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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四川方言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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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末明初和清代前期的移民入川，对今天四川方言的形成起了决定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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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对重庆、合川、南溪、广安的58份族谱的研究[1] ，清以前入川的118户中，湖广籍占85户，其中又有65户为麻城籍。清代前期大规模移民入川高潮中，湖广籍人多，称为“湖广填四川”。这样，以湖北话为基础，融合了原来的四川话以及其他入川移民尤其是陕西等地的原籍方言，逐步形成了今天的四川方言。四川方言以成都话为标准，即所谓四川官话。在四川方言区内，又包括许多大体近似又有所差异的地点方言，这些地点方言，均与入川移民的原籍方言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由于入川移民既多，又常同籍而居，且“五方杂处”，所以造成四川方言区内极为复杂的地点方言即所谓土音的交错分布。今四川“县县有土音”，甚至一个乡镇内部都有不同的土音，追根溯源，便与移民入川“五方杂处”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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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官话大约在明代即开始形成，经过长期发展演变，到清代基本定型。所以清前期入川的移民，一般学操四川官话以便不同籍别人之间的交谈，家乡人之间则操其原籍方言。民国《大足县志》卷3记载说：“清初移民实川，来者各从其俗。本县语言旧极复杂，凡一般人率能操两种语言，平时家人聚谈或同籍交谈，曰打乡谈，与外人交谈则用普通话，远近无殊。”随着世代的变易和新一代四川人的形成，四川官话流行愈广，而“打乡谈”则日益演变成为四川各地的地点方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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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四川方言外，由于一些入川移民世代同籍而居，或同族而居，其原籍方言变化甚小，基本上被完整地保留下来，从而在四川方言区内形成了所谓方言岛，如客家方言、湘方言等，便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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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筑风格的流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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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风格的变化体现在多方面，主要有会馆建筑的兴起和民居风格的流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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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批外省移民入川后，置身于完全陌生的自然、社会和文化环境中，为了应对陌生的环境，便以原籍的地域关系为纽带，纷纷组成民间的地方性互助性组织，这就是会馆。清前期四川各地形成了大批会馆，有湖广会馆、陕西会馆、广东会馆、福建会馆、江西会馆、贵州会馆等，遍布川境，有的县内会馆甚至达百座以上。犍为县境内就有139座会馆，其中湖广籍移民所建会馆禹王宫有20座，广东籍移民所建会馆南华宫20座，江西籍移民所建会馆万寿宫18座、二元宫4座。会馆建筑在风格上，多不同于巴蜀传统建筑，其特征是南北荟萃，融宫廷建筑与民间建筑为一体。清代四川会馆建筑洋洋大观，它们的兴起成为巴蜀文化的一大景观和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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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馆建筑中，以始建于乾隆元年（1736年）的自贡西秦会馆最为有名。这座会馆由陕西籍盐商集资兴建，耗银5万多两，历时16年竣工。主供关羽，又称关帝庙，或称陕西庙。全馆总面积3200平方米，依地势高低，由低到高，沿南北中轴线纵深布局，形成以三重主体建筑列为三重院落的格局，左右则配以万堂，建筑之间均以廊楼阁轩相连接。整个建筑群结构繁复，宏伟雄奇，而独具一格的复合大屋顶更增添了它的奇特壮观，显示出它不同于传统的新鲜风格。馆内木雕饰品更是丰富多彩，全馆建筑中的中殿斗拱、雀替、挂落、献技楼、贲鼓阁、金镛阁等，均饰以木雕艺术品，仅献技楼、贲鼓阁、金镛阁楼沿上，就雕刻有350个人物及大量相配的屋宇道具、奇禽异兽、花卉景物，内容多富以中国传统文化习俗和历史故事，所有人物均饰以贴金，使整个建筑群金碧辉煌，华丽高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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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较有名气的会馆建筑，还有自贡籍商人出资修建的运商会馆王爷庙，自贡屠沽行“募众醵金”修建的会馆桓侯宫（张飞庙），成都金堂县土桥镇湖广籍移民集资修建的禹王宫，金堂县土桥镇广东籍移民修建的南华宫，广汉城内的广东会馆南华宫，成都市龙泉区洛带镇的广东会馆、湖广会馆，成都市陕西街（原芙蓉街）的陕西会馆，叙永县城关由西帮（陕西、山西二省盐商组织）出资修建的会馆春秋祠（祭祀关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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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居建筑的风格，也由于明清的大移民而日益流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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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民居的建筑材料。明以前多用竹木和泥，即传统的木（竹）骨泥墙，房顶用瓦的不多，主要用茅草，以所谓“三重茅”为佳。