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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业方面，清代四川有四部总结农业生产技术的著作。雍正时成都知县张文梵的《农书》，对选种、育种、播种、疏耙、锄耘、粪壤、水利、牧牛等生产技术分门别类加以总结、介绍，尤其是教民贮冬水、筑田埂保留冬水田的做法，在四川农田改良技术上是一个很大进步。乾隆时大足知县沈潜的《蚕桑说》，对蚕、桑事业的诸方面进行总结，至今仍有参考价值。乾隆时德阳知县阚昌言的《农事说》，从天时地利到改良技术和管理方法进行论述说明，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乾隆时什邡人张宗法的《三农纪》，对天时地利、治田育秧、稻田管理、畜牧兽医、农产品加工、备荒救荒等诸多方面进行详尽论述，内容十分丰富，全书达33万言，具有指导农事生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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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工业方面，盐井的钻井、治井技术均有改进提高。钻井方面，总结出“相其地脉”，选择“两河夹岸，山形险急，得沙势处”的科学开采方法；钻井工具出现了多种形制钻头和在钻头前后两面开凹形泥槽以及钻头加钢刃等技术，还出现了“泥孩儿”“财神锉”等打捞井下落物的工具。治井技术方面，用“漕针以冲击其脂凝”，用“拽子以和解其胶密”，用“刮筒”以吸其泥沙，解决了井筒剥落、土石堙塞等井下故障。在采卤技术方面，采取升高天车的方法，以解决吸卤筒加长的问题。钻井技术的改进和提高，使清代盐井深度大大提高，道光十五年（1835年）钻出1001.42米深的燊海井，是当时世界上第一口超千米的深井。与同时期的西方相比，燊海井的技术走在了世界前列。燊海井开凿成功11年以后，俄国的谢苗诺夫才在1846年钻成了一口浅井，采集到少量的井油。又过了13年以后，美国人狄拉克才在1859年钻出了一口不到22米的井，采集到1.8吨的井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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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贡的燊海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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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医学技术方面，最出名的是彭县人唐宗海，他是中国最早把中医和现代西医进行汇通的医学家。他在1884年写成了《血证论》，第二年中举后在江南一带游历，和上海等地的医生交流。他高超的医术在上海受到了广泛的赞誉，很多疑难杂症到了他的手里，都能得到化解，人们对此感到非常神奇。1889年他中了进士，担任礼部主事，医学的高超水平也为众人所周知。以后他前往上海，当时正是洋务运动的高潮时期，西方的现代医学也传播到中国。在上海这一国际化城市，他认识到现代西医的长处，同时认为传统中医也有长处，因此医学的进展需要将二者加以汇通与融合。他以中国古代医学理论为基础，吸取西医解剖学、生理学知识，撰成了《中西汇通医经精义》两卷，在1892年刊印出版，成为中国医学“中西汇通”先驱者，享誉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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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史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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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四川没有重大的史学成果问世，其原因一方面是文字狱压力，另一方面也与明末清初战乱后四川文化遭受巨大破坏有关。清代四川没有专门的私人修史，一般是以私人回忆录的形式承载史料，代表作有张烺的《烬余录》、费密《荒书》、欧阳直《纪乱》、杨鸿基《蜀难纪实》、彭遵泗《蜀碧》等。遂宁县人张烺的《烬余录》，是他晚年晋见康熙皇帝后，康熙希望他将年轻时亲身经历的战乱记录下来，于是写了这一回忆录，一共1万多字，描写明末清初战乱对四川的巨大破坏，因此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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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理学的思想家费密也将他亲身经历的明末清初战乱写成了回忆录《荒书》，内容以亲身经历为主，以亲人口述的回忆以及向老兵询问的经历为辅。由于害怕得罪清朝，他一直不敢将书稿刊布，直到康熙要修《明史》，到处征集史料，号称虽然写了得罪清廷的内容也不会加罪，在这个背景下，费密才重新整理了旧稿，删掉了南明各个政权的相关记载，修改了使用南明政权年号的文字。