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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时期进士彭遵泗的《蜀碧》，收集了大量史料文献，基本囊括了当时能见到关于张献忠屠杀的全部资料，包括《明史》《明史纲目》《明史纪事本末》等25种，详细记载了张献忠在四川大肆杀伐的细节。虽然《蜀碧》将所有的杀伐行为都归于张献忠，有失公允，但仍不失为四川清初的重要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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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志方面，清代四川纂修省志凡三次，即：康熙十二年（1673年）修成刊行的《四川总志》36卷，雍正时纂修、乾隆元年（1736年）刊行的《四川通志》47卷，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修成刊行的《四川通志》226卷。这三部省志中，以嘉庆《四川通志》规模最大，内容也最为丰富，共有204卷，接近500万字。其资料极其丰富，涵盖了沿革、疆域、地形、城池、河流、堤堰、官署、关隘、渡口、寺庙、墓葬、风俗、器物、古迹等众多方面，还记载了大小金川战役、少数民族区域等相关内容。此外，清代四川还修有成都、顺庆、叙州、夔州、龙安、潼川、雅州等府志，以及州县志200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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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四川的方志分为官修和私修两种，优秀的方志主要是由学问大家修成，如段玉裁修的乾隆时期《富顺县志》，李调元修的乾隆时期《罗江县志》，彭遵泗等修的乾隆时期《丹棱县志》之类。段玉裁是乾嘉学派的重要学者，他在担任富顺知县的时候，发现旧县志非常混乱，无法提供关于治理的有效信息，所以他亲自拟定了《富顺县志》的篇目，共设建置、疆域、城池、治署、山川上、山川下、古迹、田赋、户口、盐政、里镇、风俗、防汛、坊表、坟墓、学校、坛庙、官师、宦迹、科第、乡贤上、乡贤下、考义、文苑、列女、祥异、外记等27门。李调元修《罗江县志》，用了3年时间，直至1802年完成，记载了罗江县的沿革、城池、县署、名宦、机构建制、祠庙寺观、风景名胜、东南西北各乡的情况，以及节孝、技术、土产等，并附载了古代碑文和各类礼仪的相关内容、细节，对一些器物绘有图形。彭遵泗的《丹棱县志》一共有12卷，是丹棱县的知县黄云邀请彭遵泗编修的，在彭遵泗临死前一年完成了该书，却未能来得及印刷出版。到1761年，由新知县李光泗从彭遵泗的儿子那里得到书稿，才将其出版，这也是丹棱县现存最早的县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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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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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的宗教政策继承了以前的做法，只要宗教服从国家的权威和管理，则承认其合法性。传统的宗教主要是佛教和道教，清朝统治者信仰萨满教、喇嘛教，也将佛、道视为和儒家有共同源流的“三教合一”，雍正做过“三教语录”，认为儒释道的精神是并行不悖的。因此，清朝对佛教、道教都给予合法性的承认与保护，在四川的成都以及其他一些地方还修建有“三教寺”，祭拜儒家的圣贤、佛教的佛和菩萨，以及道教的天尊和神仙。但总体来看，四川的佛教兴盛程度远在道教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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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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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四川的佛教包括了汉传佛教、藏传佛教两种。清朝对佛教的政策是严格管理，信仰自由，对于寺庙与和尚的数量、规模都有严格的限制，其用意有三：一是防范民间反叛势力利用宗教作乱；二是要将宗教活动尽量控制在国家所能掌控的范围内，以符合基本教化；三是限制其规模，以免影响社会的经济和税收。清代四川著名的佛教寺中心有峨眉山、昭觉寺、大慈寺、文殊院、草堂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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峨眉山自宋以来即为佛教圣地，明清之际有著名的报国寺、伏虎寺、清音阁、洪椿坪、仙峰寺、洗象池、金顶华藏寺、万年寺八大寺庙。尼姑修行的寺院有伏虎寺、雷音寺、善觉寺、纯阳殿、神水阁。寺庙中的佛教造像，有泥塑、木雕、玉刻、铜铁铸、瓷制、脱纱等各种材质工艺，制作精美，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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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的昭觉寺也是清代著名的佛教中心，该寺在明末清初的战乱中被毁，清朝初年由四川高僧破山禅师重建，并在周边开荒种田，修建石堰。破山禅师是临济宗、曹洞宗的重要高僧，曾经在修炼时从山下跌落，左脚受伤而顿悟，从此号称破山海明。康熙二年（1663年），丈雪法师筹款重建昭觉寺，先后修建了大雄宝殿、圆觉殿、天王殿、金刚殿、说法堂、藏经楼、八角亭等殿宇，重塑佛像，迎请佛经。而后住持佛冤法师曾受清朝派遣，深入阿坝、松潘等藏族地区交流传播佛教，受到藏人的欢迎，藏人送给他一些礼物，被带回昭觉寺悬挂在大雄宝殿。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他还派弟子去松潘迎请藏族僧人格西竹峰来掌管昭觉寺，成为昭觉寺重建后的第三任方丈。竹峰在寺内建立藏地密宗的法坛，供藏族、蒙古族的喇嘛僧人修炼密法。昭觉寺融合了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是清代四川佛教承载了民族友好、文化交融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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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著名的佛教寺院还有文殊院，它曾于明末清初毁于战火。1681年慈笃禅师发愿重建文殊院，在废墟之间秉持禅修，修建了茅草房居住。老百姓认为他是文殊菩萨的现身，对他崇拜仰慕。慈笃禅师逐渐得到了官府和士绅的支持和捐助，重建了寺庙，并为了纪念文殊菩萨将其称为文殊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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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道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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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四川的道教主要是全真龙门派，以成都青羊宫、二仙庵、青城山等为重要中心。