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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政府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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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政统一之后，刘湘继续兴办报纸，其中最著名的是《四川省政府公报》，该报从1935年创办一直到1949年，一共出版了838期，时间长且影响力很大。该报纸主要传播四川省政府的文件、电报、法令、公牍、布告、批示、最新的会议记录等新闻信息。刘湘亲自撰写了该报的发刊词，认为川政统一后，四川要隶属于中央政府，需要将普遍性的政府信息迅速传播到各地基层。该报刊登有《刘湘主席的就职宣言》《四川省政府成立纪实》《蒋委员长出席总理逝世十周年纪念大会训词》等最新的政治类新闻、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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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重庆作为陪都是全国新闻和舆论的中心，大量新闻媒体、通讯社和刊物云集于重庆。重庆比较出名的是《商务日报》，该报纸属于商业报，主张扩张商务，利国利民，不偏向于某一派的中立立场，强调本地工商业的利益，主张在商言商，重视工商业方面的信息和动态。此外，该报也介绍现代科学知识和新文化，有爱国立场并主张川政统一，号召抗日救亡。另外，重庆还有《新蜀报》，在1935年被国民政府收编，一直发行到1949年。该报在抗战时期，以笔作刀枪，及时传递战况，分析时局，为爱国抗日呐喊，宣传抗战文化，为抗战大后方新闻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此外，该报也常向国民政府建言献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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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成都的报纸有邓锡侯创办的《成都快报》《新新新闻》，后者的经理人是成都著名的媒体人陈斯孝。由于经营得当，该报的发行量非常大，盈利丰厚，因此在繁华的商业中心春熙路修建起了当时成都最高的大楼——新闻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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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沦陷区的大量报纸媒体来到四川，著名的有《中央日报》《新民报》《时事新报》《南京晚报》等。抗战时期倾向于国民党观点的新闻报纸有《中央周刊》《民意》《妇女运动》《成都快报》《兴中日报》《党军日报》《成都中央日报》《复兴日报》《新闻夜报》，以及中国青年党创办并从武汉迁入的《新中国日报》。倾向于共产党观点的报纸有《华西日报》《大声周刊》《四川日报》《国难三日刊》《星芒报》《捷报》《民声报》《华西晚报》《时事新刊》，以及中共南方局机关刊物《群众》。持中立立场的刊物有《大同日报》《新新新闻》《成都新民报》《轰报》《飞报》《南京早报晚刊》《新民报晚刊》《成都晚报》《新世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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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都重庆最主要的通讯社有国民党的中央社。中央社高价购买了英国路透社、美国合众社、法国哈瓦斯社、德国海通社等世界性通讯社在中国的发稿权，国际新闻的稿源十分充足。成都《新民报晚刊》自设有电台收稿，苏联宣布对日开战的消息，就是该报自行收稿，并最早在大后方发布消息的。另外，不少外国通讯社也在重庆派驻了新闻机构和记者。除了上述通讯社外，还有美国的《纽约时报》《时代周刊》，英国的《泰晤士报》，苏联的塔斯社、《消息报》，法国的《巴黎日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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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消息来源较为广泛，因此抗战时期的四川新闻对当时国际上的介绍和分析视野都更广。如《新民报》设有“半周增刊”，专门从国际方面的格局入手，分为国际时事和敌国信息两个部分进行介绍，报道分析国际上最新的局势，以及敌国日本国内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动态。例如，该刊登载了从日文刊物中翻译的日军陆军少佐的自白，撰文《敌军的畏战心理》，使读者了解到中国军队的英勇抗战已经令貌似强大的日军有了软弱和畏惧的一面，以鼓舞我方民心士气。又如捷克被迫向德国割让领土后，《时事新刊》就发表文章，认为英法以为向德国示弱，牺牲小国利益就能换取和平，是一种软弱和妥协的行为。屈辱求和是不可能获得和平的，反而会刺激对方更大的野心，欧洲大战必然爆发。事后证明，该刊对局势的分析是正确的。这也表明，当时四川新闻媒体对国际局势具有较高的认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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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期间，四川还设有新闻广播电台。1938年中央广播电台迁徙到重庆，从英国采购的三十五千瓦短波发射机部件，分批从香港、广州、武汉、宜昌等地通过江运运抵重庆。1939年3月，中央广播电台在重庆复播。对内面向全国军民宣传抗战，鼓舞士气；对外以“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名义宣传中国抗战，争取国际上的支持。该电台开办有英、俄、日、法、马来、缅甸、荷兰、法、西班牙、越南语等十种外语节目，还开办了国语、广州话、客家话、潮州话、海南话、上海话、藏语、瑶语、蒙语等节目。除了新闻之外，还有一周大事、评论、教育、音乐、儿童、家庭等栏目。除了重庆的中央广播电台之外，成都还有广播电台和国际电台的成都支台，在西昌设有西康广播电台。