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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的作家李劼人（1891—1962年），他以四川方言写作小说，具有浓郁的四川文化特色。他写作的《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大波》三部长篇小说，以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的四川为背景，以史诗的宏大叙事描写晚清四川的社会，在四川方言写作方面取得了高度的成就，文中多次出现东大街、盐市口、春熙路、骡马市、总府街、督院街、新南门、武侯祠、青羊宫、文殊院等有代表性的成都地名，充满了浓郁的四川特色。另外，四川新文学的代表人物还有巴金（1904—2005年），他先后写作了“爱情三部曲”《雾》《雨》《电》，以及“激流三部曲”《家》《春》《秋》，猛烈地攻击中国传统文化，攻击小共同体的传统宗法，描写四世同堂大家族的衰败，鼓励年轻人和家庭决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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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抗战时期的文学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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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全国各地文化界人士齐聚陪都重庆，在文学、艺术方面涌现出了众多的成果，配合抗战正面战场的军事斗争。林语堂、田汉、胡风、叶以群、张恨水、茅盾、郭沫若、艾青、臧克家、姚雪垠、罗家伦、端木露西等人齐聚四川，他们用笔作为刀枪，在国际、国内的舆论界和文学领域宣传抗战，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繁荣爱国文艺，为战争胜利做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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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8月，林语堂（1895—1976年）在《泰晤士报》发表了文章《日本征服不了中国》，分析了九一八事变以来日本侵略中国的过程，强调高度士气和团结一致的国家，绝不会被侵略者所征服，并得出“最后的胜利一定是中国”的预言。他还用英文写了很多文章，向世界宣传中国的抗战，争取国际的支持，在美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他在自己的英文小说《京华烟云》中，描写了日寇入侵对中国造成的巨大苦难。1939年底该书在美国出版后的短短半年内，即销售五万多册，在国际社会引起了广泛关注。他在该书的献词上写道：“全书写罢泪涔涔，献予歼倭抗日人。不是英雄流热血，神州谁是自由民”，并指出“作为一个作家，最有效的武器是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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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1899—1966年）在抗战期间，曾创作著名话剧《张自忠》，歌颂抗日名将张自忠将军。该剧选取了临沂之战、徐州之战、随枣之役和最后的殉国几个片段，集中表现抗日爱国将领张自忠身先士卒、严明军纪、体察下情、嫉恶如仇、自奉简朴、深得民心，特别突出了他身上英勇无畏、与侵略者血战到底、战死疆场的爱国精神，宣传并激励抗战中的中国军民。抗战期间，老舍还先后去过万县、成都、青城山、灌县、昆明等地，了解各地抗战文艺宣传工作的情况，并发表了热情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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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作家张恨水（1895—1967年），在九一八事变后就写作了小说《太平花》，是目前国内已知最早的抗战小说。次年又完成短篇小说、诗词、剧本的合集《弯弓集》，作者在《跋》中表明“弯弓”对应“射日”，以笔作剑、抗击日寇。抗战期间，张恨水在重庆漏雨的简陋住宅中，写出了八百万字的文学作品，如《巴山夜雨》写抗战时期民众的流离失所，生活的悲哀和苦难。他将自己的简陋书斋命名为“北望斋”，意为北望中原，体现了他盼望早日收复北方沦陷的山河，恢复大好河山的爱国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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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汉（1898—1968年）创作了京剧《岳飞》，描述了岳飞鄂州练兵、朱仙镇大捷、大破金兀术的拐子马、收复江山、祭祀巩陵等历史片段，以岳飞为代表的民族英雄象征抵御外辱的精神，激励抗战的士气。在全剧结尾，岳飞高呼“众将官，乘此直捣黄龙，消灭民族敌人去者！”向观众传达同仇敌忾的精神，使人热血沸腾，鼓舞人们与日寇进行斗争。他还创作了京剧《江汉渔歌》，用金军入侵影射日本侵略者，描写汉阳城的曹太守充分发动军民，连普通渔翁也参与了抵抗，宣扬了全民抗战才有胜利希望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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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京剧以外，川剧也是抗战时期戏剧的重要表达形式。1940年，郭沫若领导的文工会多次组织川剧、京剧和各地方戏剧艺术家之间进行交流，以采取更好的方式宣传抗日。