明中叶以后，民居大量采用砖瓦结构，使单体宅院、宅群以至集镇建设日益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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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四合院平面日益成熟。汉代四川流行庭院式住宅，唐宋时期流行宅园式住宅，明清时则多四合院。四川明清四合院兼采南北民宅风格，又根据本地的气候环境特点而建成。川西北地区称四面用房围合的住宅为“四合头”，三面围合的为“三合头”；川东、川南地区习惯以“天井”为四合院代称，天井的多少成为衡量民居规模的一个量词。长江岸边的城市，由于气候炎热，潮湿多雨，常将天井加盖，天井的屋盖比四周房屋的屋檐高，既采光又通风，称为“亭子天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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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住宅入口处理因地制宜，丰富多彩。四川由于地理位置的原因，房屋建筑需坐北朝南才较合理。但城镇居民受街坊走向的制约，不可避免地有坐西向东、坐东面西或坐南朝北。明清时期，建筑匠师经反复实践，创造了前、后、左、右等多种入口方式，保证了住宅主体厅堂具有坐北朝南的良好朝向和安静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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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沿街联排民居基本定型。宋代四川商业发达，成都尤为之冠，成都民居街坊已突破了以前的封闭型，变为开放型的沿街设店，前店后坊的住宅形式也开始出现。清代，由于大规模移民入川，四川人口稠密，逐步形成了沿街联排式民居的几种基本形式。从明代始建的犍为罗城和清代建成至今保存较好的资中“清风一条街”，可以看到单纯供居住的沿街住宅，供小商贩居住的前店后宅，前店后坊楼居的临街民居等几种形式的沿街民居。尤其是为扩大楼层空间，将楼层排出，或作平座供眺，或扩大居室面积，从而形成了城市联排民居二次出挑的典型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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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川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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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随着大批外省移民的入川，各地戏剧艺术也相继涌入四川，江苏的昆曲、陕西的秦腔、安徽的徽调等与川剧和四川灯戏由并存发展而逐渐混一，最终在晚清时形成“昆、高、胡、弹、灯”多声腔的近代川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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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曲于康熙二年（1663年）进入四川。据胡诠《蜀伶杂志》记载，江苏昆曲于康熙二年首次来蜀，寓成都江南馆合和殿内。当时四川总督为江苏人，提倡昆曲，“知音见招甚多，学者略有其人”。雍正年间，署名曰“来云班”，但未登台，仅坐唱而已。乾隆初，在蜀经商的苏人，“唤苏伶数人来蜀，始登场演戏，正其名曰‘舒颐班’，颇极一时之盛，学者亦多”。道光十八年（1839年），川剧福班的著名大面周浩然“插足”舒颐班学戏，成为川昆巨擘。周浩然又传其子甫臣，甫臣70多岁时还唱昆曲，而此时已进入民国时期。这样，昆曲与川剧相结合，便成了川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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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腔的入川年代已不可考，戏剧史家普遍认为早于昆曲。秦腔最初在陕西会馆演出，“秦腔梆子响高低”。后来秦腔走出陕西会馆，到四川一些州县演出。康熙末年绵竹知县陆箕永已见到山村的社戏，是“一派秦声浑不断，有时低去说吹腔”，既有秦腔，又有吹腔（川梆子）。乾隆时，秦腔班子在川既演出又传艺，绵州赵三寿等人即是川剧中的秦腔名伶。到这时，弹戏即所谓川梆子已经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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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调入蜀也是清前期的事。徽调的器乐是胡琴，用胡琴伴奏演唱西皮调，称之为“淫声”。乾隆年间，杨对山的《锦城竹枝词》有唱胡琴戏的记载，定晋岩樵叟的《成都竹枝词》有“胡琴拉得是淦声”的记载，表明乾隆年间二黄腔已在四川流行，后来发展成为川剧的胡琴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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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土灯戏在明代已有，深受百姓喜爱。清初，四川土灯戏进入城市，遍及各地，不但有民间灯班，还有官府的“官班”，雅俗共赏，日益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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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昆、高、胡、弹、灯各腔均已具备，为晚清多声腔的近代川剧的诞生，奠定了基础。清代川剧的流行剧目分为六类：高腔四大本、江湖十八年、五袍四柱、弹戏四大本、目莲戏、灯戏。今存的川剧传统剧目，绝大多数是清代川剧的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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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川剧外，四川皮影戏的发展也同清前期的移民有关。四川本有皮影戏，是一种借灯取影在影幕上表演戏剧故事的民间戏曲艺术。约在清乾、嘉之间，陕西商人入川带来原籍皮影戏，与四川皮影戏交流融合，逐步形成新型的皮影戏。这种新型皮影戏，声腔音乐采用川剧腔调，昆、高、胡、弹、灯五腔俱全。皮影造型受四川木版年画的影响，皮影加工制作吸取蜀锦等工艺品中的花、鸟、虫、鱼、云纹等艺术特点，皮影戏的内容则多为百姓喜闻乐见的民间故事，演出时间多在节庆，且演出方便，成为广大人民群众喜爱的一种民间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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