另外，四川也还有一些私营的广播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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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学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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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抗战前的文学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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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四川涌现了众多文学家，著名的有郭沫若、巴金、李劼人、沙汀、艾芜、阳翰笙、罗淑、周文、陈翔鹤、李宗吾、赵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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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熙（1867—1948年），字尧生，号香宋，四川荣县人，善于传统古典诗词的写作，晚清光绪时期的进士，担任过翰林院编修和御史，在民国时代多从事传统诗词、文章、戏曲方面的写作和研究，一生作有3000首诗。赵熙在民国时代，自我定位是清朝遗民，写的《竹林》诗：“天一山前重许源，花前能辟此君轩。凌霜不改清虚节，使我苍然忆故园”，表达自己对胜朝的忠诚节义。赵熙对于国家命运也有强烈的感情和关注，1916年袁世凯复辟失败死去，赵熙写道：“焚灰化水，怎医遍金创？虫沙万队，蛇子蛇孙，祖龙新秽史”，表达了对袁世凯复辟的讽刺。面对四川乃至全国各地战乱的状况，他忧心忡忡地写出了大量诗歌，如“此生见否谁能说，忍泪花前去住身”，充满了悲哀，渴望“手挽中华望霸才”，能够挽救国家。在东北沦陷后，他写了《山城杂诗》感叹“独有哀声听不得，四更悬命到屠门”，“天下正多无法事”，表达了对局势和国家命运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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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著名历史学家刘咸炘（1896—1932年）在诗歌方面也有很深的造诣，他的诗歌创作思想是坚持传统的儒家诗学，说自己读诗词、戏曲、小说的方法是继承了章学诚的观点。他的诗歌创作，情感真挚，用语古雅，如《题亡妻像》“可惜非男子，何须咏《硕人》。寿征虚鸟爪，玉立爱长身。屡影终难惬，微颦觉较真。六年方识熟，一纸伴孤呻”，表达了对亡妻真挚的感情。在新文化运动的大环境中，作者坚守传统文化，被视为迂腐的儒者，于是作者在另外的诗中写下了“侈口迂儒无剑气，秃头道士有丹方。生涯说与秋风听，故纸堆中是乐乡”，表达自己毫不介意，只有秋风能理解自己的人生，自己在故纸堆中快乐即可的思想感情。在诗歌创作思想上，他的《诗初学》中主张诗歌要深隐内涵，用词即使浅显，也要深藏深厚的意思。诗要远离浅薄鄙俗，但也要避免浮华的辞藻，要坚持有深度的风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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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传统古典诗歌向现代诗歌过渡的代表人物吴芳吉（1896—1932年），字碧柳，号白屋，重庆江津人。他的创作时代是五四运动时期，当时新派文学主张彻底打倒传统古典诗歌，而传统派则抱残守缺，拒绝新形式的尝试。吴芳吉则主张中西融合，古今汇合，借助于西洋的诗歌思想，但在形式上不抛弃传统诗歌，进行融合和创新。他的作品如《曹锟烧丰都行》：“曹锟烧丰都，难为女儿及笄初。何处阿娘去，荒田闻鹧鸪；阿爷死流弹，未葬血模糊；阿哥随贼马，伏枥到边隅”，描写了北洋军和护国军交战，战乱对民众造成的痛苦。《赴成都纪行》：“父老向我言，停午战方休。群盗喧城市，破狱出徒囚。官兵前捕剿，良莠并行搜。君看城边路，累累挂人头”，以生动通俗的笔调书写了四川战乱的悲剧。吴芳吉的诗歌写作，多用文白夹杂，通俗易懂，调和新旧，具有独特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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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早期四川著名的散文要数李宗吾（1879—1943年）的《厚黑学》，他自称“厚黑教主”，其《厚黑学》讽刺了秦以来很多帝王的权术，认为脸皮厚、心眼黑的野心家往往会成事。所谓先“厚如城墙，黑如煤炭”，然后再“厚而硬，黑而亮”，最终达到“厚而无形，黑而无色”，进入“无声无臭，无形无色”的境界。此后就能攻无不克、战无不胜、锐不可当、所向披靡，如《三国》中曹操心眼黑，刘备脸皮厚等，辛辣讽刺了秦以来政治生态的恶劣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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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学方面，四川新诗创作的著名人物是郭沫若（1892—1978年），他创作了诗集《女神》，其主要诗歌的精神是强烈的激进反传统意识，如《天狗》一诗：“我飞奔，我狂叫，我燃烧。我如烈火一样地燃烧！我如大海一样地狂叫！我如电气一样地飞跑！我飞跑，我飞跑，我飞跑，我剥我的皮，我食我的肉，我嚼我的血，我啮我的心肝，我在我神经上飞跑，我在我脊髓上飞跑”，表达自己摧毁旧传统的强烈冲动和渴望。他的自传体小说《我的童年》《反正前后》，描写远离家乡、跨出国门的人生，也描述了传主于四川辛亥革命时期的经历与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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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的作家李劼人（1891—1962年），他以四川方言写作小说，具有浓郁的四川文化特色。