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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10月，刘湘就任“四川省剿匪总司令”，统领各路军阀军队20余万人，分六路进攻川陕苏区。到1934年9月底，红军彻底粉碎了刘湘的六路围攻，总计毙敌6万余人，俘敌2万余人，缴获大量枪支和火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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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开始长征，于12月到达贵州。1935年1月22日，中共中央电令红四方面军，集中主力于最近时间实行向嘉陵江以西进攻。为策应红一方面军北进入川的作战战略，红四方面军发动了一系列战役。1935年3月28日，红四方面军成功强渡嘉陵江，接着攻占了阆中、南部、昭化、剑阁、平武、梓潼、彰明、北川等地。正当红四方面军取得节节胜利并向陇南碧口挺进时，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张国焘却率领川陕根据地的党政机关和后勤部队从通江向西撤退，自动放弃了川陕根据地。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所率在前线作战的红军主力，由于没有根据地依托和后方支援，被迫停止作战，转而与张国焘所率过江队伍会合，于4月下旬向茂县、懋功方向进发，开始长征，以策应和迎接红一方面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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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简史 [:1706652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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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红军长征过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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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1月中共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由遵义北进，准备在泸州、宜宾之间渡过长江，在川西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在四渡赤水战役中，中央红军曾两次渡过赤水到达川南的古蔺、叙永地区。由于川军和中央军的严密封锁，中央红军第四次渡过赤水，转战贵州、云南边境。5月，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指挥中央红军从川滇边境皎平渡渡过金沙江，进入四川会理。5月12日，在会理铁厂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继续北上。5月24日，红军先头部队占领安顺场。25日晨，刘伯承、聂荣臻亲临指挥，挑选先遣队17名勇士突击强渡大渡河，迅速控制渡口，红军顺利渡河。中央红军进入冕宁彝族聚居区，红军先遣队负责人刘伯承在冕宁彝海与彝族沽基家支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得到了彝族同胞的沿途保护和帮助，中央红军迅速经过了会东、德昌、宁南、普格、西昌、冕宁、喜德、越嶲、甘洛。“彝海结盟”是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重大胜利，提出了“解放弱小民族”和“一切夷汉平民，都是兄弟骨肉”的口号。6月2日到7日，红一方面军全部渡过了大渡河，翻越夹金山，6月14日在达维镇与红四方面军会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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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6月26日，中共中央在懋功（今四川小金）两河口召开政治局会议，作出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否定了张国焘向西退却的主张，决定红军主力向北进攻，建立川陕甘根据地。会议的召开是为了统一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强调坚持北上建立陕甘革命根据地，推动全国抗日运动。会后，红一方面军继续北上，到达松潘毛儿盖地区。8月6日，中央召开毛儿盖会议，通过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进一步地统一了战略思想，随即将红一、四方面军交叉编制成右路军和左路军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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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当中共中央随右路军到达班右、巴西后，张国焘却改变北上方针，并要挟中央和右路军南下。9月9日，中共中央在巴西召开紧急会议，电告张国焘，北上方针决不应改变。9月12日，中央在川甘边境的俄界（今甘肃迭部境内）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但张国焘一意孤行，率领红四方面军和属于左路军的部分中央红军从包座南下川康边境，发起绥崇丹懋战役，攻占了绥靖、崇化、丹巴、懋功和雅安的天全、宝兴、庐山等地，实现了对川康一带的占领。10月5日，张国焘在松岗卓木碉（今四川马尔康脚木足）另立“中央”，自任“主席”。尽管红四方面军南下川康后在一系列战斗当中取得不少战果，歼灭了大量敌军，先后攻占了许多县城，建立了一批党的地方组织和工农民主政府，还建立了中共大金省委（金川省委）和四川省委，但在11月的雅安百丈关战役中失利，被迫撤出百丈关地区，向西康转进，张国焘的南下方针遭到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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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在川陕发行的钱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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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6月6日，张国焘被迫宣布取消“第二中央”。7月2日，红四方面军与红二方面军在甘孜会师。7月上旬，红四方面军分成左、中、右三个纵队北上，红二方面军加入左纵队。7月底8月初，红二、四方面军通过雪山草地，经包座、班右进入甘南。10月，红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静宁地区胜利大会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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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是红军三大主力长征途中经历最长的一段，从1935年1月到1936年8月，其间发生了许多重大事件，写下了可歌可泣的英勇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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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抗战大后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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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民政府迁都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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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侵占北平和天津，中华民族进入全面抗战时期。同年8月，四川省主席刘湘表示，四川是国家的重要后方，四川会尽最大努力将所有人力、财力、物力贡献给国家。11月16日，南京国民政府决定迁都西南的重庆，以纵深的广阔国土与日寇进行持久战。