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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较有名气的会馆建筑，还有自贡籍商人出资修建的运商会馆王爷庙，自贡屠沽行“募众醵金”修建的会馆桓侯宫（张飞庙），成都金堂县土桥镇湖广籍移民集资修建的禹王宫，金堂县土桥镇广东籍移民修建的南华宫，广汉城内的广东会馆南华宫，成都市龙泉区洛带镇的广东会馆、湖广会馆，成都市陕西街（原芙蓉街）的陕西会馆，叙永县城关由西帮（陕西、山西二省盐商组织）出资修建的会馆春秋祠（祭祀关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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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居建筑的风格，也由于明清的大移民而日益流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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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民居的建筑材料。明以前多用竹木和泥，即传统的木（竹）骨泥墙，房顶用瓦的不多，主要用茅草，以所谓“三重茅”为佳。明中叶以后，民居大量采用砖瓦结构，使单体宅院、宅群以至集镇建设日益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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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四合院平面日益成熟。汉代四川流行庭院式住宅，唐宋时期流行宅园式住宅，明清时则多四合院。四川明清四合院兼采南北民宅风格，又根据本地的气候环境特点而建成。川西北地区称四面用房围合的住宅为“四合头”，三面围合的为“三合头”；川东、川南地区习惯以“天井”为四合院代称，天井的多少成为衡量民居规模的一个量词。长江岸边的城市，由于气候炎热，潮湿多雨，常将天井加盖，天井的屋盖比四周房屋的屋檐高，既采光又通风，称为“亭子天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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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住宅入口处理因地制宜，丰富多彩。四川由于地理位置的原因，房屋建筑需坐北朝南才较合理。但城镇居民受街坊走向的制约，不可避免地有坐西向东、坐东面西或坐南朝北。明清时期，建筑匠师经反复实践，创造了前、后、左、右等多种入口方式，保证了住宅主体厅堂具有坐北朝南的良好朝向和安静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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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沿街联排民居基本定型。宋代四川商业发达，成都尤为之冠，成都民居街坊已突破了以前的封闭型，变为开放型的沿街设店，前店后坊的住宅形式也开始出现。清代，由于大规模移民入川，四川人口稠密，逐步形成了沿街联排式民居的几种基本形式。从明代始建的犍为罗城和清代建成至今保存较好的资中“清风一条街”，可以看到单纯供居住的沿街住宅，供小商贩居住的前店后宅，前店后坊楼居的临街民居等几种形式的沿街民居。尤其是为扩大楼层空间，将楼层排出，或作平座供眺，或扩大居室面积，从而形成了城市联排民居二次出挑的典型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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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川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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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随着大批外省移民的入川，各地戏剧艺术也相继涌入四川，江苏的昆曲、陕西的秦腔、安徽的徽调等与川剧和四川灯戏由并存发展而逐渐混一，最终在晚清时形成“昆、高、胡、弹、灯”多声腔的近代川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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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曲于康熙二年（1663年）进入四川。据胡诠《蜀伶杂志》记载，江苏昆曲于康熙二年首次来蜀，寓成都江南馆合和殿内。当时四川总督为江苏人，提倡昆曲，“知音见招甚多，学者略有其人”。雍正年间，署名曰“来云班”，但未登台，仅坐唱而已。乾隆初，在蜀经商的苏人，“唤苏伶数人来蜀，始登场演戏，正其名曰‘舒颐班’，颇极一时之盛，学者亦多”。道光十八年（1839年），川剧福班的著名大面周浩然“插足”舒颐班学戏，成为川昆巨擘。周浩然又传其子甫臣，甫臣70多岁时还唱昆曲，而此时已进入民国时期。这样，昆曲与川剧相结合，便成了川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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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腔的入川年代已不可考，戏剧史家普遍认为早于昆曲。秦腔最初在陕西会馆演出，“秦腔梆子响高低”。后来秦腔走出陕西会馆，到四川一些州县演出。康熙末年绵竹知县陆箕永已见到山村的社戏，是“一派秦声浑不断，有时低去说吹腔”，既有秦腔，又有吹腔（川梆子）。乾隆时，秦腔班子在川既演出又传艺，绵州赵三寿等人即是川剧中的秦腔名伶。到这时，弹戏即所谓川梆子已经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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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调入蜀也是清前期的事。徽调的器乐是胡琴，用胡琴伴奏演唱西皮调，称之为“淫声”。乾隆年间，杨对山的《锦城竹枝词》有唱胡琴戏的记载，定晋岩樵叟的《成都竹枝词》有“胡琴拉得是淦声”的记载，表明乾隆年间二黄腔已在四川流行，后来发展成为川剧的胡琴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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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土灯戏在明代已有，深受百姓喜爱。