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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共谈判从8月29日开始，到9月3日，毛泽东与蒋介石单独会谈了3次。9月10日后，周恩来、王若飞继续与国民党代表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进行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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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共双方围绕和平建国基本方针、政治民主化、党派合法化、军队国家化等12个问题进行了谈判，双方对其中的大多数问题达成了协议，但在政权和军队这两个最关键的问题上未能达成协议。在政权方面，中共提出由共产党人担任山西、山东等五个省的主席，国民党则认为共产党应该参加政府，各地官员要经政府认可才能留任。在军队方面，中共主张中共方面应保留48个师，而国民党最多只允许中共保留16个师。10月10日，国共双方共同签订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简称《双十协定》），协定共12条。双方认为，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党派合法化等问题的解决，为达到和平建国必由之途径。双方在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保证人民自由、承认党派合法等问题上达成一致，对解放区政权和共产党军队两个问题则留待继续商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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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1月，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国共双方在会议上展开了激烈争论，国民党要求中共交出军队，中共则要求必须先实行政治民主化，先改组政府。国共双方在关键问题上一直未能达成一致。经过协商，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改组国民政府、施政纲领、军队问题、国民大会和宪法草案等五项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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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协议遭到国民党顽固派的激烈反对。在3月召开的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上，国民党顽固派公开决议推翻政协关于宪法草案的各项民主原则。4月1日，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上发表演讲，实际上推翻了政治协商会议形成的协议。6月中旬，蒋介石在黄埔军校和国民政府连续发表演讲，声称日本既已投降，共产党再无存在之理，鼓吹对共产党要实行军事解决。6月22日，国民党军队22万人向中原解放区大举进攻，内战全面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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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对四川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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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4月30日，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在重庆设立“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以加强对四川的统治。蒋介石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分化、瓦解四川地方实力派的势力，并大力扩充在重庆的军警、宪兵和特务编制，同时还制定了一系列镇压人民的法令，强化对四川人民的镇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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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国民党加紧了迫害共产党的步伐。1947年2月28日，国民党军警包围了中共四川省委和《新华日报》报馆，软禁了249名在重庆的中共人员。中共人员被迫从重庆撤离，迁至延安，中共四川省委工作中断，致使中共地下党失去了与上级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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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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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抗战的消耗，四川的经济走向破败和恶化，大量工厂、企业倒闭，钢铁产量、煤炭产量、发电量都大幅下降，农业也日趋式微，法币通货膨胀，物价上涨，人民生活非常困难。强烈的通货膨胀对经济摧残严重，1937年的一百元法币可以买到两头牛，但是在1947年只能买到一个煤球，或是三分之一盒的火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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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2月，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在白区对国民党的对策》，提出“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口号。随着内战的继续，重庆、成都大中学校的中共地下党组织，组建了“反内战、反饥饿委员会”，提出了反对内战、实现民主、改善师生待遇等要求。1946年底，成都、重庆发生了反驻华美军的学生运动，四川大学的学生发动游行，参加者有500多人。到1947年初，重庆大学、女子师范学院等31所学校举行反美联合会议。重庆民生机器厂的工人也支持学生的运动，参加了游行。在当年2月的一次大规模游行中，示威者与国民政府警察发生了暴力冲突，导致了重伤10余人的惨剧。到当年5月，成都学生数千人举行罢课和请愿，向四川省政府示威。重庆大学、女子师范学院、西南学院等院校学生在中共川东特委的组织下，成立“反内战反饥饿学生联合会”，举行大规模的罢课，并鼓动工人罢工。1948年的成都，也发生了反饥饿、争温饱的请愿静坐运动。中共地下党领导下的重庆、成都教师反饥饿、争温饱的运动，结合学生运动，动摇了国民政府在四川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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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中共地下党也在四川的工厂、矿山、农村组织活动，提出“要温饱、要生存、要活命”等口号，组织兵工厂的工人怠工，减少了国民党的武器生产。1947年中共重庆市委拟定《川东农村工作提纲》，提出发展农村武装力量和城市工作相结合的方案。