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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简史 [:1706652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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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抗战大后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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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民政府迁都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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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侵占北平和天津，中华民族进入全面抗战时期。同年8月，四川省主席刘湘表示，四川是国家的重要后方，四川会尽最大努力将所有人力、财力、物力贡献给国家。11月16日，南京国民政府决定迁都西南的重庆，以纵深的广阔国土与日寇进行持久战。11月26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率国民政府主要办事机构人员到达重庆。12月1日，国民政府正式在重庆办公。到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前后，国民政府留在武汉的机构和蒋介石才迁至重庆。1940年9月6日，国民政府下令将重庆定为陪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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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1月20日，率领川军出川抗战的四川省主席刘湘在汉口病逝，蒋介石任命王缵绪为四川省主席。1939年9月，蒋介石亲自兼任四川省主席，直到1940年10月，四川省主席一职才交由成都行辕主任张群兼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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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国民政府以西南数省为大后方，大量华东、华中的工厂、企业、技术人员、工人内迁到四川。到1940年底，落户四川的工厂有254家。后来，迁往湖南、广西的众多企业又随着湘桂大溃退，绝大部分迁入四川，90%的迁川企业分布在陪都重庆，包括了钢铁、化学、冶金、电力、机械、武器制造等众多领域。随着工业企业的飙增，四川经济飞速发展，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等重要金融机构也都迁到重庆，逐渐在四川形成了遍布各地城市的金融网络。金融、保险、商贸、房地产、交通等各类领域都在四川发展起来。同时国民政府也进行了财政改革，四川财政为抗战做出了巨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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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37年11月至抗战胜利，国民政府在陪都重庆驻扎了8年。作为中国战时首都，重庆成为世界闻名的城市。它在支撑、领导全民族抗战，在促进大后方的经济、文化、科学、教育、卫生等领域发展方面，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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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中国人民的顽强抵抗，日寇对四川进行了大规模的轰炸，试图摧毁中国人民的抵抗意志。从1938年到1944年，日本军机不断轰炸重庆。1939年“五三”“五四”两次大轰炸，屠杀了大量中国军民。1940年对重庆轰炸80次，炸死炸伤上万人。1941年空袭81次，“六五”轰炸造成了大隧道惨案，死亡上万人。日机也对成都进行了轰炸，死伤数千军民。除此之外，万县、奉节、忠县、南川、遂宁、宜宾、自贡、富顺、乐山、南充、广安、达县、德阳、阆中、剑阁、梓潼、开县等诸多四川城市也都遭受了日机的轰炸。日寇对四川的狂轰滥炸，更加激起了四川军民的义愤，也更加坚定了军民抗战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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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川军出川抗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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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抗战爆发后，在中国共产党主张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全国人民掀起抗日救亡的热潮。四川人民要求川军出川抗战的呼声高涨，川军将领刘湘、邓锡侯、刘文辉、潘文华、李家钰等受其感染，纷纷通电全国，请缨出川，参加抗战。1937年8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决定川军编为第二路预备军，任命刘湘为司令长官，邓锡侯为副司令长官，下辖两个纵队。9月，两纵队分别从川北大道和川东水路出川。同年10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改任刘湘为第七战区司令长官，指挥川军作战。1938年1月刘湘病逝后，第七战区撤销，川军各部配属各战区作战。至1938年6月，出川抗战的川军经过整编，共有6个集团军、2个军和1个独立旅，共约40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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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何应钦在《八年抗战之经过》中统计，四川出川官兵伤亡人数约为全国的20%，共计64万余人。抗战期间，川军参加了淞沪会战、徐州会战、南昌会战、滇缅会战等大小会战28次，牺牲、受伤、失踪共60余万人，饶国华、王铭章、李家钰等众多川军将领血染沙场，为国尽忠。川军为国家和民族的独立付出了巨大牺牲，立下了卓越功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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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四川是中国大后方最重要的兵源、财源、粮食和物资的基地。整个川康前后一共提供过300万人的兵力，抗战期间，四川总人口不超过5000万人，每15个四川人里面就有1个参军抗日。在财源方面，四川负担起了全国三分之一的财力，共四4400亿元法币。除了税收之外，全川民众从士绅、商人、职员，到工人、教师、农民、学生、小贩甚至乞丐都尽力捐献资金支持抗战，总量达7亿元法币，用于购买飞机、坦克、各类武器和抗战物资。四川是产粮大省，从1941年到1945年提供的粮食总额占全国粮食总额的31%以上。除粮食之外，四川提供了军需的布匹、副食、盐巴和大量的运送人力。作为抗战大后方，四川为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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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四川的抗日救亡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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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抗战爆发后，国人的民族意识、爱国热情空前高涨。