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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古史多重证法。徐中舒在清华国学研究院读研究生期间，深受王国维影响，对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印象深刻。他后来研究古史不仅采用这种方法，而且将其发展为古史多重证据法。他在古史研究中经常使用相关学科的丰富资料及研究成果，其大量论著本身就是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徐中舒对古史多重证据法的倡导和娴熟的运用，是古史研究方法论方面的重大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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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博涉与专精相结合的治学原则。徐中舒研究古史非常强调博学，他不仅在文学、文字学方面具有深厚修养，还能娴熟运用考古学、民族学、社会学、文献学、工艺学乃至古代自然科学等诸多学科领域的知识进行历史研究，故其古史研究的范围颇为广泛。其早期著作《木兰歌再考》《〈木兰歌再考〉补编》《古诗十九首考》等即采用以文证史的方法，提出一系列创新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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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中舒学问深厚，成果丰硕，早年以《耒耜考》一文成名，该文以出土古文字材料与古代典籍及实物相互对照，解决了2000年来学者们一直莫衷一是的耒耜形制和功用问题，《耒耜考》遂成为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名篇。此后，他有关先秦史的一系列论著，如《殷周文化之蠡测》《殷人服象及象之南迁》《井田制度探源》《论东亚大陆牛耕的起源》《论周代田制及其社会性质》等，均因方法新颖、论据充实、创获颇多而在学术界引起重大反响。在古文字学方面，他的《金文嘏辞释例》一书也是治金文者的必读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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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任乃强与康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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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乃强（1894—1989年），四川南充人，著名历史学家、民族学家，我国近代藏学研究的先驱之一，历任重庆大学、华西医科大学、四川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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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乃强于1928年出版《四川史地》（《乡土史讲义》），此为近代第一部系统阐述巴蜀历史、地理沿革的专著，当即被许多高校采为教材。1929年起，他多次深入西康考察，获得大量资料，相继撰成《西康诡异录》《西康十一县考察报告》等文。自1932年起任乃强陆续撰成并发表《西康图经》之“境域篇”“地文篇”“民俗篇”三卷，撰成《西康通志纲要》《康藏史地大纲》等著作，全面系统地论述了康藏民族的历史及地理沿革、政治变迁和宗教流派等问题，校注了藏文史籍《西藏政教史鉴》，发表《吐蕃丛考》等数十篇论文和《泸定导游》《天芦宝札记》等三部长篇考察报告。1940年，任乃强写成《关于藏三国》一文，首次对格萨尔王提出历史考察，提出格萨尔即林葱土司先祖的考证，至今仍为国内外学术界依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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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乃强的历史研究以地理为基础，以自己步测手绘所得，参以古今、中西、汉藏图籍，于1943年绘成百万分之一康藏标准全图和西康各县分图，此系当时国内外最精确的权威性康藏地图，填补了康藏研究中的一大空白。他还担任《康藏研究月刊》主编，发表了大量藏汉学者的研究成果和藏文典籍译作，开创了藏汉学者联合进行藏学研究的范例，对后来藏学研究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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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冯汉骥与考古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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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汉骥（1899—1977年），湖北宜昌人，我国著名考古学家、人类学家，我国近代考古学的开拓者之一，四川大学考古学专业的奠基人。1923年毕业于武昌文华大学，1931年赴美国哈佛大学研究院人类学系深造，1933年转入宾夕法尼亚大学人类学系，1936年获人类学博士学位。在美国期间发表的《中国亲属制》等文章，利用人类学“叙述式亲属制”与“类分式亲属制”的原理，探索中国古代亲属称谓之由来，使若干千古聚讼的问题得到科学而合理的解释，在当时的国际学术界产生较大影响。