他写作的《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大波》三部长篇小说，以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的四川为背景，以史诗的宏大叙事描写晚清四川的社会，在四川方言写作方面取得了高度的成就，文中多次出现东大街、盐市口、春熙路、骡马市、总府街、督院街、新南门、武侯祠、青羊宫、文殊院等有代表性的成都地名，充满了浓郁的四川特色。另外，四川新文学的代表人物还有巴金（1904—2005年），他先后写作了“爱情三部曲”《雾》《雨》《电》，以及“激流三部曲”《家》《春》《秋》，猛烈地攻击中国传统文化，攻击小共同体的传统宗法，描写四世同堂大家族的衰败，鼓励年轻人和家庭决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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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抗战时期的文学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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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全国各地文化界人士齐聚陪都重庆，在文学、艺术方面涌现出了众多的成果，配合抗战正面战场的军事斗争。林语堂、田汉、胡风、叶以群、张恨水、茅盾、郭沫若、艾青、臧克家、姚雪垠、罗家伦、端木露西等人齐聚四川，他们用笔作为刀枪，在国际、国内的舆论界和文学领域宣传抗战，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繁荣爱国文艺，为战争胜利做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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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8月，林语堂（1895—1976年）在《泰晤士报》发表了文章《日本征服不了中国》，分析了九一八事变以来日本侵略中国的过程，强调高度士气和团结一致的国家，绝不会被侵略者所征服，并得出“最后的胜利一定是中国”的预言。他还用英文写了很多文章，向世界宣传中国的抗战，争取国际的支持，在美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他在自己的英文小说《京华烟云》中，描写了日寇入侵对中国造成的巨大苦难。1939年底该书在美国出版后的短短半年内，即销售五万多册，在国际社会引起了广泛关注。他在该书的献词上写道：“全书写罢泪涔涔，献予歼倭抗日人。不是英雄流热血，神州谁是自由民”，并指出“作为一个作家，最有效的武器是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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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1899—1966年）在抗战期间，曾创作著名话剧《张自忠》，歌颂抗日名将张自忠将军。该剧选取了临沂之战、徐州之战、随枣之役和最后的殉国几个片段，集中表现抗日爱国将领张自忠身先士卒、严明军纪、体察下情、嫉恶如仇、自奉简朴、深得民心，特别突出了他身上英勇无畏、与侵略者血战到底、战死疆场的爱国精神，宣传并激励抗战中的中国军民。抗战期间，老舍还先后去过万县、成都、青城山、灌县、昆明等地，了解各地抗战文艺宣传工作的情况，并发表了热情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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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作家张恨水（1895—1967年），在九一八事变后就写作了小说《太平花》，是目前国内已知最早的抗战小说。次年又完成短篇小说、诗词、剧本的合集《弯弓集》，作者在《跋》中表明“弯弓”对应“射日”，以笔作剑、抗击日寇。抗战期间，张恨水在重庆漏雨的简陋住宅中，写出了八百万字的文学作品，如《巴山夜雨》写抗战时期民众的流离失所，生活的悲哀和苦难。他将自己的简陋书斋命名为“北望斋”，意为北望中原，体现了他盼望早日收复北方沦陷的山河，恢复大好河山的爱国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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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汉（1898—1968年）创作了京剧《岳飞》，描述了岳飞鄂州练兵、朱仙镇大捷、大破金兀术的拐子马、收复江山、祭祀巩陵等历史片段，以岳飞为代表的民族英雄象征抵御外辱的精神，激励抗战的士气。在全剧结尾，岳飞高呼“众将官，乘此直捣黄龙，消灭民族敌人去者！”向观众传达同仇敌忾的精神，使人热血沸腾，鼓舞人们与日寇进行斗争。他还创作了京剧《江汉渔歌》，用金军入侵影射日本侵略者，描写汉阳城的曹太守充分发动军民，连普通渔翁也参与了抵抗，宣扬了全民抗战才有胜利希望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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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京剧以外，川剧也是抗战时期戏剧的重要表达形式。1940年，郭沫若领导的文工会多次组织川剧、京剧和各地方戏剧艺术家之间进行交流，以采取更好的方式宣传抗日。重庆的川剧艺术家张德成、刘承基、魏香庭、杨友鹤等都积极参与，投身于救亡戏剧的演出，在1942年组建了川剧演员会，演出《滕县殉国记》，再现了滕县保卫战的壮烈；而《扬州恨》影射了日寇对中国的残酷侵略与征服；《弦高犒师》则歌颂了春秋时代郑国商人弦高的爱国行为，鼓励现实生活中的工商业人士学习先贤，积极参与救亡。此外，还有《卢沟桥头姐妹花》《台儿庄大捷》《八百孤军》等剧目，也广受好评。这些川剧陆续被四川各地剧团学习、上演，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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