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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调入蜀也是清前期的事。徽调的器乐是胡琴，用胡琴伴奏演唱西皮调，称之为“淫声”。乾隆年间，杨对山的《锦城竹枝词》有唱胡琴戏的记载，定晋岩樵叟的《成都竹枝词》有“胡琴拉得是淦声”的记载，表明乾隆年间二黄腔已在四川流行，后来发展成为川剧的胡琴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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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土灯戏在明代已有，深受百姓喜爱。清初，四川土灯戏进入城市，遍及各地，不但有民间灯班，还有官府的“官班”，雅俗共赏，日益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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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昆、高、胡、弹、灯各腔均已具备，为晚清多声腔的近代川剧的诞生，奠定了基础。清代川剧的流行剧目分为六类：高腔四大本、江湖十八年、五袍四柱、弹戏四大本、目莲戏、灯戏。今存的川剧传统剧目，绝大多数是清代川剧的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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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川剧外，四川皮影戏的发展也同清前期的移民有关。四川本有皮影戏，是一种借灯取影在影幕上表演戏剧故事的民间戏曲艺术。约在清乾、嘉之间，陕西商人入川带来原籍皮影戏，与四川皮影戏交流融合，逐步形成新型的皮影戏。这种新型皮影戏，声腔音乐采用川剧腔调，昆、高、胡、弹、灯五腔俱全。皮影造型受四川木版年画的影响，皮影加工制作吸取蜀锦等工艺品中的花、鸟、虫、鱼、云纹等艺术特点，皮影戏的内容则多为百姓喜闻乐见的民间故事，演出时间多在节庆，且演出方便，成为广大人民群众喜爱的一种民间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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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风俗时尚的流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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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前期的移民入川引起了巴蜀文化中一些风俗时尚的流变。成百万外省移民涌入四川各地，“客籍迁徙，五方杂处”，“风俗不同，情性各异”，各省入川的移民长期保持着其原籍的风俗时尚，因而使四川文化一时出现异彩纷呈的景象。经过各省移民与四川土著之间长期的文化交流，一些风俗时尚消失了，而另一些风俗时尚则在各自发展变化的进程中演为多元一体，由是形成巴蜀文化的多样化结构。正是这一多样化发展演变的结构，对近代巴蜀文化产生了直接的决定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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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风俗方面，民国《泸县志》卷3记载：“自外省移实者，十之六七为湖广籍，广东、江西、福建次之”，经过若干代的文化传承和演变，直到民国时期“其习性俗尚虽熔铸混合，其本俗固保存不废，尚可得而辨焉。大抵属湖广者习故常信巫觋，以楚俗尚鬼也；属广东者趋利益好争夺，以粤俗喜斗也；属江西、福建者乐转徙善懋迁，以赣、闽滨江临海利交通也”，而这几种风俗对巴蜀习性均有一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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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成都平原的民风民俗多尚游乐，《宋史》记载的“蜀俗奢侈，好游荡，民无赢余，悉市酒肉为声技乐”，其实汉、唐、宋代均是如此。到了清代依然如此。清人彭懋琪写道：“驷马桥边旁客地，碧鸡坊外斗鸡地。”清人陈禅裔写道：“邻姑昨夜嫁儿家，会宴今朝斗丽华，咂酒醉归忘路远，布裙牛背夕阳斜。”这都是古老川西民风的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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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渝地区与西蜀有异，风俗时尚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巴渝地区历来民风朴实，“俗素朴，无造次辨丽之气”，“姿态敦重”，“其人性质直”，此俗自先秦而然，至宋代亦大体不变。到清代，由于外省大移民，使得重庆的经济结构呈多样化发展，尤其商业发展极为迅速，大大影响并改变了巴渝文化的民风。据道光《重庆府志》卷1记述，“乾隆初，（重庆）士庶家不轻衣帛，后商家以奢侈相尚，人皆效尤”，表明在商业引导下，重庆土庶在住宅、器具、服饰等方面追求富丽豪华。乾隆《巴县志》卷10说：“即如屋舍，耻髹垩，必磨砖缯彩；盘盂，厌油漆，务嵌玉镂金；织造，薄布帛，尚倭缎刻丝；匠石之精，始犹自远云集，继则转相传授，熟极巧生，几与苏杭粤东相伯仲。”此风始自重庆，州县争先效尤，例如忠州，据道光《忠州县志》卷1记载，到乾隆中叶时，“或袜尚通海，鞋尚镶边，烟袋则饰以牙骨，熬糖煮酒，皆效法重庆”。这些，都是巴渝地区文化流变的显著例子。但是巴渝文化中的质直习性，仍然作为川东民风的显著特征传承下来，直至近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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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节庆方面，随着外省移民的大批涌入，巴蜀的一些传统节庆消失了，一些新的节庆却兴起了。如宋代成都人每逢正月初一，必持小彩幡游安福寺塔，此节庆之俗到清代已不再见诸记载。成都正月的上元节灯会，从宋代至清代也有较多内容上的变化，如以前昭觉寺灯火最盛，清代则演变为“子弟巧扮女妆，携灯唱采茶，或童稚作傀儡，扮各色故事”的闹元宵。而二月成都花会则在清时兴起。其他诸多节庆，在形式、内容上亦多有传承流变，一般说来，规模都更大，内容都更为繁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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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巴蜀风俗时尚的流变是多种多样的，然而在许多方面巴蜀风俗仍然具有古老巴蜀文化的遗风。