重庆的川剧艺术家张德成、刘承基、魏香庭、杨友鹤等都积极参与，投身于救亡戏剧的演出，在1942年组建了川剧演员会，演出《滕县殉国记》，再现了滕县保卫战的壮烈；而《扬州恨》影射了日寇对中国的残酷侵略与征服；《弦高犒师》则歌颂了春秋时代郑国商人弦高的爱国行为，鼓励现实生活中的工商业人士学习先贤，积极参与救亡。此外，还有《卢沟桥头姐妹花》《台儿庄大捷》《八百孤军》等剧目，也广受好评。这些川剧陆续被四川各地剧团学习、上演，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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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文学、戏剧，四川抗战时期的绘画艺术家也投身爱国事业。著名川人画家张善子（1882—1940年）在重庆以画老虎出名。当时日本飞机对重庆狂轰滥炸，张善子画了一幅《猛虎扑日》表达对日寇的愤怒。图上二十八只猛虎，正扑向落日。老虎象征了中国二十八省，生龙活虎；落日代表奄奄一息的日本，走向灭亡。此外，他还创作了《飞虎图》赠美国空军上校陈纳德，感谢国际友人对中国抗战的支持。陈纳德便将美国飞行志愿队改名为“飞虎队”，并按《飞虎图》画面制作了旗帜和徽章分发部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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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简史 [:1706652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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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思想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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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初创时期，伴随着共和制度的建立，一些清朝遗老和文化保守主义者在文化上主张尊孔复古，四川思想界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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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年夏，四川军政府都督尹昌衡致电袁世凯，请求下令全国学校尊孔读经，被袁世凯所称许。曾经是改良派代表人物的宋育仁也主张清帝复辟，在北京宣讲尊孔复古并上书袁世凯，暗示请袁世凯辅佐溥仪。袁世凯认为宋育仁的上书对其不恭，下令将宋育仁押解回川。后来，宋育仁便在廖平主持的四川国学专门学校主持教学，发起四川国学会，兴办《国学月刊》杂志，整理国故。他认为中华文化有自身的本位和主体性，不能简单地以“科学客观”态度抹杀或忽略研究对象的精神世界和价值关怀；他也认为夏商周三代封建与民国的共和制度之间是一脉相通的，二者根本不构成矛盾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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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运动中，四川最激烈反传统的代表人物是吴虞。吴虞（1872—1949年），四川新繁人，1905年留学日本，1907年回国，在成都县学、府学和四川政法学堂担任教习。1910年，吴虞的母亲因为长期和父亲争斗而抑郁去世，他父亲将其驱赶到乡下老家依靠几亩薄田维生，他对父亲的仇恨极深，在日记中几十处将自己父亲称为“老魔”。后来他对父亲提起诉讼，并写了《家庭苦趣》四处传发，将家庭矛盾转化为公共事件，被民国初期的四川文化界、教育界称为“士林败类”。吴虞受此刺激，加上他原已接受了近代西方平等民主的观念，因而更加痛恨传统礼教，坚定彻底地反对儒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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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虞对中国传统礼教持一种绝对否定的激烈态度。他在《新青年》上发表了《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将批判矛头指向儒教的等级制度，把封建的宗法制度、家族制度和专制制度视为一个整体加以批判，认为我国不能脱离宗法社会，“推原其故，实家族制度为之梗也”，而“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他对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进行猛烈抨击，认为“孝”是为了防止作乱，而清朝的法律就等于是儒家学说，教忠教孝的结果是“把中国弄成一个‘制造顺民的大工厂’”，所以要反孔非儒，才能实现军国社会。他还发表了《道家法家均反对旧道德说》《吃人与礼教》《说孝》《儒家大同主义本于老子说》《儒家主张阶级制度之害》《消极革命之老庄》《礼论》等文。他认为孔子的学说导致“非杀人吃人不成功，真是残酷极了”，他赞赏鲁迅关于礼教“吃人”的观点，引用大量历史事实证明“吃人的就是讲礼教的，讲礼教的就是吃人的”这一结论，认为传统礼教祸国殃民，而且效率是洪水猛兽的上百倍。他认为六经导致中国人跪拜在圣贤、帝王的威势下，成为“奴隶之生活”。他坚持认为孔教不合于时代潮流及共和原则，必须对它进行猛烈批判。