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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另一处道教中心是二仙庵，建于康熙时期。陈清觉将这里作为一个弘扬碧洞宗的中心，他主持二仙庵的时候，为了修建道观，节衣缩食，储蓄了几十两白银，买下了枣子巷田业两大股，奠定了经济基础。此后一直到乾隆时代，二仙庵不断扩大，陆续修建了来鹤亭，在里面摆放吕洞宾、韩湘子骑白鹤的神仙塑像；还修建了吕祖殿，祭祀神仙吕洞宾；修建了斗姥殿，以祭祀神仙斗姥；在来鹤亭的西面修建了御书坊，用来供奉康熙皇帝御书的《赤龙黑虎诗》石碑，表示对皇权的尊重，从此奠定了整个二仙庵的总体格局。到1892年，二仙庵的阎永和方丈发起重新刊刻《道藏辑要》经版的活动，根据成都著名藏书家严雁峰家藏的蒋元庭本《道藏辑要》重新编纂，并增补了17种道书和23种道经目，命名为《重刊道藏辑要》。从1892到1901年，一共用了9年时间，才最终完成《重刊道藏辑要》的编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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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简史 第五节 清代大移民与巴蜀文化的流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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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初期大规模的移民入川引起了巴蜀文化多方面的流变，诸如语言、风俗时尚、建筑风格、行为方式、衣物饮食、歌舞戏剧、婚丧嫁娶、祭祀礼仪等，都发生了很大程度的变化。雍正《四川通志》卷首《序》说：“其民则鲜土著，率多湖广、陕西、江西、广东等处外居之人，以及四方之商贸，俗尚不同，情性亦异。”移民来自各方，“五方杂处，俗尚各从其乡”，各方移民往往以原籍为群体聚会而居，使其原籍的乡土文化长时期保存下来，代相传承，所以他们入四川籍后，“立家庙，修会馆，冠婚丧祭、衣服、饮食、语言、日用，皆循原籍之旧，虽十数世不迁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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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尽管四川籍土著为数甚少，但巴蜀文化经数千年发展而凝聚起来的文化底蕴仍在四川各地顽强地保存和流传着，而且还不断地影响着从外省迁来的移民的原籍文化。因此，在巴蜀文化与各省移民文化较长时期的大碰撞、大交融中，又混合熔铸出杂五方之俗的新的文化面貌。大约到了清中叶，许多移民的文化已发生了很大变化，从俗尚完全不同变化成为“习尚半从其籍”，另一半则与巴蜀文化不辨彼此了。再往后，随着新的四川方言的形成和新一代四川人的成长及其文化传习，各方俗尚的差异越来越小。而在巴蜀文化区内，则逐渐形成一些地方性亚文化，在这些亚文化中，一些外省移民的“本俗”，“尚可得而辨焉”。不过从总体上说，越往后发展，各方“本俗”越不容易辨识，基本上已从属于经流变而重新聚合熔铸而成的巴蜀文化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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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巴蜀文化的流变，比较明显可辨的是语言、建筑风格、戏剧，以及部分时尚习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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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四川方言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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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末明初和清代前期的移民入川，对今天四川方言的形成起了决定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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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对重庆、合川、南溪、广安的58份族谱的研究[1] ，清以前入川的118户中，湖广籍占85户，其中又有65户为麻城籍。清代前期大规模移民入川高潮中，湖广籍人多，称为“湖广填四川”。这样，以湖北话为基础，融合了原来的四川话以及其他入川移民尤其是陕西等地的原籍方言，逐步形成了今天的四川方言。四川方言以成都话为标准，即所谓四川官话。在四川方言区内，又包括许多大体近似又有所差异的地点方言，这些地点方言，均与入川移民的原籍方言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由于入川移民既多，又常同籍而居，且“五方杂处”，所以造成四川方言区内极为复杂的地点方言即所谓土音的交错分布。今四川“县县有土音”，甚至一个乡镇内部都有不同的土音，追根溯源，便与移民入川“五方杂处”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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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官话大约在明代即开始形成，经过长期发展演变，到清代基本定型。所以清前期入川的移民，一般学操四川官话以便不同籍别人之间的交谈，家乡人之间则操其原籍方言。民国《大足县志》卷3记载说：“清初移民实川，来者各从其俗。本县语言旧极复杂，凡一般人率能操两种语言，平时家人聚谈或同籍交谈，曰打乡谈，与外人交谈则用普通话，远近无殊。”