清初，四川土灯戏进入城市，遍及各地，不但有民间灯班，还有官府的“官班”，雅俗共赏，日益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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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昆、高、胡、弹、灯各腔均已具备，为晚清多声腔的近代川剧的诞生，奠定了基础。清代川剧的流行剧目分为六类：高腔四大本、江湖十八年、五袍四柱、弹戏四大本、目莲戏、灯戏。今存的川剧传统剧目，绝大多数是清代川剧的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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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川剧外，四川皮影戏的发展也同清前期的移民有关。四川本有皮影戏，是一种借灯取影在影幕上表演戏剧故事的民间戏曲艺术。约在清乾、嘉之间，陕西商人入川带来原籍皮影戏，与四川皮影戏交流融合，逐步形成新型的皮影戏。这种新型皮影戏，声腔音乐采用川剧腔调，昆、高、胡、弹、灯五腔俱全。皮影造型受四川木版年画的影响，皮影加工制作吸取蜀锦等工艺品中的花、鸟、虫、鱼、云纹等艺术特点，皮影戏的内容则多为百姓喜闻乐见的民间故事，演出时间多在节庆，且演出方便，成为广大人民群众喜爱的一种民间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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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风俗时尚的流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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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前期的移民入川引起了巴蜀文化中一些风俗时尚的流变。成百万外省移民涌入四川各地，“客籍迁徙，五方杂处”，“风俗不同，情性各异”，各省入川的移民长期保持着其原籍的风俗时尚，因而使四川文化一时出现异彩纷呈的景象。经过各省移民与四川土著之间长期的文化交流，一些风俗时尚消失了，而另一些风俗时尚则在各自发展变化的进程中演为多元一体，由是形成巴蜀文化的多样化结构。正是这一多样化发展演变的结构，对近代巴蜀文化产生了直接的决定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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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风俗方面，民国《泸县志》卷3记载：“自外省移实者，十之六七为湖广籍，广东、江西、福建次之”，经过若干代的文化传承和演变，直到民国时期“其习性俗尚虽熔铸混合，其本俗固保存不废，尚可得而辨焉。大抵属湖广者习故常信巫觋，以楚俗尚鬼也；属广东者趋利益好争夺，以粤俗喜斗也；属江西、福建者乐转徙善懋迁，以赣、闽滨江临海利交通也”，而这几种风俗对巴蜀习性均有一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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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成都平原的民风民俗多尚游乐，《宋史》记载的“蜀俗奢侈，好游荡，民无赢余，悉市酒肉为声技乐”，其实汉、唐、宋代均是如此。到了清代依然如此。清人彭懋琪写道：“驷马桥边旁客地，碧鸡坊外斗鸡地。”清人陈禅裔写道：“邻姑昨夜嫁儿家，会宴今朝斗丽华，咂酒醉归忘路远，布裙牛背夕阳斜。”这都是古老川西民风的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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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渝地区与西蜀有异，风俗时尚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巴渝地区历来民风朴实，“俗素朴，无造次辨丽之气”，“姿态敦重”，“其人性质直”，此俗自先秦而然，至宋代亦大体不变。到清代，由于外省大移民，使得重庆的经济结构呈多样化发展，尤其商业发展极为迅速，大大影响并改变了巴渝文化的民风。据道光《重庆府志》卷1记述，“乾隆初，（重庆）士庶家不轻衣帛，后商家以奢侈相尚，人皆效尤”，表明在商业引导下，重庆土庶在住宅、器具、服饰等方面追求富丽豪华。乾隆《巴县志》卷10说：“即如屋舍，耻髹垩，必磨砖缯彩；盘盂，厌油漆，务嵌玉镂金；织造，薄布帛，尚倭缎刻丝；匠石之精，始犹自远云集，继则转相传授，熟极巧生，几与苏杭粤东相伯仲。”此风始自重庆，州县争先效尤，例如忠州，据道光《忠州县志》卷1记载，到乾隆中叶时，“或袜尚通海，鞋尚镶边，烟袋则饰以牙骨，熬糖煮酒，皆效法重庆”。这些，都是巴渝地区文化流变的显著例子。但是巴渝文化中的质直习性，仍然作为川东民风的显著特征传承下来，直至近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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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节庆方面，随着外省移民的大批涌入，巴蜀的一些传统节庆消失了，一些新的节庆却兴起了。如宋代成都人每逢正月初一，必持小彩幡游安福寺塔，此节庆之俗到清代已不再见诸记载。成都正月的上元节灯会，从宋代至清代也有较多内容上的变化，如以前昭觉寺灯火最盛，清代则演变为“子弟巧扮女妆，携灯唱采茶，或童稚作傀儡，扮各色故事”的闹元宵。而二月成都花会则在清时兴起。其他诸多节庆，在形式、内容上亦多有传承流变，一般说来，规模都更大，内容都更为繁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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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巴蜀风俗时尚的流变是多种多样的，然而在许多方面巴蜀风俗仍然具有古老巴蜀文化的遗风。例如在祭祀信仰方面，从古时传承下来的灌水神、二郎神、马头娘、金马碧鸡神等，均继续代相传承而不改。蜀人修建祠庙的文化传统也还是没有改变，反而继承发展，各县皆然。这是传统巴蜀文化对于外省移民尤其移民后代累世浸润熏陶、潜移默化的结果，因而使移民后代不但在籍别上而且在文化上成为新一代四川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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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胡昭曦：《“张献忠屠蜀”与“湖广填四川”考辨》，《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集刊》第1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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