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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使四川成为抗战时期最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艰难的抗战岁月中，四川军民为保卫祖国、抵御日寇入侵做出了巨大贡献，书写了川军抗战的传奇。而日寇对重庆及四川各地的轰炸，导致了众多伤亡的悲剧，但也坚定了川人抗战的决心。长江三角洲发达地区大量工厂企业的内迁，为四川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力量，使得四川成为复兴基地的经济、财政、金融中心，但长期战争导致的通货膨胀也对四川经济造成了损害。此外，卢作孚经营的民生公司，也在四川抗战时期的航运和经济史上做出了可歌可泣的贡献。民国时期的四川还曾设置西康省，为川边的进一步开发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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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抗战期间，中共在重庆设置了办事处，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在此工作，直接领导四川、云南、贵州、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江苏、江西、福建以及香港、澳门地区的党组织。南方局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贯彻党中央“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三大政治口号，实行国共合作，坚持抗战。在重庆发行的《新华日报》，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持久战的重要性等，是中共舆论宣传的重要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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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的四川文化内容十分丰富，涌现了众多大家，如激进反传统文化的吴虞，从经学走向史学的历史学家蒙文通，天才历史学家刘咸炘，在多个学科有所建树的学者郭沫若等。抗战爆发后，众多学者迁徙到四川，如国学大师钱穆就在成都华西协合大学、四川大学任教，儒学大师马一浮在乐山创办复性书院，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保留文脉。钱穆曾谈道：“若非我民族传统文化蕴蓄深厚，我们更用何种力量团结此四万万五千万民众，对此强寇作殊死的抵抗？”国难深重，但只要中华民族的强大文化生生不息，则可以团结起全国军民，对日寇进行殊死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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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迁的同济大学、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中央研究院、中央营造学社等文教机构，都迁移至四川宜宾的李庄，梁思成、林徽因、傅斯年、童第周、董作宾等数十位著名学者在这里生活和科研，《中国建筑史》《殷历谱》等著作，“生物胚胎发育极性现象”等具有世界性影响力的学术成果也在李庄诞生。抗战时期的李庄，给民国的四川文化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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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卫聚贤提出了著名的“巴蜀文化”，指史前到先秦青铜文化时期之间存在于蜀地和巴地的地方文化。他在《巴蜀文化》一文中利用岷江上游出土的石器与陶器、成都古董商店中所见有巴蜀符号的青铜兵器、成都出土各类具有独特地方色彩的铜器等实物，指出古代蜀地不是落后的蛮荒之地，而是具有发达青铜文化的文明地区。卫聚贤“巴蜀文化”概念的提出，为后来四川早期历史、巴蜀青铜文化的深入研究开辟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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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简史 第二节 民国时期四川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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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国初期四川的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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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后，英国乘乱唆使其西藏代理人在藏区和川边叛变，袭击当地驻军。四川都督尹昌衡发动西征，于1912年7月兵分南北两路，迅速平定了巴塘、理塘、昌都等地，在康定设置了川边镇抚府，逐渐稳定了当地的局势，并在第二年建立了川康特别行政区。尹昌衡的西征，打击了英国及其代理人的势力，为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做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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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昌衡之后，由胡景伊担任四川都督，但他和袁世凯的关系紧密，在袁世凯的支持下手握重权，并在成都镇压反对袁世凯的国民党，引起了国民党的愤怒。1913年8月，熊克武及其支持者在重庆宣布独立，掀起了四川的二次革命。但随着全国范围内二次革命相继失败，四川战局逐渐恶化，熊克武的军队战败，流亡到上海。胡景伊虽然帮袁世凯镇压政敌，但并非北洋系出身，因此不受信任。1915年陈宦率领北洋军进入四川，并担任四川都督，胡景伊被调派到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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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的称帝导致了国人的普遍反对。1915年12月蔡锷、李烈钧等人组建护国军，讨伐袁世凯，进入四川。四川各地如宜宾、金堂、涪陵、南充、广安、酉阳、大竹等也相继出现了自己的护国军，攻击各地驻扎的北洋军。随着北洋军的失败，袁世凯宣布取消帝制，并在众叛亲离中死去。