五四时期，吴虞异常激烈地反传统，当时就被公认为与陈独秀齐名的反孔“健将”，被胡适称为“中国思想界之清道夫”“四川省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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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一浮和复性书院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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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四川还有一位著名的思想家是成都人马一浮，他抗战期间在乐山创办的复性书院，坚持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养了很多人才。马一浮在晚清曾留学美国、德国、西班牙、日本，在留学期间阅读了亚里士多德、斯宾塞、黑格尔、赫胥黎、达尔文、孔德、但丁、拜伦、莎士比亚等重要的欧洲思想家、文学家的作品，还翻译了《日耳曼之社会主义史》《露西亚之虚无主义史》《法国革命史》和《欧洲文学四史》等著作，奠定了深厚的西学功底。在美国留学期间，他看到美国人将中国视为“野蛮国”，中国人则被歧视，他感到莫大地羞辱，也激发了强烈的文化使命感。此后他的学问致力于中国历史文化的保存、研究和发扬。他以中国儒家文化为根据，汇通古今中西的一切学术，认为中国文化的六艺是世界文化最终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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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一浮没有像同时代的梁漱溟或者熊十力那样去构建自己的思想体系，而是主要在继承、研究、阐释的维度来发扬传统的文化精神。他反复强调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即在于“发明自心之义理”，而为了通往义理，需要继承宋明以来的传统方法。他很好地融会程朱、陆王两派的思想、方法，认为研究义理的学问最忌讳讲究宗派门户。过去古代思想家对不同学者有不同的褒贬，都只是有针对性地给病人提供药方，但不可机械地将其视为客观标准。二程、朱熹、陆九渊、王阳明他们的方法虽然不同，但最后都可以走上发明义理的道路，因此面对百世之师，后世学者不应该厚此薄彼。但是在具体教学之中，需要根据学生不同的禀赋，加以引导和介绍。另外，他也借助佛教禅宗的义理、方法，汇通儒学和佛学，最终落实到体用一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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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爆发后，蒋介石认为大量汉奸的出现，是人心不古、文化逐渐败坏的结果，希望重建书院弘扬传统学问和道德良知，请马一浮出山主持。马一浮提出，主办书院必须由自己自由办学，政府不得干预，获得了同意。于是，国民政府拨开办费三万元，而后每个月拨款三千元，马一浮便在乐山创建了复性书院，“复性”的意思就是通过传统学问，重建人心之性。马一浮主要讲解“群经大义”，包括《论语大义》《孝经大义》《诗教绪论》《礼教绪论》《观象卮言》《洪范约义》等，为延续中华文脉写下了传奇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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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简史 [:1706652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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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史学和考古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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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四川的史学界，既有偏向传统方法治史的刘咸炘、蒙文通，也有接受新方法的郭沫若、徐中舒、任乃强等学者。同期的四川考古学界也开始运用田野考察的方法，比较著名的是考古学家冯汉骥对岷江上游的石棺葬的考古发掘活动。1946年出版的郑德坤所著《四川古代文化史》中，就引用了很多民国时期最新的考古发现资料，用于书写四川的历史，可以说，四川的考古和历史学关系非常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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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森楷与《二十四史校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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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森楷（1858—1928年），四川合川（今重庆合川）人，青年时曾就读于锦江书院，1893年中举人，1901年创办四川省蚕桑公社，辛亥革命后曾一度为川汉铁路公司成都局总理。身为实业家的张森楷同时又是著名的历史学家，涉足经学、小学，而尤长于史学。他一生著述十分丰富，总计达27种、1100多卷，其中包括《二十四史校勘记》337卷、《通史人表》296卷、《史记新校注》133卷、《历代舆地沿革表》《历代职官沿革表》等，并主修《合川县志》。其史著中最有名的是《通史人表》和《二十四史校勘记》，后者被中华书局《二十四史》点校本采纳多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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