1937年抗战爆发后，应四川大学聘请，任史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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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冯汉骥与希洛克（J.K.Shryook）合著《彝族的历史起源》（《倮倮的历史起源》）一文发表于《哈佛亚洲研究杂志》第三卷第二期。该文对川滇黔三省彝族的历史作了简要论述，并对彝族文化特征进行了历史考察；对截至20世纪30年代中外学者有关彝族族源问题的各种说法进行了系统的介绍，并澄清了对彝族的许多错误认识。其基本观点不仅在当时是领先的，即便现在看来无疑也是正确的。这篇研究彝族历史及文化的论文，是当时关于彝族最具有代表性的精辟之作，在学术界影响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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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汉骥把注重田野调查和实地发掘的风气带入川大历史系。1938年暑期，他只身赴川西北松潘、理县、茂县和汶川等岷江上游藏族、羌族地区，进行民族学和考古学的实地考察，开创了川西高原考古发掘研究之先声。冯汉骥此行获得大量学术资料，并在汶川县雁门乡清理了一座石棺葬，随后撰《岷江上游的石棺葬文化》一文，首次科学报道此类墓葬，开创了川西北高原民族考古的先声。1939年，国民政府教育部组织川康科学考察团，考察康区的藏族聚居区。冯先生担任该团社会科学组组长，遍历康区，搜集民族学资料，着手康区民族的分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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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1943年，冯汉骥主持了成都前蜀王建墓的发掘工作，这是中国首次大规模地下墓室的发掘，并在1962年写成《前蜀王建墓发掘报告》。同时，他还重译了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一书，译文准确、畅达，被商务印书馆列入“汉译学术名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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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的四川考古学也在起步，民国早期英国人陶然士就在川西北调查挖掘过石棺葬，采集了古代的陶器、石器和陶片。1938年，考古学家冯汉骥对岷江上游的石棺葬进行过调查，在松潘、理番、茂县、汶川等地进行考察发掘，挖掘出了铜器、海贝、半两钱、铜剑、珠料等古代器物，为古代巴蜀的历史文化重建提供了实证资料，也为后来川大考古学开创了重视田野调查的精神。1942年庄学本在西昌旅行的时候，也发现了大批大石墓，并对川康地区的大石墓进行了考察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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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简史 [:1706652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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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地方志纂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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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清朝嘉庆时期修成了《四川通志》以后到民国，四川100多年没有修过省志，因此民国初期四川计划修省志，并成立了四川通志局。到1924年杨森主政四川的时候，还聘请了宋育仁担任总裁，并聘请了另外十几名四川的著名学者一起参加，其中最著名的是青年史学家刘咸炘。宋育仁的计划是从官政、食货、礼俗、学校、建置、舆图、艺文、人物等八个方面入手来写，强调要体现四川的地域特征。在省志的《修纂凡例》中提出，要弘扬传统学问，把集会讲学和修纂著述联结为一体，推进文化建设和社会改良。《四川通志》结构模仿《华阳国志》，体例模仿郑樵《通志》。从1926年写到1931年，其间由于杨森被击败，资金欠缺，因此宋育仁必须到处找各路实力派人物凑钱，断断续续才基本完成了《重修四川通志稿》，共有三百多册书稿。但是后来因为战乱和人事方面的变革，这批书稿损毁、遗失较多，一直没能正式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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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四川79个县一共修了84部县志，数量较多，但是质量较为粗糙。这和当时的战乱频繁，人事变革较多，且经费不稳定都有关系。如完成于1920—1923年的《江津县志》就提到，该志是在金戈铁马的氛围里面完成的，非常艰难。有一些县志的编者资料并不丰富，工作积极性也不高，只是为了完成任务而已。尽管如此，民国四川还是涌现出了一些高水平的县志，如宋育仁编修的《富顺县志》、张森楷的《新修合川县志》、吴之英的《名山县志》、向楚的《巴县志》等。这些民国县志在体例、内容、关注点等方面都体现了新时代的特色，如向楚的《巴县志》就在继承了章学诚方志体例的基础之上，适应新时代的问题意识，新设了工业、商业、交通、军警、市政、自治、革命军志等项目，记载了重庆的教案、通商案、租界案等。