北洋系的陈宦也离开了四川，蔡锷担任四川督军、省长，任命熊克武为重庆镇守使。在护国战争时期，入川的滇军、黔军占据了川南的宜宾、自贡、重庆等富裕地区，北洋政府在1916年还任命了滇军罗佩金担任四川督军，黔军司令戴戡担任四川省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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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9月，孙中山成立护法军政府，号召各省讨伐北洋政府，任命黄复生为四川国民军总司令，进攻北洋政府任命的四川督军。12月，重庆的熊克武召集川军、滇军、黔军将领开会，支持孙中山的护法战争。1918年1月，唐继尧担任三省联军的总司令，熊克武担任四川军的总司令，讨伐被北洋政府任命为四川督军的刘存厚。刘存厚被击败后，撤退到陕南的汉中，仍然自称四川督军，但四川的军政、民政实际上由熊克武控制，杨庶堪担任省长，四川的护法战争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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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军阀之战与四川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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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法战争前后，四川形成了军事防区制，进入军阀之战的时代。据统计，从民国建立到1935年中央军入川以前，四川各地一共发生了大小战斗400次以上，规模较大的战争有29次。1917年四川颁布过政府公文，允许各军队在驻防区域内收取税金，此后逐渐形成了杨森、邓锡侯、田颂尧、刘湘、刘文辉、刘成勋、赖心辉、刘存厚等几个军阀巨头，将四川的土地分为大大小小的地盘，以县为单位，占有县数的多少代表占有防区的多少。每一个防区的驻军长官可以直接任命地方的行政长官，一般是由自己军队的军官担任。他们可以在自己防区内征税，并且招募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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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区制公文出现后，当年就爆发了刘存厚对滇军罗佩金、黔军戴戡的战争。罗佩金担任四川督军的时候，与刘存厚的矛盾激化，双方在成都发生战斗，死伤士兵数百人。与此同时，川军钟体道帮助刘存厚打击外地的滇军，导致成都的罗佩金陷入孤立无援状态，只好撤退。在滇军撤走后，刘存厚和黔军戴戡的矛盾又开始激化，双方爆发了激战，黔军被击溃逃走，戴戡自杀。但在护法战争中，滇军的罗佩金等人试图卷土重来，均被刘厚存击败，刘又被唐继尧、熊克武等人驱赶到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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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取胜之后，唐继尧等决定将重庆、宜宾、内江、泸州等比较富庶的区域划为外省武力滇军、黔军的防区，并控制四川的盐税、关税、烟酒税等，引起了身为四川人的熊克武的愤怒。熊克武在1919年提出川军要统一，四川要由四川人来自主，这引来了唐继尧的报复，后者组建滇黔联军发动了战争。1920年，熊克武战败，他与败退到汉中的川人刘存厚联合，在川军刘湘的帮助下，在龙泉驿击败了进入四川的滇军。熊克武在重庆担任四川督军，刘湘担任川军总司令、四川省长，但其后熊克武和刘湘之间又发生了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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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湘军装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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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23年，直系军阀吴佩孚试图控制四川，支持投靠他的川军将领杨森入川，联合黔军，攻击熊克武等，先后占领了重庆和成都，将熊克武等逼退到川南。1924年杨森主政四川，修建马路、体育场，反对妇女缠足，对四川的建设有一定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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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北洋政府免去杨森主政四川的职务，让刘湘取代，引起了双方矛盾。杨森号称要统一全川，攻占了12个县，但被刘湘击败，逃往汉口继续投靠吴佩孚。1926年，杨森卷土重来，刘湘被迫向杨森求和，双方联合起来一起攻击黔军，占领了重庆，将黔军驱赶回了贵州。从此以后，骚扰了四川10年之久的滇军、黔军势力终于被赶出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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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国民革命军发动北伐时，四川的武力派系有刘湘、刘文辉、杨森、刘存厚、邓锡侯、田颂尧、李家钰、罗泽洲。其中，刘湘的势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杨森则继续奉吴佩孚的旗号。杨森在下川东之战被刘湘击败，只剩下5个县和1万多兵力，无法再争夺四川统治权。此时，已进入了四川军阀之战的最后阶段。刘文辉和刘湘两叔侄之间存在矛盾，刘湘支持蒋介石，刘文辉反对蒋介石，又因为利益之争，在1932年至1933年之间爆发了“二刘之战”，各派都被卷入，波及全川，结果刘文辉被赶到雅安，刘湘基本统一了全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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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由于川陕革命根据地的红军第四方面军多次粉碎了四川军阀的围剿，打击了四川军阀的反动统治，刘湘于当年11月到南京向蒋介石求援。1935年春，南京国民政府派出参谋团、别动队入驻重庆，派上官云相等率中央军入川，督导川军围剿红军，又任命刘湘为四川省政府主席，废除防区制，改编川军，统一四川的货币和财政，建立中央银行分行。至此，四川军阀防区制时代结束，军政统一，重新被纳入南京中央政府的掌握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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