明代青羊宫在明末清初战乱中被毁，到康熙时期四川巡抚张德地召集民众捐献资金，用了5年重建了青羊宫。全真龙门派的弟子不断进入四川，有的进入青城山重建天师洞，有的进入青羊宫修炼，逐渐置办了宫观的田产，香火越来越旺，招收的信徒日渐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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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初年最出名的全真龙门道士是陈清觉，他曾经得到过康熙的接见，并上贡青城山的茶叶，获得了康熙封的“碧洞真人”头衔，以及康熙书写的牌匾、珊瑚、金杯等。陈清觉死后，他的弟子继续传授，逐渐形成一个支派，尊陈清觉为开派祖师，以其碧洞真人号之“碧洞”二字名宗，称碧洞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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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另一处道教中心是二仙庵，建于康熙时期。陈清觉将这里作为一个弘扬碧洞宗的中心，他主持二仙庵的时候，为了修建道观，节衣缩食，储蓄了几十两白银，买下了枣子巷田业两大股，奠定了经济基础。此后一直到乾隆时代，二仙庵不断扩大，陆续修建了来鹤亭，在里面摆放吕洞宾、韩湘子骑白鹤的神仙塑像；还修建了吕祖殿，祭祀神仙吕洞宾；修建了斗姥殿，以祭祀神仙斗姥；在来鹤亭的西面修建了御书坊，用来供奉康熙皇帝御书的《赤龙黑虎诗》石碑，表示对皇权的尊重，从此奠定了整个二仙庵的总体格局。到1892年，二仙庵的阎永和方丈发起重新刊刻《道藏辑要》经版的活动，根据成都著名藏书家严雁峰家藏的蒋元庭本《道藏辑要》重新编纂，并增补了17种道书和23种道经目，命名为《重刊道藏辑要》。从1892到1901年，一共用了9年时间，才最终完成《重刊道藏辑要》的编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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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简史 第五节 清代大移民与巴蜀文化的流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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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初期大规模的移民入川引起了巴蜀文化多方面的流变，诸如语言、风俗时尚、建筑风格、行为方式、衣物饮食、歌舞戏剧、婚丧嫁娶、祭祀礼仪等，都发生了很大程度的变化。雍正《四川通志》卷首《序》说：“其民则鲜土著，率多湖广、陕西、江西、广东等处外居之人，以及四方之商贸，俗尚不同，情性亦异。”移民来自各方，“五方杂处，俗尚各从其乡”，各方移民往往以原籍为群体聚会而居，使其原籍的乡土文化长时期保存下来，代相传承，所以他们入四川籍后，“立家庙，修会馆，冠婚丧祭、衣服、饮食、语言、日用，皆循原籍之旧，虽十数世不迁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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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尽管四川籍土著为数甚少，但巴蜀文化经数千年发展而凝聚起来的文化底蕴仍在四川各地顽强地保存和流传着，而且还不断地影响着从外省迁来的移民的原籍文化。因此，在巴蜀文化与各省移民文化较长时期的大碰撞、大交融中，又混合熔铸出杂五方之俗的新的文化面貌。大约到了清中叶，许多移民的文化已发生了很大变化，从俗尚完全不同变化成为“习尚半从其籍”，另一半则与巴蜀文化不辨彼此了。再往后，随着新的四川方言的形成和新一代四川人的成长及其文化传习，各方俗尚的差异越来越小。而在巴蜀文化区内，则逐渐形成一些地方性亚文化，在这些亚文化中，一些外省移民的“本俗”，“尚可得而辨焉”。不过从总体上说，越往后发展，各方“本俗”越不容易辨识，基本上已从属于经流变而重新聚合熔铸而成的巴蜀文化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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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巴蜀文化的流变，比较明显可辨的是语言、建筑风格、戏剧，以及部分时尚习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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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四川方言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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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末明初和清代前期的移民入川，对今天四川方言的形成起了决定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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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对重庆、合川、南溪、广安的58份族谱的研究[1] ，清以前入川的118户中，湖广籍占85户，其中又有65户为麻城籍。清代前期大规模移民入川高潮中，湖广籍人多，称为“湖广填四川”。这样，以湖北话为基础，融合了原来的四川话以及其他入川移民尤其是陕西等地的原籍方言，逐步形成了今天的四川方言。四川方言以成都话为标准，即所谓四川官话。在四川方言区内，又包括许多大体近似又有所差异的地点方言，这些地点方言，均与入川移民的原籍方言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由于入川移民既多，又常同籍而居，且“五方杂处”，所以造成四川方言区内极为复杂的地点方言即所谓土音的交错分布。今四川“县县有土音”，甚至一个乡镇内部都有不同的土音，追根溯源，便与移民入川“五方杂处”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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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官话大约在明代即开始形成，经过长期发展演变，到清代基本定型。所以清前期入川的移民，一般学操四川官话以便不同籍别人之间的交谈，家乡人之间则操其原籍方言。民国《大足县志》卷3记载说：“清初移民实川，来者各从其俗。本县语言旧极复杂，凡一般人率能操两种语言，平时家人聚谈或同籍交谈，曰打乡谈，与外人交谈则用普通话，远近无殊。”随着世代的变易和新一代四川人的形成，四川官话流行愈广，而“打乡谈”则日益演变成为四川各地的地点方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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