外，清代四川还修有成都、顺庆、叙州、夔州、龙安、潼川、雅州等府志，以及州县志200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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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四川的方志分为官修和私修两种，优秀的方志主要是由学问大家修成，如段玉裁修的乾隆时期《富顺县志》，李调元修的乾隆时期《罗江县志》，彭遵泗等修的乾隆时期《丹棱县志》之类。段玉裁是乾嘉学派的重要学者，他在担任富顺知县的时候，发现旧县志非常混乱，无法提供关于治理的有效信息，所以他亲自拟定了《富顺县志》的篇目，共设建置、疆域、城池、治署、山川上、山川下、古迹、田赋、户口、盐政、里镇、风俗、防汛、坊表、坟墓、学校、坛庙、官师、宦迹、科第、乡贤上、乡贤下、考义、文苑、列女、祥异、外记等27门。李调元修《罗江县志》，用了3年时间，直至1802年完成，记载了罗江县的沿革、城池、县署、名宦、机构建制、祠庙寺观、风景名胜、东南西北各乡的情况，以及节孝、技术、土产等，并附载了古代碑文和各类礼仪的相关内容、细节，对一些器物绘有图形。彭遵泗的《丹棱县志》一共有12卷，是丹棱县的知县黄云邀请彭遵泗编修的，在彭遵泗临死前一年完成了该书，却未能来得及印刷出版。到1761年，由新知县李光泗从彭遵泗的儿子那里得到书稿，才将其出版，这也是丹棱县现存最早的县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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