在中国共产党主张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四川的民众抗日救亡团体纷纷建立起来，显示出四川人民强烈的爱国抗日热情。各个抗日救亡团体积极开展各种活动，宣传共产党主张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和方针，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然而，1938年以后，国民政府却开始压制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国民党四川省党部通令禁止民众组织任何抗日救亡团体，并查封进步报刊，压制舆论。四川的民众抗日救亡运动日见冷落。武汉失陷后，国民政府各部门迁到重庆，中共领导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协会等也迁到重庆。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加强领导，加上周恩来又担任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郭沫若担任了政治部第三厅厅长、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积极开展抗战宣传活动，再掀四川救亡运动新高潮。但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确定了“反共”方针，在国民党的压制下，四川抗日救亡运动逐渐进入低潮，以后转入了反对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政策的抗日民主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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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军重庆办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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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召开期间，为了加强中共在国统区的工作，巩固抗日统一战线，撤销了中共中央长江局，在重庆成立了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四川、云南、贵州、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江苏、江西、福建、香港、澳门和海外地下党的工作。原驻武汉的中共中央长江局、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新华日报社、群众周刊社等中共机构的大部分人员，在当年秋天随国民政府迁往四川重庆。1939年1月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通过了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委员名单，有周恩来、博古、叶剑英、廖承志、邓颖超、董必武等13人。他们以中共代表的身份，与国民党谈判，和各界人士交往，贯彻中共中央的路线，维护国共合作、抗日统一战线的大局，坚持团结抗战原则。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在重庆成立了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负责八路军、新四军与国民政府的军事联络，也办理八路军、新四军的后勤事务，动员大后方的抗战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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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南方局通过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为维护国共合作抗战大局做了大量工作。如中共中央确定百团大战等作战方案时，即电告南方局，再由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呈报国民政府批准或备案。有时国共双方要联手打击日军，或国民政府军委会要求中共军队配合国军作战，都会以书面形式呈交八路军办事处，或由周恩来、叶剑英转达。此外，办事处也负责向国民政府军委会呈交中共军队打击日军、伪军的战报，将作战时间、地点、部队、经过、战绩、损失、敌情等信息呈报统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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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红岩村的八路军办事处旧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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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南方局和八路军办事处还与国民政府之间分享对敌情报，实现两党、两军之间的情报中转，保持对日、伪军方面的情报交流。中共中央会将搜集到的敌、伪情报电告南方局，由南方局、八路军办事处呈报国民政府。国民政府也会把《敌伪广播》《敌情通报》等信息送发给八路军办事处，再转呈中共中央。双方的情报交换，是国共两党合作抗战的重要内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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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南方局和八路军办事处的建立，加强了对四川共产党组织的领导，推动了四川的国共合作、抗日统一战线的巩固和抗日救亡运动的深入开展，对抗战做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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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简史 [:1706652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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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抗战胜利后的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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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共重庆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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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取得彻底胜利。抗战结束后，国内时局出现了有利于国共合作，成立联合政府，和平建设新中国的大好时机。但是，蒋介石却继续执行反共政策，企图在美国支持下发动内战。由于蒋介石尚未做好内战准备和部署，便玩弄和平花招。1945年8月14、20、23日，蒋介石接连3次电邀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到重庆进行和平谈判。为避免内战，尽可能通过“和谈”方式实现全国人民和平、民主的愿望，中共中央于8月25日发表《对于目前时局的宣言》，提出“和平、民主、团结”的口号，提出国民党承认各党派的合法地位、成立全国一致的民主联合政府等六项要求，并决定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赴渝，与蒋介石共商团结建国方针。8月28日，毛泽东率中共代表团飞抵重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