11月26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率国民政府主要办事机构人员到达重庆。12月1日，国民政府正式在重庆办公。到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前后，国民政府留在武汉的机构和蒋介石才迁至重庆。1940年9月6日，国民政府下令将重庆定为陪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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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1月20日，率领川军出川抗战的四川省主席刘湘在汉口病逝，蒋介石任命王缵绪为四川省主席。1939年9月，蒋介石亲自兼任四川省主席，直到1940年10月，四川省主席一职才交由成都行辕主任张群兼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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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国民政府以西南数省为大后方，大量华东、华中的工厂、企业、技术人员、工人内迁到四川。到1940年底，落户四川的工厂有254家。后来，迁往湖南、广西的众多企业又随着湘桂大溃退，绝大部分迁入四川，90%的迁川企业分布在陪都重庆，包括了钢铁、化学、冶金、电力、机械、武器制造等众多领域。随着工业企业的飙增，四川经济飞速发展，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等重要金融机构也都迁到重庆，逐渐在四川形成了遍布各地城市的金融网络。金融、保险、商贸、房地产、交通等各类领域都在四川发展起来。同时国民政府也进行了财政改革，四川财政为抗战做出了巨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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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37年11月至抗战胜利，国民政府在陪都重庆驻扎了8年。作为中国战时首都，重庆成为世界闻名的城市。它在支撑、领导全民族抗战，在促进大后方的经济、文化、科学、教育、卫生等领域发展方面，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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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中国人民的顽强抵抗，日寇对四川进行了大规模的轰炸，试图摧毁中国人民的抵抗意志。从1938年到1944年，日本军机不断轰炸重庆。1939年“五三”“五四”两次大轰炸，屠杀了大量中国军民。1940年对重庆轰炸80次，炸死炸伤上万人。1941年空袭81次，“六五”轰炸造成了大隧道惨案，死亡上万人。日机也对成都进行了轰炸，死伤数千军民。除此之外，万县、奉节、忠县、南川、遂宁、宜宾、自贡、富顺、乐山、南充、广安、达县、德阳、阆中、剑阁、梓潼、开县等诸多四川城市也都遭受了日机的轰炸。日寇对四川的狂轰滥炸，更加激起了四川军民的义愤，也更加坚定了军民抗战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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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川军出川抗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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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抗战爆发后，在中国共产党主张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全国人民掀起抗日救亡的热潮。四川人民要求川军出川抗战的呼声高涨，川军将领刘湘、邓锡侯、刘文辉、潘文华、李家钰等受其感染，纷纷通电全国，请缨出川，参加抗战。1937年8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决定川军编为第二路预备军，任命刘湘为司令长官，邓锡侯为副司令长官，下辖两个纵队。9月，两纵队分别从川北大道和川东水路出川。同年10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改任刘湘为第七战区司令长官，指挥川军作战。1938年1月刘湘病逝后，第七战区撤销，川军各部配属各战区作战。至1938年6月，出川抗战的川军经过整编，共有6个集团军、2个军和1个独立旅，共约40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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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何应钦在《八年抗战之经过》中统计，四川出川官兵伤亡人数约为全国的20%，共计64万余人。抗战期间，川军参加了淞沪会战、徐州会战、南昌会战、滇缅会战等大小会战28次，牺牲、受伤、失踪共60余万人，饶国华、王铭章、李家钰等众多川军将领血染沙场，为国尽忠。川军为国家和民族的独立付出了巨大牺牲，立下了卓越功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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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四川是中国大后方最重要的兵源、财源、粮食和物资的基地。整个川康前后一共提供过300万人的兵力，抗战期间，四川总人口不超过5000万人，每15个四川人里面就有1个参军抗日。在财源方面，四川负担起了全国三分之一的财力，共四4400亿元法币。除了税收之外，全川民众从士绅、商人、职员，到工人、教师、农民、学生、小贩甚至乞丐都尽力捐献资金支持抗战，总量达7亿元法币，用于购买飞机、坦克、各类武器和抗战物资。四川是产粮大省，从1941年到1945年提供的粮食总额占全国粮食总额的31%以上。除粮食之外，四川提供了军需的布匹、副食、盐巴和大量的运送人力。作为抗战大后方，四川为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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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四川的抗日救亡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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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抗战爆发后，国人的民族意识、爱国热情空前高涨。在中国共产党主张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四川的民众抗日救亡团体纷纷建立起来，显示出四川人民强烈的爱国抗日热情。各个抗日救亡团体积极开展各种活动，宣传共产党主张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和方针，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然而，1938年以后，国民政府却开始压制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国民党四川省党部通令禁止民众组织任何抗日救亡团体，并查封进步报刊，压制舆论。四川的民众抗日救亡运动日见冷落。武汉失陷后，国民政府各部门迁到重庆，中共领导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协会等也迁到重庆。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加强领导，加上周恩来又担任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郭沫若担任了政治部第三厅厅长、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积极开展抗战宣传活动，再掀四川救亡运动新高潮。但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确定了“反共”方针，在国民党的压制下，四川抗日救亡运动逐渐进入低潮，以后转入了反对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政策的抗日民主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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