该书较为详细地记载了明末清初四川天翻地覆的惨烈战乱，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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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时期进士彭遵泗的《蜀碧》，收集了大量史料文献，基本囊括了当时能见到关于张献忠屠杀的全部资料，包括《明史》《明史纲目》《明史纪事本末》等25种，详细记载了张献忠在四川大肆杀伐的细节。虽然《蜀碧》将所有的杀伐行为都归于张献忠，有失公允，但仍不失为四川清初的重要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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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志方面，清代四川纂修省志凡三次，即：康熙十二年（1673年）修成刊行的《四川总志》36卷，雍正时纂修、乾隆元年（1736年）刊行的《四川通志》47卷，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修成刊行的《四川通志》226卷。这三部省志中，以嘉庆《四川通志》规模最大，内容也最为丰富，共有204卷，接近500万字。其资料极其丰富，涵盖了沿革、疆域、地形、城池、河流、堤堰、官署、关隘、渡口、寺庙、墓葬、风俗、器物、古迹等众多方面，还记载了大小金川战役、少数民族区域等相关内容。此外，清代四川还修有成都、顺庆、叙州、夔州、龙安、潼川、雅州等府志，以及州县志200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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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四川的方志分为官修和私修两种，优秀的方志主要是由学问大家修成，如段玉裁修的乾隆时期《富顺县志》，李调元修的乾隆时期《罗江县志》，彭遵泗等修的乾隆时期《丹棱县志》之类。段玉裁是乾嘉学派的重要学者，他在担任富顺知县的时候，发现旧县志非常混乱，无法提供关于治理的有效信息，所以他亲自拟定了《富顺县志》的篇目，共设建置、疆域、城池、治署、山川上、山川下、古迹、田赋、户口、盐政、里镇、风俗、防汛、坊表、坟墓、学校、坛庙、官师、宦迹、科第、乡贤上、乡贤下、考义、文苑、列女、祥异、外记等27门。李调元修《罗江县志》，用了3年时间，直至1802年完成，记载了罗江县的沿革、城池、县署、名宦、机构建制、祠庙寺观、风景名胜、东南西北各乡的情况，以及节孝、技术、土产等，并附载了古代碑文和各类礼仪的相关内容、细节，对一些器物绘有图形。彭遵泗的《丹棱县志》一共有12卷，是丹棱县的知县黄云邀请彭遵泗编修的，在彭遵泗临死前一年完成了该书，却未能来得及印刷出版。到1761年，由新知县李光泗从彭遵泗的儿子那里得到书稿，才将其出版，这也是丹棱县现存最早的县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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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简史 [:1706652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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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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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的宗教政策继承了以前的做法，只要宗教服从国家的权威和管理，则承认其合法性。传统的宗教主要是佛教和道教，清朝统治者信仰萨满教、喇嘛教，也将佛、道视为和儒家有共同源流的“三教合一”，雍正做过“三教语录”，认为儒释道的精神是并行不悖的。因此，清朝对佛教、道教都给予合法性的承认与保护，在四川的成都以及其他一些地方还修建有“三教寺”，祭拜儒家的圣贤、佛教的佛和菩萨，以及道教的天尊和神仙。但总体来看，四川的佛教兴盛程度远在道教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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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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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四川的佛教包括了汉传佛教、藏传佛教两种。清朝对佛教的政策是严格管理，信仰自由，对于寺庙与和尚的数量、规模都有严格的限制，其用意有三：一是防范民间反叛势力利用宗教作乱；二是要将宗教活动尽量控制在国家所能掌控的范围内，以符合基本教化；三是限制其规模，以免影响社会的经济和税收。