例如在祭祀信仰方面，从古时传承下来的灌水神、二郎神、马头娘、金马碧鸡神等，均继续代相传承而不改。蜀人修建祠庙的文化传统也还是没有改变，反而继承发展，各县皆然。这是传统巴蜀文化对于外省移民尤其移民后代累世浸润熏陶、潜移默化的结果，因而使移民后代不但在籍别上而且在文化上成为新一代四川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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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胡昭曦：《“张献忠屠蜀”与“湖广填四川”考辨》，《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集刊》第1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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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简史 第七章 民国时期的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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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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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的四川，经历了二次革命、护国战争、护法战争，并在熊克武主政四川时期前后形成了“防区制”，由此演化出川军、滇军、黔军等军阀团体以及刘湘、刘文辉之间的战争。刘湘主政四川时期，取消了防区制，统一四川，并在四川进行了一定的建设。在此期间，红军长征经过四川，建立了著名的川陕根据地，并在川康地区发生了很多重大历史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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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使四川成为抗战时期最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艰难的抗战岁月中，四川军民为保卫祖国、抵御日寇入侵做出了巨大贡献，书写了川军抗战的传奇。而日寇对重庆及四川各地的轰炸，导致了众多伤亡的悲剧，但也坚定了川人抗战的决心。长江三角洲发达地区大量工厂企业的内迁，为四川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力量，使得四川成为复兴基地的经济、财政、金融中心，但长期战争导致的通货膨胀也对四川经济造成了损害。此外，卢作孚经营的民生公司，也在四川抗战时期的航运和经济史上做出了可歌可泣的贡献。民国时期的四川还曾设置西康省，为川边的进一步开发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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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抗战期间，中共在重庆设置了办事处，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在此工作，直接领导四川、云南、贵州、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江苏、江西、福建以及香港、澳门地区的党组织。南方局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贯彻党中央“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三大政治口号，实行国共合作，坚持抗战。在重庆发行的《新华日报》，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持久战的重要性等，是中共舆论宣传的重要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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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的四川文化内容十分丰富，涌现了众多大家，如激进反传统文化的吴虞，从经学走向史学的历史学家蒙文通，天才历史学家刘咸炘，在多个学科有所建树的学者郭沫若等。抗战爆发后，众多学者迁徙到四川，如国学大师钱穆就在成都华西协合大学、四川大学任教，儒学大师马一浮在乐山创办复性书院，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保留文脉。钱穆曾谈道：“若非我民族传统文化蕴蓄深厚，我们更用何种力量团结此四万万五千万民众，对此强寇作殊死的抵抗？”国难深重，但只要中华民族的强大文化生生不息，则可以团结起全国军民，对日寇进行殊死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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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迁的同济大学、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中央研究院、中央营造学社等文教机构，都迁移至四川宜宾的李庄，梁思成、林徽因、傅斯年、童第周、董作宾等数十位著名学者在这里生活和科研，《中国建筑史》《殷历谱》等著作，“生物胚胎发育极性现象”等具有世界性影响力的学术成果也在李庄诞生。抗战时期的李庄，给民国的四川文化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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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卫聚贤提出了著名的“巴蜀文化”，指史前到先秦青铜文化时期之间存在于蜀地和巴地的地方文化。他在《巴蜀文化》一文中利用岷江上游出土的石器与陶器、成都古董商店中所见有巴蜀符号的青铜兵器、成都出土各类具有独特地方色彩的铜器等实物，指出古代蜀地不是落后的蛮荒之地，而是具有发达青铜文化的文明地区。卫聚贤“巴蜀文化”概念的提出，为后来四川早期历史、巴蜀青铜文化的深入研究开辟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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