在川东的农村，组织起大量的游击武装，统一为华蓥山游击队，袭击国民政府的军队、警察和各地的保安队，有力地配合了人民解放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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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民解放军解放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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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不断取得胜利，三大战役以后，国民政府已面临崩溃。蒋介石在1949年6月提出，东部要以舟山群岛、海南岛、台湾等作为沿海基地，西部以四川、西康、云南、贵州为基地进行“反攻”。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在10月8日决定将国民政府从广州迁到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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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毛泽东主席发出向全国进军的命令。11月1日，人民解放军开始了解放四川的战役。按照中共中央的部署，贺龙率华北第十八兵团及第一野战军一部由陕南、甘南入川，刘伯承、邓小平率第二野战军主力及第四野战军一部由湘西、鄂西、黔北入川，第二野战军一部由桂西经云南包抄，彻底解放四川及大西南。11月上旬，蒋介石急忙从台湾飞到重庆指挥顽抗。11月27日，国民政府行政院迁往成都。11月下旬人民解放军逼近重庆。11月30日，蒋介石逃离重庆到成都。当天，重庆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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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解放军兵分数路向川西挺进。12月7日，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决定将国民政府迁往台湾。12月9日，国民党西康省主席、第二十四军军长刘文辉，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第九十五军军长邓锡侯，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潘文华联名通电起义。12月10日，蒋介石离开成都，乘飞机逃往台湾。12月中旬，人民解放军各部向成都前进，分别解放成都周围地区。与此同时，由陕西入川的人民解放军迅速南下，将残余的数十万国民党军队包围。12月27日，南北两路解放军胜利会师。12月30日，成都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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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成都解放后，四川全省陆续解放。1950年2月1日，解放军进驻已经和平解放的西康省重镇雅安。1950年3月12日，解放军开始分路向盘踞在大陆的国民党最后一个据点西昌进攻，迅速歼灭了国民党胡宗南军队。3月27日，各路解放军会师西昌，西昌成为四川最后一个得到解放的城市，四川人民开始了当家做主的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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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简史 第三节 民国时期四川的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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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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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代四川农业主要还是传统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结合，手工纺织土布，结合养殖猪、家禽、鱼类，配合各类副业，但也出现了商品化的进程，并通过密布各地的场镇进行销售。四川的粮食作物主要是水稻、小麦、高粱、玉米、红薯、土豆、杂粮等，产量较高，是著名的产粮大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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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副业方面，养猪可以产生猪鬃，养殖牛羊可以生产牛皮、羊皮、牛油，种植桑树可以养蚕、制作生丝。其他的经济作物还包括了甘蔗、烟草、茶叶、桐油、竹木、棉布、花生、菜油、麻布，以及当归、麦冬、黄连、附子等药材，比如温江著名的副业就是种烟草、种麻。这些副业产品，一般可以通过场镇经济的销售行为转化为商品。农村集镇上通过“赶场”、举行庙会等活动进行市场交易。除了将副业转化为商品以外，四川的农民也会推鸡公车兼营一些小商品。另外，在四川统一禁烟之前，也有一些农民以种植鸦片作为副业，鸦片对四川造成较大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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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抗战时期，四川省水利局重视农业水利工程建设，通过银行系统贷款，在遂宁、三台、峨眉、雅安、绵阳、洪雅、青神等地进行了大量水利工程建设，灌溉众多农田，促进农业生产，为全国抗战提供了重要的物质保障。抗战后，四川继续在梓潼、乐山、彰明、内江、犍为、邛崃等地兴建水利工程。从1947年到1949年，四川继续修建大型水利工程，著名的八项灌溉工程一共可以灌溉十万亩以上的农田，对四川农业的发展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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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期间，四川省政府设立有四川省农业改进所，以督促农业技术的改良，还举办劝农大会，并试验水稻改良、病虫害防治、棉花培育、甘蔗改良、家畜的保育等。该机构在遂宁、灌县、绵阳、简阳、江津、合川等地都设置有各类农作物改良的试验基地，总结研究提升农业技术的知识，将其推广到全省，对推动四川农业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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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最主要的农业土地经营模式是租佃，而不是雇人耕种，在四川很少有真正意义上的雇佣农业工人，更多是农忙之时以多种方式请人帮忙。一般是亲戚、邻里、主佃之间相互帮忙，也有的是“换工”，即今天我帮你干活，明天你帮我干活，所以有的给工资，有的不给工资。一些人拥有土地，但又租佃别人的土地；有的是自己耕种一部分，将一部分租佃出去；有的类似于现代的二房东，租佃了土地再转租给别人，相当于业主和佃户之间的中介；还有的佃户租佃几个地主的土地，或者是把自己的土地出租，再租借其他人的土地来自己耕种。单纯的收租地主，在民国时期呈现出日渐衰败的趋势。为了躲避赋税，更多的人选择出售部分土地，成为各类形式的佃农。总而言之，四川尤其是成都平原的农业租佃经济比同时期全国大多数地区更加灵活，形式也十分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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