清代四川著名的佛教寺中心有峨眉山、昭觉寺、大慈寺、文殊院、草堂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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峨眉山自宋以来即为佛教圣地，明清之际有著名的报国寺、伏虎寺、清音阁、洪椿坪、仙峰寺、洗象池、金顶华藏寺、万年寺八大寺庙。尼姑修行的寺院有伏虎寺、雷音寺、善觉寺、纯阳殿、神水阁。寺庙中的佛教造像，有泥塑、木雕、玉刻、铜铁铸、瓷制、脱纱等各种材质工艺，制作精美，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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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的昭觉寺也是清代著名的佛教中心，该寺在明末清初的战乱中被毁，清朝初年由四川高僧破山禅师重建，并在周边开荒种田，修建石堰。破山禅师是临济宗、曹洞宗的重要高僧，曾经在修炼时从山下跌落，左脚受伤而顿悟，从此号称破山海明。康熙二年（1663年），丈雪法师筹款重建昭觉寺，先后修建了大雄宝殿、圆觉殿、天王殿、金刚殿、说法堂、藏经楼、八角亭等殿宇，重塑佛像，迎请佛经。而后住持佛冤法师曾受清朝派遣，深入阿坝、松潘等藏族地区交流传播佛教，受到藏人的欢迎，藏人送给他一些礼物，被带回昭觉寺悬挂在大雄宝殿。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他还派弟子去松潘迎请藏族僧人格西竹峰来掌管昭觉寺，成为昭觉寺重建后的第三任方丈。竹峰在寺内建立藏地密宗的法坛，供藏族、蒙古族的喇嘛僧人修炼密法。昭觉寺融合了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是清代四川佛教承载了民族友好、文化交融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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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著名的佛教寺院还有文殊院，它曾于明末清初毁于战火。1681年慈笃禅师发愿重建文殊院，在废墟之间秉持禅修，修建了茅草房居住。老百姓认为他是文殊菩萨的现身，对他崇拜仰慕。慈笃禅师逐渐得到了官府和士绅的支持和捐助，重建了寺庙，并为了纪念文殊菩萨将其称为文殊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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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道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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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四川的道教主要是全真龙门派，以成都青羊宫、二仙庵、青城山等为重要中心。明代青羊宫在明末清初战乱中被毁，到康熙时期四川巡抚张德地召集民众捐献资金，用了5年重建了青羊宫。全真龙门派的弟子不断进入四川，有的进入青城山重建天师洞，有的进入青羊宫修炼，逐渐置办了宫观的田产，香火越来越旺，招收的信徒日渐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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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初年最出名的全真龙门道士是陈清觉，他曾经得到过康熙的接见，并上贡青城山的茶叶，获得了康熙封的“碧洞真人”头衔，以及康熙书写的牌匾、珊瑚、金杯等。陈清觉死后，他的弟子继续传授，逐渐形成一个支派，尊陈清觉为开派祖师，以其碧洞真人号之“碧洞”二字名宗，称碧洞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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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另一处道教中心是二仙庵，建于康熙时期。陈清觉将这里作为一个弘扬碧洞宗的中心，他主持二仙庵的时候，为了修建道观，节衣缩食，储蓄了几十两白银，买下了枣子巷田业两大股，奠定了经济基础。此后一直到乾隆时代，二仙庵不断扩大，陆续修建了来鹤亭，在里面摆放吕洞宾、韩湘子骑白鹤的神仙塑像；还修建了吕祖殿，祭祀神仙吕洞宾；修建了斗姥殿，以祭祀神仙斗姥；在来鹤亭的西面修建了御书坊，用来供奉康熙皇帝御书的《赤龙黑虎诗》石碑，表示对皇权的尊重，从此奠定了整个二仙庵的总体格局。到1892年，二仙庵的阎永和方丈发起重新刊刻《道藏辑要》经版的活动，根据成都著名藏书家严雁峰家藏的蒋元庭本《道藏辑要》重新编纂，并增补了17种道书和23种道经目，命名为《重刊道藏辑要》。从1892到1901年，一共用了9年时间，才最终完成《重刊道藏辑要》的编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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