此外，该县志还具有浓厚的新时代观念，体现了作者向楚对三民主义的认同，对辛亥蜀军革命的歌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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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以外，民国时期四川一些县志还有意识地吸收了现代科学技术的成果，在舆图中使用现代技术的绘图，并使用现代摄像技术。大量现代测绘技术的使用，使得县志中的地图、图形更加规范化。经过调查统计后的统计图表开始较多出现，如学龄内青少年在本县的入学比例之类，能更翔实、精确地反映本县的教育状况。随着新时代史学方法的变化，很多县志的关注点也从典章、人物、艺文之类转移向社会经济、民生、实业、教育、军事等方面。传统县志中的仙事、祥瑞等超自然力量逐渐被祛魅，代之以地质、金融、卫生等现代知识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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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简史 [:1706652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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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巴蜀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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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学术界对巴蜀文化的研究，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即广汉真武宫玉石器坑的发现与发掘，成都白马寺坛君庙青铜器的发现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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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一说1931年）春，四川广汉县城西18里太平场附近真武宫南侧燕氏宅旁发现大批玉石器，其中不少种类在形制上与传世和其他地区出土的同类器型不同，引起有关方面注意。1930年，英籍牧师董宜笃（A.H.Donnithone）函约成都华西协合大学教授戴谦和（D.S.Dye）同往调查，获得一批玉器。戴据此撰《四川古代石器》（Some Ancient Circles，Squares，Angles and Curves in Earth and in Stone in Szechwan），备记其事，并对器物用途等略加探讨，发表于华西协合大学华西边疆研究学会主办的英文杂志《华西边疆研究学会会志》（Journal of the West China Border Research Society）第4卷（1934年）。1932年秋，成都金石名家龚熙台称从燕氏处购得玉器4件，撰《古玉考》一文，发表于《成都东方美术专科学校校刊》创刊号（1935年），认为燕宅旁发现的玉器坑为蜀望帝葬所。1933年（一说1934年），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葛维汉（D.C.Graham）教授及该馆助理馆员林名均应广汉县政府之邀，在燕宅旁开展正式田野考古发掘，颇有收获，由此揭开日后三星堆文化发掘与研究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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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7月9日，旅居日本并潜心研究甲骨文的郭沫若在给林名均的回信中，表达了他对广汉发掘所取得成果的兴奋心情，并认为广汉出土玉器与华北、华中的发现相似，证明古代西蜀曾与华中、华北有过文化接触。他还进一步从商代甲骨文中的蜀，以及蜀曾参与周人克商等史料出发，认为广汉遗址的时代大约在西周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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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葛维汉将广汉发掘及初步研究成果撰成《汉州发掘初步报告》（A Preliminary Report of the Hanchou Excavation），发表于《华西边疆研究学会会志》第6卷（1936年）。林名均亦撰成《广汉古代遗物之发现及其发掘》一文，发表于《说文月刊》第3卷第7期（1942年）。两文均认为出土玉石器的土坑为墓葬。至于年代，葛维汉认为其最晚年代为西周初年，约公元前1100年；林名均则将广汉文化分为两期，认为文化遗址的年代为新石器时代末期，在殷周以前，坑中所出玉石器则为周代遗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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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7月，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出版了郑德坤教授的《四川古代文化史》。在这部著作里，郑立专章对“广汉文化”进行讨论研究，他不同意葛维汉、林名均提出的墓葬之说，认为广汉出土玉石器的土坑应为晚周祭山埋玉遗址，其年代约为公元前700—前500年，广汉文化层为四川新石器时代末期遗址，在土坑时代之前，其年代约在公元前1200—前700年之间。广汉发掘尤其是“广汉文化”的提出，表明当时的学者对广汉文化与中原文化有异有同的现象开始寄予关注。不过，由于种种原因，“广汉文化”在当时并没有引起更多学者的特别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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