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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史甄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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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文通（1894—1968年），四川盐亭人，著名历史学家，是晚清民国间四川著名经学怪才廖平的学生。他在先秦两汉史学、诸子学、六朝史学、两宋史学、道家和道教学、宋明理学、古地理学、古代民族史、古代社会经济史等众多领域都取得了重要成果。其成名作是《古史甄微》。该书在史学思路上受到老师廖平的影响，重视分辨古代人物、人群的历史地域背景。他以古代西方历史为例，指出罗马、希腊等古代文明在地理、民族、文化方面均有所不同，所以中国各地、各族的源流必然有差异。在书中，他提出种族、地理、文化三元的概念，将中国上古民族分为海岱的泰族、河洛的黄族、江汉的炎族三个部分，认为东部沿海的泰族最早，而整个中国文明是这三个族共同融合创造的。上古时代的三皇五帝，其实就是这些不同族之间此消彼长的互相竞争、取代为王，直到夏朝才定于一尊。蒙文通这一“古史多元论”的学术观点非常独特，既不同于过去传统的三皇五帝一元继承的旧说，又不同于当时流行的古史辨否认尧舜禹存在的观点。面对当时流行的古史辨思潮，他处处批评古史辨派动辄轻率怀疑古代文献的行为。他认为很多所谓的“伪书”，其所据以作伪的材料不必尽伪。所以他大量使用了《晏子春秋》《孔子家语》等被高度怀疑为伪造的文献，表现出与古史辨派截然不同的态度，是一种自成一体的新颖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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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后来的《古史甄微》中，他又认为中国最早的古族偏向东北方位，所以泰山被视为天下的中心。后来又转移到中原的嵩山系统，最后周朝又转移到华山系统，所以整个过程是从东向西转移。将中国文化的最早起源定在东部，而不是西部，这是有意识的专门针对晚清以来流行的“中国文化西来说”。根据该说，黄帝是伊拉克人，彩陶之类都是从西亚传入。显然，这种学说贬低了中国文化的地位，而自东向西传播的观点，则强调了中华文明独立起源的特质。另外，作者在书中认为周人灭商，是联合了西部的戎狄集团，批评周人东征对殷人过狠，此外也不同意周人的贵族世卿制度。虽然蒙文通尊爱儒学，但显然并不是无条件地赞颂，而是有一种现代史学的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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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郭沫若与马克思主义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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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1892—1978年），四川乐山人，是中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在先秦史、甲骨文、金文的研究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中，郭沫若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和方法，利用《周易》《诗经》《尚书》等古代文献，结合当时能见到的最新甲骨文、金文资料，对夏商周三代社会进行分析研究，认为“生产力”最终决定“上层建筑”。以史学的方法，勾勒出《周易》时代的社会生活，通过对甲骨卜辞研究认为商代是“母系社会”，后来又改为“奴隶社会”。考察周代的铁器，认为周代是“奴隶社会”，后来又改为“青铜时代”，并研究了井田制，认为这是一种“奴隶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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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考古方面，郭沫若的著作《卜辞通纂》中选录甲骨129片，正编“选辑传世卜辞之菁粹者”800片，按干支、数字、世系、天象、食货、征伐、田游、杂纂等八项加以排比并考释，每一项后又做有小结，使读者全面系统地认识每一类甲骨文的内容，还可以从每项卜辞的内容里了解殷代社会各方面的情况。郭沫若另一部重要的甲骨文著作是1937年出版的《殷契粹编》。这部书与《卜辞通纂》选辑传世各家“卜辞之菁粹者”略有不同，而是仅从上海大收藏家刘体智所藏的28000多片甲骨中，选出1955片精品编纂而成。《殷契粹编》一书在内容的分类上，大致与《卜辞通纂》相同，也对书中每一片甲骨做了考释。此外，他的《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一书，以周代金文中出现的人名、地名和历史事实为主要线索，再参证铭文的体裁、风格以及青铜器的纹饰，将它们综合起来，作为进行两周青铜器分期和断代的主要依据，从此开创了一个科学地研究两周青铜器的先河。此书自出版后立刻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和震惊，半个多世纪以来好评如潮，已经成为国内外研究中国古代史的必备经典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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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徐中舒与“古史多重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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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中舒（1898—1991年），安徽省怀宁县（今安徽安庆）人，著名史学大师。徐中舒192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研究院国学门，师从王国维、梁启超等。徐中舒先后在复旦大学、暨南大学、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北京大学任教授、研究员。1937年，应中英庚款董事会与四川大学的协聘，任教四川大学历史系，后终身执教于四川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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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漫长的治学过程中，徐中舒吸收了清末桐城学派及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顾颉刚等人的治学精髓，形成自身独特的、完善的学术思想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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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无征不信、科学批判的思想。徐中舒在文献研究方面造诣精深，重视史料的收集且善于鉴别辨析，能够得心应手地驾驭和利用。早在20世纪30年代，他撰写《商周史料考订大纲》作为北京大学历史系授课的讲义，曾著文指出，“史之良窳率以史料为准，史家不能无史料而为史，犹巧妇不能无米而为炊”。徐中舒所作结论多以坚实可靠的史料为支撑，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创新见解也往往破壁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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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古史多重证法。徐中舒在清华国学研究院读研究生期间，深受王国维影响，对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印象深刻。他后来研究古史不仅采用这种方法，而且将其发展为古史多重证据法。