随着世代的变易和新一代四川人的形成，四川官话流行愈广，而“打乡谈”则日益演变成为四川各地的地点方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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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四川方言外，由于一些入川移民世代同籍而居，或同族而居，其原籍方言变化甚小，基本上被完整地保留下来，从而在四川方言区内形成了所谓方言岛，如客家方言、湘方言等，便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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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筑风格的流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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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风格的变化体现在多方面，主要有会馆建筑的兴起和民居风格的流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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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批外省移民入川后，置身于完全陌生的自然、社会和文化环境中，为了应对陌生的环境，便以原籍的地域关系为纽带，纷纷组成民间的地方性互助性组织，这就是会馆。清前期四川各地形成了大批会馆，有湖广会馆、陕西会馆、广东会馆、福建会馆、江西会馆、贵州会馆等，遍布川境，有的县内会馆甚至达百座以上。犍为县境内就有139座会馆，其中湖广籍移民所建会馆禹王宫有20座，广东籍移民所建会馆南华宫20座，江西籍移民所建会馆万寿宫18座、二元宫4座。会馆建筑在风格上，多不同于巴蜀传统建筑，其特征是南北荟萃，融宫廷建筑与民间建筑为一体。清代四川会馆建筑洋洋大观，它们的兴起成为巴蜀文化的一大景观和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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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馆建筑中，以始建于乾隆元年（1736年）的自贡西秦会馆最为有名。这座会馆由陕西籍盐商集资兴建，耗银5万多两，历时16年竣工。主供关羽，又称关帝庙，或称陕西庙。全馆总面积3200平方米，依地势高低，由低到高，沿南北中轴线纵深布局，形成以三重主体建筑列为三重院落的格局，左右则配以万堂，建筑之间均以廊楼阁轩相连接。整个建筑群结构繁复，宏伟雄奇，而独具一格的复合大屋顶更增添了它的奇特壮观，显示出它不同于传统的新鲜风格。馆内木雕饰品更是丰富多彩，全馆建筑中的中殿斗拱、雀替、挂落、献技楼、贲鼓阁、金镛阁等，均饰以木雕艺术品，仅献技楼、贲鼓阁、金镛阁楼沿上，就雕刻有350个人物及大量相配的屋宇道具、奇禽异兽、花卉景物，内容多富以中国传统文化习俗和历史故事，所有人物均饰以贴金，使整个建筑群金碧辉煌，华丽高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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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较有名气的会馆建筑，还有自贡籍商人出资修建的运商会馆王爷庙，自贡屠沽行“募众醵金”修建的会馆桓侯宫（张飞庙），成都金堂县土桥镇湖广籍移民集资修建的禹王宫，金堂县土桥镇广东籍移民修建的南华宫，广汉城内的广东会馆南华宫，成都市龙泉区洛带镇的广东会馆、湖广会馆，成都市陕西街（原芙蓉街）的陕西会馆，叙永县城关由西帮（陕西、山西二省盐商组织）出资修建的会馆春秋祠（祭祀关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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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居建筑的风格，也由于明清的大移民而日益流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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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民居的建筑材料。明以前多用竹木和泥，即传统的木（竹）骨泥墙，房顶用瓦的不多，主要用茅草，以所谓“三重茅”为佳。明中叶以后，民居大量采用砖瓦结构，使单体宅院、宅群以至集镇建设日益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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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四合院平面日益成熟。汉代四川流行庭院式住宅，唐宋时期流行宅园式住宅，明清时则多四合院。四川明清四合院兼采南北民宅风格，又根据本地的气候环境特点而建成。川西北地区称四面用房围合的住宅为“四合头”，三面围合的为“三合头”；川东、川南地区习惯以“天井”为四合院代称，天井的多少成为衡量民居规模的一个量词。长江岸边的城市，由于气候炎热，潮湿多雨，常将天井加盖，天井的屋盖比四周房屋的屋檐高，既采光又通风，称为“亭子天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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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住宅入口处理因地制宜，丰富多彩。四川由于地理位置的原因，房屋建筑需坐北朝南才较合理。但城镇居民受街坊走向的制约，不可避免地有坐西向东、坐东面西或坐南朝北。明清时期，建筑匠师经反复实践，创造了前、后、左、右等多种入口方式，保证了住宅主体厅堂具有坐北朝南的良好朝向和安静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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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沿街联排民居基本定型。宋代四川商业发达，成都尤为之冠，成都民居街坊已突破了以前的封闭型，变为开放型的沿街设店，前店后坊的住宅形式也开始出现。清代，由于大规模移民入川，四川人口稠密，逐步形成了沿街联排式民居的几种基本形式。从明代始建的犍为罗城和清代建成至今保存较好的资中“清风一条街”，可以看到单纯供居住的沿街住宅，供小商贩居住的前店后宅，前店后坊楼居的临街民居等几种形式的沿街民居。尤其是为扩大楼层空间，将楼层排出，或作平座供眺，或扩大居室面积，从而形成了城市联排民居二次出挑的典型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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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川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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