他在古史研究中经常使用相关学科的丰富资料及研究成果，其大量论著本身就是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徐中舒对古史多重证据法的倡导和娴熟的运用，是古史研究方法论方面的重大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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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博涉与专精相结合的治学原则。徐中舒研究古史非常强调博学，他不仅在文学、文字学方面具有深厚修养，还能娴熟运用考古学、民族学、社会学、文献学、工艺学乃至古代自然科学等诸多学科领域的知识进行历史研究，故其古史研究的范围颇为广泛。其早期著作《木兰歌再考》《〈木兰歌再考〉补编》《古诗十九首考》等即采用以文证史的方法，提出一系列创新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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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中舒学问深厚，成果丰硕，早年以《耒耜考》一文成名，该文以出土古文字材料与古代典籍及实物相互对照，解决了2000年来学者们一直莫衷一是的耒耜形制和功用问题，《耒耜考》遂成为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名篇。此后，他有关先秦史的一系列论著，如《殷周文化之蠡测》《殷人服象及象之南迁》《井田制度探源》《论东亚大陆牛耕的起源》《论周代田制及其社会性质》等，均因方法新颖、论据充实、创获颇多而在学术界引起重大反响。在古文字学方面，他的《金文嘏辞释例》一书也是治金文者的必读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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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任乃强与康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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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乃强（1894—1989年），四川南充人，著名历史学家、民族学家，我国近代藏学研究的先驱之一，历任重庆大学、华西医科大学、四川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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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乃强于1928年出版《四川史地》（《乡土史讲义》），此为近代第一部系统阐述巴蜀历史、地理沿革的专著，当即被许多高校采为教材。1929年起，他多次深入西康考察，获得大量资料，相继撰成《西康诡异录》《西康十一县考察报告》等文。自1932年起任乃强陆续撰成并发表《西康图经》之“境域篇”“地文篇”“民俗篇”三卷，撰成《西康通志纲要》《康藏史地大纲》等著作，全面系统地论述了康藏民族的历史及地理沿革、政治变迁和宗教流派等问题，校注了藏文史籍《西藏政教史鉴》，发表《吐蕃丛考》等数十篇论文和《泸定导游》《天芦宝札记》等三部长篇考察报告。1940年，任乃强写成《关于藏三国》一文，首次对格萨尔王提出历史考察，提出格萨尔即林葱土司先祖的考证，至今仍为国内外学术界依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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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乃强的历史研究以地理为基础，以自己步测手绘所得，参以古今、中西、汉藏图籍，于1943年绘成百万分之一康藏标准全图和西康各县分图，此系当时国内外最精确的权威性康藏地图，填补了康藏研究中的一大空白。他还担任《康藏研究月刊》主编，发表了大量藏汉学者的研究成果和藏文典籍译作，开创了藏汉学者联合进行藏学研究的范例，对后来藏学研究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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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冯汉骥与考古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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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汉骥（1899—1977年），湖北宜昌人，我国著名考古学家、人类学家，我国近代考古学的开拓者之一，四川大学考古学专业的奠基人。1923年毕业于武昌文华大学，1931年赴美国哈佛大学研究院人类学系深造，1933年转入宾夕法尼亚大学人类学系，1936年获人类学博士学位。在美国期间发表的《中国亲属制》等文章，利用人类学“叙述式亲属制”与“类分式亲属制”的原理，探索中国古代亲属称谓之由来，使若干千古聚讼的问题得到科学而合理的解释，在当时的国际学术界产生较大影响。1937年抗战爆发后，应四川大学聘请，任史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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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冯汉骥与希洛克（J.K.Shryook）合著《彝族的历史起源》（《倮倮的历史起源》）一文发表于《哈佛亚洲研究杂志》第三卷第二期。该文对川滇黔三省彝族的历史作了简要论述，并对彝族文化特征进行了历史考察；对截至20世纪30年代中外学者有关彝族族源问题的各种说法进行了系统的介绍，并澄清了对彝族的许多错误认识。其基本观点不仅在当时是领先的，即便现在看来无疑也是正确的。这篇研究彝族历史及文化的论文，是当时关于彝族最具有代表性的精辟之作，在学术界影响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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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汉骥把注重田野调查和实地发掘的风气带入川大历史系。1938年暑期，他只身赴川西北松潘、理县、茂县和汶川等岷江上游藏族、羌族地区，进行民族学和考古学的实地考察，开创了川西高原考古发掘研究之先声。冯汉骥此行获得大量学术资料，并在汶川县雁门乡清理了一座石棺葬，随后撰《岷江上游的石棺葬文化》一文，首次科学报道此类墓葬，开创了川西北高原民族考古的先声。1939年，国民政府教育部组织川康科学考察团，考察康区的藏族聚居区。冯先生担任该团社会科学组组长，遍历康区，搜集民族学资料，着手康区民族的分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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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1943年，冯汉骥主持了成都前蜀王建墓的发掘工作，这是中国首次大规模地下墓室的发掘，并在1962年写成《前蜀王建墓发掘报告》。同时，他还重译了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一书，译文准确、畅达，被商务印书馆列入“汉译学术名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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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的四川考古学也在起步，民国早期英国人陶然士就在川西北调查挖掘过石棺葬，采集了古代的陶器、石器和陶片。1938年，考古学家冯汉骥对岷江上游的石棺葬进行过调查，在松潘、理番、茂县、汶川等地进行考察发掘，挖掘出了铜器、海贝、半两钱、铜剑、珠料等古代器物，为古代巴蜀的历史文化重建提供了实证资料，也为后来川大考古学开创了重视田野调查的精神。1942年庄学本在西昌旅行的时候，也发现了大批大石墓，并对川康地区的大石墓进行了考察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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